回忆谭季龙老师

我是一个学无所长的人。从孩提到初中，逐渐接受了一些家学，包括小学、史学、经学甚至文学，都是在我祖父陈质夫府君的启蒙和辅导下进行的。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地理学和外语，是在初中、高中学习的基础上，自己摸索积累，或者用一个美化的名称叫作自学。成年后进入社会，从中等学校到高等学校，其间当然也遇到过不少知名学者。但由于我自己秉性高傲，又不善交际，而相遇的学者，虽然知识丰富，却又不是我所感兴趣的专业。浮沉学海，岁月蹉跎，直到不惑之年，才遇了我生平第一位梦寐以求的老师谭季龙教授。中国人常常用“胜读十年书”的话来比喻邂逅一位鸿儒硕学的感受。但我遇见季龙老师以后的感受，恐怕还不是这句话可以概括的。

事情还得稍溯原委。1959年，当时水利部领导有兴建钱塘江河口潮汐发电站的设想，因此要进行一次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技术经济调查，前者委托华东师大地理系，由严重敏教授领导；后者委托杭州大学地理系，当时我是该系的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义不容辞地在这年暑期带领师生一百多人到宁绍平原工作。整整两个月中，师生们分别驻在各个指定地点，为了让各个地点互通声气和作些必要的指导，我在整个平原上往复奔走。因而发现了不少历史地理学上的问题，历史时期的湖泊湮废即是其中之一。我考察过许多这类湖泊的遗迹，如宁波广德湖、上虞夏盖湖、绍兴鉴湖、萧山湘湖等等。其他地方文献，几乎是同声一气，认为这些湖泊的湮废是当时水利上的莫大损失。历史上为了这类湖泊的兴废之争，真是连篇累牍。虽然主张兴湖者在社会舆论中必居上风，而湖泊却不断湮废。经过我在这些地区的往复考察和查核历史上的农业发展资料并与现状相比较，发现这些湖泊的湮废绝大部分在实际上并不损及当地的农业生产，而相反地促进了农业水利的发展。因而在野外考察结束以后，继续查阅文献资料，撰成《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一文，提出了与历来传统说法完全不同的意见，于1961年年底投寄《地理学报》。

1962年初夏，杭州大学历史系邀请谭季龙老师讲学。我是地理系的教师，因久慕谭师大名，也去参加听讲。这一次季龙老师讲的是有关杭州的历史地理问题，内容非常精彩。在中途休息之时，东道主沈炼之教授忽然走到我座位上告诉我：“谭先生要找你谈谈。”当时使我颇为惊愕，因为我与谭师并未认识。而正在说着时，季龙老师也已走到我身边，不待沈先生介绍，和颜悦色地说：“这位就是陈先生。”当时我真是受宠若惊，态度很不自然。于是他告诉我，我的关于古代鉴湖湮废的论文，已由《地理学报》寄他审阅，他称赞这篇文章是一篇历史地理佳作，因为它推翻了多年来陈陈相因的错误说法。他又说《辞海》（指当时刚出版的《辞海》试行本）的鉴湖条是他定稿的，但由于受旧说的影响，释文很不妥当，以后必须修改。至于我的这篇论文，他已寄回《地理学报》，大概即可发表。季龙老师的这一席话，或许就是他对我的启蒙。除了表现了他丰富的学识以外，更洋溢着他待人处世的坦率和真诚，确使我久久难忘，也庆幸自己从此获得了这样一位老师。

我的论文连同我制作的一整套古代鉴湖变迁图随即在这年秋季发表。尽管我在撰写此文时尚未得到季龙老师的指导，但当此文发表时，我的心情已经不同，因为已经有过名师的指点，自己明白了努力的方向。古代鉴湖这个课题，从构思到成稿，几乎花了我两年时间，开始颇有费力大而收效小之感，但是经过季龙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使我有了决心，继续把这类研究坚持下去。

时隔一年，中国地理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63年冬在杭州举行，我作为代表，拿了我的论文《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出席这次会议。历史地理组在季龙老师的主持下讨论了好几天，我仔细地阅读了所有在这个组宣读的论文，为的是聆听季龙老师对这些论文的评议分析，从中向他学得许多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承蒙他的允诺，曾经有机会与他长谈数次，实在获益匪浅。季龙老师非常欣赏我的论文，鼓励我再投寄《地理学报》。特别是他向我建议：“既然你对宁绍平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成果，今后应该继续在这个地区坚持和深入下去。”这一嘱咐，我至今铭记在心，而且或许确实是我继续以这个地区作为我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基地的重要原因。这一次杭州会议，是“文革”前我与季龙老师接触时间最长，受他教益最多的一次。我对他的扶植后进，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和学术观点传授给后辈的真挚感情，一直铭记在心。这一次见面以后，我们就开始通信。每一次信件来往，照例总是我提出问题或对某件事情的看法，而由他做出解答。使我常常感到惭愧的是，他的复信往往比我的去信长，有时长得很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1991年10月重病以前。

“文革”开始，在那张北京大学大字报出台后的第三天，我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从此失去了与人接触和通信的自由。但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让我得悉，季龙老师在这场横祸开始之时就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在“牛棚”之中，我时常以他的安危为念。1972年，这可能是十年灾难中政治压迫比较放宽的一年，我已经可以为“工农兵学员”讲课。这年秋季，“工宣队”控制下的系领导找我谈话，说我的教学任务可能还要加重，但我已六七年没有与外间接触了，教材必然已很陈旧，特别是由于我教的是外国地理，资料更新尤为重要。领导主动告诉我可以到上海去看看，接触一些新资料。当然，他们并不放心让我单独出门，是派一位年青教师“陪”我同行的。当时，我迫不及待地提出：“到上海能不能去看看谭先生？”回答是肯定的：“可以，我们已经去了解过，你可以去看谭先生。”说明事情安排得十分周密。直到1977年年底谭先生才告诉我，杭大确实去了解过。那一次到上海后，谭先生与我是以一种座谈会的形式会见的。杭大当然是我们两人，复旦除谭先生外还有三四人。“乍见反疑梦，相悲各问年。”但我们只有前半句的感受，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没有心底话可说，既相悲，也相庆而已。当然，当我握住季龙老师的手，心中喜悦确是难以言宣的。座谈会中复旦谈的是《中国历史地图集》，而我们谈的是浙江当时正在进行的农业地理研究。其实，季龙老师和我都明白，在这样的处境下谈学术，无非是一种见面的手段而已。谈了个把小时，我们言别。经过这样一场大灾难，我所景仰的季龙老师活下来了，而且气色不错，我自己也活下来了，而且我们又见面了。季龙老师送我到办公楼下，又紧紧地握一次手。

1973年年底，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国发134号文件”，受文单位是九个省市的出版局。内容是要这九个有外文翻译力量的省市分工翻译一套外国地理书，因为经过七八年的与世隔绝，国人对国外情况变得十分陌生了。浙江省出版局找杭大组织翻译班子，杭大至此不得不起用当时还是“牛鬼”身份的我。经过九个省市协商分工，我们承担的是南亚国家，原版以英文为主，因为我念过一点梵文，对翻译原版中常常出现的梵文词汇比较方便。从此，我实际上成为浙江省主持这一套译稿的人。为了避免在系里受“工宣队”的窝囊气，现在手头有了一张国务院文件，又是出版局出的旅费，我就长期在外面跑图书馆，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还有宁波天一阁等等。在上海图书馆看书，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每天奔走于南京路、长乐路和徐家汇之间，利用这个机会，常常与季龙老师见面。当时他住复旦九舍，礼拜天不上班，我可和他畅谈半天。说话当然彼此都得小心，许多话其实大家心照不宣。为了让我在上海图书馆看书方便，季龙老师为我介绍了顾廷龙先生。顾先生当时已被“结合”到领导班子里，别的权没有，但是让我读几部善本书，或者那些毫无道理而被封存的如《嫏嬛文集》、《小柴桑喃喃录》之类的书，他是能给方便的，这样一直到1976年秋后政治形势的好转。

从1976年冬在西安举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第一次审稿会议开始，从此，我经常与季龙老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特别是从1977年11月起，《历史自然地理》的稿子大部分已经完成，主要的七八位执笔人，在季龙老师的领导下，假华东师大进行审稿和定稿。整整两个月，我与季龙老师邻室而居，朝夕相处。这是我和他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我们之间谈话最多的一次。在这期间，我观察和学习了他的许多治学方法。他白天整日工作，除了不长的午睡时间外。晚上更是埋头工作，直到深夜二时。我算是长期来保持深夜工作习惯的人，就寝总在凌晨一时左右，但是当我每晚准备就寝，到户外作几分钟活动之时，我走过他寝室外的走廊，没有一天看到他比我早熄灯就寝的。两个月中，我每晚都感到惭愧，但每晚都比他早睡，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胜懊悔。凡是有深夜工作习惯的人，都有吃一点夜宵的需要，体力才能支持。季龙老师的“夜宵”，就是晚饭后随手带回的一个实心馒头，到了午夜，就用开水啃下它充饥。社会只为知识分子提供草料，而向他们挤取牛奶，从季龙老师身上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了。

我们在华东师大日夜奋战，一直到1978年元旦前两天才暂时结束。却不料季龙老师回家仅两天，就得了脑血栓病，而且病情十分严重。我于1978年年初到华东医院看他，医生告诉我他属于病危。他僵卧在病床上，鼻上插着氧气，手上吊着大瓶，双目紧闭不开。我是忍住了眼泪站在他身边的，勉强地说几句安慰话。当他知道我在他身边时，居然用微弱的声音开口说话。他说：“桥驿，请你转告杭州的老朋友们，我不会死，我还要好起来继续工作的。”听了他在病床上的这几句话，真使我悲不能抑。继之以对他在这种情况下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而无限景仰，最后对他的病体也发生了信心，我认为他在这样的重病之中尚充满复原的信心，说明他的意志力是何等坚强。就凭他这意志力，他是能够驱走病魔的。而事情的发展恰巧就是这样，这年初夏我再次探望时，他已移住龙华医院针灸，而且已能起床，靠别人扶持而尝试步行。真是一个奇迹。

由于季龙老师的病，《历史自然地理》的审稿定稿工作，只好暂时由我负责。我们选择了开封（因为稿中黄河的篇幅甚大，而此地接近黄河），在开封宾馆继续工作了四五十天。这期间，我几次写信向他汇报定稿工作中的问题，他常常复我长信，说明他不仅思维敏锐如故，而且右手也已完全恢复正常。

他的确恢复很快，不久就出院全力投入工作，历史地理方面的许多重大工作，都在他的领导下赓续进行，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的筹划和撰写，《历史地理》的筹划和创刊，《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公开发行，特别是工程浩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即《国家大地图集》）中《历史地图集》的筹划和编纂，常常让他煞费考虑。这中间，许多次会议，如1979—1980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历次《国家大地图集》的《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等，他都要付出很大的辛劳。复旦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培养了不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同时还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筹划和主持了198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段时期，他不仅在复旦而且也为整个历史地理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85年春，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在国立大阪大学讲学并做些研究工作。日本学术振兴会很愿意邀请中国学术界的名流前去讲学，当我与我的好友斯波义信教授谈及谭先生身体良好可以访日时，他十分高兴，欣然向日本学术振兴会建议邀请，而邀请书在我返国后不到半月就接踵而到。季龙老师于1986年访日，并出席了在京都举行的日本历史学会年会，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赞扬，为中国学术界赢得了荣誉。

这段时间，我曾两次邀请季龙老师到杭州。第一次是1983年我的第一位研究生乐祖谋君毕业之时，季龙老师为他主持答辩。这是“文革”以后他第一次到杭州，所以非常高兴，会见了多年不见的老友朱福炘、江希明、沈炼之、黎子耀、蒋炳贤等先生。答辩以后，我又陪他到了绍兴。因为他告诉我，他的原籍也是绍兴，祖辈逾浙水北迁到嘉兴。他在绍兴游览了兰亭和禹陵，兴致极高，又对绍兴学术界讲了话。对于绍兴来说，到来这样一位学术界名人，真是为地方增添了许多光彩。另一次是1987午，浙江省编纂《浙江古今地名词典》，这在全国各省也是首倡，词典由我主编，我请他当顾问，他到杭州是向词典编委会做学术报告的。他讲了浙江省的沿革变化和开拓过程，并且也讲了编纂地名词典应注意的问题，编委们受到极大的启发。这一次让他游了一些西湖名胜，虽然是旧地重游，但是兴致还是很高，他的身体除了左手左腿不便外，还是相当健康，观察力也很敏锐。记得有一天杭州市政协请他吃宋菜，是他发现了这家堂堂的宋菜馆，但招牌实在写了错字。“梦粱楼”应从吴自牧《梦粱录》，但店门口却把“粱”写作“梁”。大家都没注意，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个重大的错误。

1985年，中国地理学会各专业委员会换届，他坚持要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这副担子卸给我，我无法说服他，只好接了这副担子。按照他创立的传统，两年一度的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赓续进行。由于我把会议地点安排在兰州和太原，显得太远，与会学者特别是一些近年来后起之秀的中青年学者，都以季龙老师没有出席，未能一睹这位学术界元老为憾。1990年是他的八旬大寿，这一年的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由复旦大学主办以示庆祝。为了向季龙老师热烈祝贺，我们夫妇赶到上海赴会。不少历史地理学界已经崭露头角但尚未见到过季龙老师的中青年学者纷纷来到上海。我国又一部通论性《中国历史地理》（上、下册）的作者张步天副教授即是其中之一。虽然他的书名还是通过我请季龙老师题写的，他希望拜见这位学术泰斗的心情真是如饥似渴。当我为他引见季龙老师时，我发现他已经激动得热泪盈眶。许多人当季龙老师第一次在休息室出现时都起来包围住他，久久不散。此情此景，实在令人难忘。

学术讨论会中专门有一个下午是祝寿会。会议由我主持，除了我的开幕词以外，还有七八位中外学者（其中多数是他的学生）就季龙老师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成就作专题发言。季龙老师当然感到慰藉和高兴，所以精神特别好。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问他是不是休会一刻钟休息一下，他表示不必，让大家继续发言，祝寿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气氛热烈而融洽。这天晚上会餐，我特意坐在季龙老师边上，目的为了控制他喝酒，因为大家都要向他敬酒，他不免要多喝，我从旁观察，随时提醒他和陆续而来的敬酒者，敬了就算，不必一定让主人也喝。这天晚上，他确实特别愉快，我真是由衷的高兴。可惜，这一次团叙以后，我和季龙老师的下一次见面，竟在华东医院他的病榻之旁，而且他已经不能再和我谈话了。

去年10月，我去桂林参加徐霞客诞生3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湖南的几所大学邀我顺道讲学，而特别重要的是，我要到长沙去安排两年一度的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选择在长沙举行，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长沙与上海有直达的民航及铁路交通，便于季龙老师出席会议。10月25日晚上，我们假湖南师范大学宾馆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会中还提及一定要请谭先生光临的话，却不料他在此前一周已经病倒，因为我旅行在外消息隔膜所致。回到杭州以后，由于接二连三的外出开会，直到12月24日，因为主持王振忠博士的答辩会才去上海。这天下午，在邹逸麟、葛剑雄两位教授的陪同下去华东医院看望季龙老师。他僵卧床上，赖鼻饲维生，病情十分严重。我报了名，他竟立刻微睁眼睛。我说：“谭先生，1978年在这里，您信心坚强，那年我看望了您以后，病情就好转了；这一次我又来了，您的病也会和上次一样地好起来。”他在枕上摇头作苦笑状。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这一次可不行了。”邹逸麟教授拉开一点被头，让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还颇有力，一直握住我不放。我只好再说一些安慰的话，他都听得懂，三四十分钟以后，为了不让他过分疲劳，我向他告辞，说下次再去看他。他立刻加紧握住我的手，面部显出欲哭之状，而且频频摇首。我实在痛苦万分，几至不能自已。只好再过了十多分钟，看他渐渐入睡，就轻轻放开他的手，忍悲离开病房。这是一次与我最尊敬的老师的诀别，当时的心绪如麻，真是不堪回首，却又永远难忘。

从去冬开始，由于我的颈椎病频发，身体一直不佳。今年8月，不得不住进医院。这是一所与华东医院性质相似的医院，在这样的医院里，病床上常常萦绕着季龙老师卧病的情景。9月2日上午，我正躺着挂大瓶，阙维民君照例来送信件报刊，但这天他神情有些反常，匆匆地先拿出一份电报，竟是季龙老师的噩耗。我全身颤动，几乎拉倒了挂大瓶的铁架。我就这样失去了我尊敬的老师。

中国人对于一位志行高洁的鸿儒硕学，常以“道德文章”四字相尊，对于季龙老师来说，这四个字受之无愧。而他的未竟事业，自有后来人继续完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一条自然规律，谁都抗拒不了。当然，身后场面有轰轰烈烈与冷冷清清之分，但能够做到“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者却实不多见。作为季龙老师生前的一个学生，我为我的这位尊敬的老师在这八个字上也能受之无愧而感到骄傲！

1992年9月于杭州浙江医院

原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