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理论基础

一、制度逻辑的定义

传统的经济理论从宏观、微观两大角度探讨经济增长中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贡献，它的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制度。新制度学派的视角转移到组织、制度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是制度要素。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将制度提升到经济增长根本原因的地位。民营企业的融资在社会制度中运行，制度被经济学家们定义为是影响组织行为的一种游戏规则，包括管制结构、政府部门、法律、法庭和专业。这些规则其实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关于人们对这个世界认识的一种主观感受，人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以及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这些规则亦可以是一种制度逻辑，制度学派认为人类超越已有组织的行为会影响一个组织的生产规则和程序。制度逻辑，是指将制度学派的理论应用在一个较长时间的制度动态演变过程中。Thornton和Ocasio将制度逻辑定义为：“个人的生活和经历的出现和再次出现是由于当时社会的结构，以及各种历史形态（例如实践、假设、价值观、信念以及规则）所造成的。”

二、制度逻辑的出现和演变

（一）社会认知与制度逻辑的生成及演变

制度逻辑代表了个体的一种原则、行为以及他们所特有的某种特征。他们的认知和行为被更高级别的信仰体系灌输。大概来讲，制度逻辑集中于行为参与者的特定的行为策略和实践方法。一种流行的制度逻辑会被认为是合法的，相反，如果一些参与者的行为与现有逻辑规则不一致则被认为是非法的。这也就是说，两种内容不一致的制度逻辑有可能以相互竞争的关系同时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两种制度逻辑存在竞争关系，但是最后会只剩下最适合社会发展的那个制度逻辑。例如，Thornton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在出版市场中，两种制度逻辑（重视个人声誉和重视市场渠道）同时存在。制度逻辑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进行变化。更具体地说，社会的认知会影响到制度逻辑的出现和演变。

Thornton等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会受到他的社会认识和意识的影响，而一个人的社会认识和意识又是在许多人的共识中得到的。制度逻辑的存在与变迁是以文化的相对稳定和转型为先导的。作为群体共识的外在形式，文化认知驱动制度逻辑在合法性基础上平稳、有目的、有秩序地过渡。这就导致现存的制度逻辑有可能被新的制度逻辑所取代。例如，奥地利的公共管理者提出存在竞争关系的制度逻辑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认知。制度逻辑在这种前提条件下，随着时间推移，会受到制度参与者自我的认知和社会认知程度的影响。最后，那些制度参与者如何表达自身的社会认知和如何维持相应的制度逻辑，对新的制度逻辑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总而言之，制度逻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存在，它们的存在依附于制度参与者的价值观和对社会认知的信仰。不同的制度逻辑反映了不同的行为规范，而对于两种内容相反、存在竞争关系的制度逻辑，在不同时期其中一种制度逻辑将处于主导地位。当然在观察制度逻辑演变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注意，制度逻辑的演变过程并不是呈现单一的线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制度逻辑具有多变性，会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一些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制度会影响组织形式从而导致制度的改变。制度的变迁在某些情况下会是不连续的，或者是由于受到外来的冲击造成的。新制度社会学对制度逻辑变迁的解释是原制度内部机构的张力，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的旧制度合法性危机。

（二）多重逻辑与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社会群体遵循不同领域的制度逻辑。制度的形成并不能从单一机制的视角来分析，否则容易造成偏差，形成本末倒置的结论。

周雪光和艾云提出了“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包括三大核心：一是从多重制度逻辑着手，分析它们的相互作用以及制度变迁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不同的制度逻辑共同塑造了新的社会制度，特定制度逻辑本身的作用受到其他制度逻辑的影响和制约，应该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制度的形成。二是制度逻辑作为一种宏观概念，以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为微观基础和体现。制度逻辑体现在人们重复存在的稳定的行为方式上。这为制度逻辑提供了可行的观察实证基础。三是制度变迁是内生性过程，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相互作用的次序和时间不同，导致制度变迁的结果相去甚远。

（三）组织对制度逻辑冲突的管理

早期的制度研究认为，在同一个社会时期必然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逻辑，而近期的研究趋向于多重制度逻辑长期存在并维持持续的竞争关系，从而导致制度逻辑冲突。持续的制度逻辑冲突导致组织在合法性、权力竞争、发展方向和稳定性等问题上的模糊和混乱，给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如何有效地管理制度逻辑带来的冲突问题，成为决定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组织场域是指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在特殊情境中由承担不同制度逻辑的行动者的行为体现的一种实践空间。近期研究认为组织场域结构的制度化、碎片化、中心化程度等极大地影响了制度逻辑冲突的性质和程度。通过对组织场域结构的控制和改变，尽可能地管理制度逻辑冲突，是保证组织在复杂的制度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思路。

此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组织更好地扮演制度创造者，取代以往制度规避者的角色，将制度逻辑冲突视为一种战略资源而不是传统的约束力量，通过新型的组织形式，整合式地创新多重制度逻辑，能够有效地管理制度逻辑冲突。制度逻辑和组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组织行动者在服从制度逻辑做出行动选择的同时，也对制度环境做出应对策略。在当代中国，非营利组织所在的制度环境是市场管理逻辑和社会服务逻辑双重合法性约束共存，其结果是非营利组织实际业务偏离结构，这是制度规避的典型案例。

组织场域结构受到微观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制度逻辑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法律、规则和认知的影响下通过合法性机制和路径依赖等先定了企业的战略选择集，同时，微观企业的战略选择通过在宏观层面上集结而对组织场域结构产生影响，使得组织场域中成员力量和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从而影响制度逻辑。这种关系为组织应对制度逻辑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即改变微观企业的战略选择，架设起微观企业和宏观制度环境之间的桥梁。

三、宁波民营企业百年融资史的内生机制：制度逻辑的变迁

本书主要通过回顾宁波民营企业从1912年到2012年发展历程来研究制度逻辑的演变。宁波商人的社会认知、道德观和价值观使建立在社团关系基础上、无需抵押物的钱庄在民国时期广为流行，我们称这种融资模式为社团逻辑。在1935年之后，由于钱庄自身经营的问题和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社团逻辑渐渐衰落，相反，以市场为依托、依赖于抵押物的银行开始流行，我们称这种融资模式为市场逻辑。也就是说，社团逻辑和市场逻辑在民国时期共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制度逻辑出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最后市场逻辑取代了社团逻辑成为主流的制度逻辑。

新中国成立之后，依赖政府分配金融资源的政府逻辑取代传统的社团逻辑和市场逻辑成为主流的制度逻辑。但是，我们认为政府逻辑对社团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替代，并不意味着传统逻辑的消失。相反，我们认为传统制度逻辑以其独特的形式保留下来并得以传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宁波民营企业可以快速崛起，而依附社团逻辑的民间金融亦开始复苏。1978—2012年期间的宁波民营企业融资模式从最初的社团逻辑逐渐向市场逻辑过渡。同1949年之前一样，两种制度逻辑出现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最后呈现市场逻辑逐渐取代社团逻辑为主流制度逻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