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产品内分工的实证研究

一、产品内分工的度量

当关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理论不断发展时，相应的实证研究也不断进行。要做经验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产品内分工的度量问题。

产品内分工的准确度量是比较困难的。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产品内分工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度量。

（一）利用零部件贸易数据、中间产品贸易数据或者加工贸易数据设计指标进行度量

由于零部件贸易是产品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态，而且数据从国际或地区标准贸易分类的海关统计数据库中容易获得，较多学者都用零部件贸易作为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度量。代表的学者主要有Ng和Yeats（1999,2003）, Gorg（2000）, Lall、Albaladejo和Zhang（2004）, Jones、Kierzkowski和Chen（2004, 2005）, Amighini（2005）, Athukorala（2003,2005,2006a）, Zeddies（2011）, Kimura和Ando（2003）, Kimura、Takahashi和Hayakawa（2007）等。他们一般采用国际或地区贸易标准分类SITC REV2.0或者REV3.0中的第7类和第8类机械产品零部件贸易来表示产品内国际或区域贸易。

还有一些学者利用国际或区域贸易分类的另一种方法BEC（Broad Economic Catalogue）来度量。由于在这种分类里，中间产品可以与最终产品区分开来，数据也比较容易获得，他们利用中间产品贸易或者在此基础上设计其他指标度量产品内分工程度。如Geishecker和Gorg（2011）则利用中间品进口及产业产值数据测度外包。计算公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外包是指从某国或某地区外同一产业的中间品进口占国或地区内该产业产值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式中，IMP表示一国或地区从该国或该地区外同一产业的中间品进口的进口值，j 表示产业，Y表示该国或该地区内j 产业的产值。

广义外包计算中则包括了该产业从该国或该地区外进口的所有中间品。计算公式为：

还有些学者如田文（2006），王峰（2008）为了计算简便，利用中间产品贸易制造非一体化生产指数代表产品内分工程度，如一国或地区非一体化指数为一国或地区进口中间产品贸易额占总产出的比重。

许多的发展中东道国或地区往往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产品内国际或地区间分工和国际或地区间贸易，因此，有些学者也用加工贸易法来度量产品内国际或地区间分工。如Baldone（2001）, Feenstra和Hanson（2003），张纪（2007），高越和高峰（2006），邱斌（2007）等主要用这种方法研究东亚区域的产品内分工。

（二）利用国际或地区间投入产出表设计指标进行度量

Hummels等（2001）将进入出口产品中的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及其比例作为考察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指标，称为垂直专业化指数。他将产品内分工描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首先对这种分工的主要形式进行了严格定义，然后依据其定义给出了计算这种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指标。要能将出口产品中的进口投入品价值区分开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Hummels等利用国际或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实现了该指标的计算，投入产出表提供了各个产业详细的中间投入、出口和产出数据。根据他的计算，一国或地区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就是一国或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或地区间分工的程度。依据其定义，垂直专业指标有两种，一种称为垂直专业化贸易份额（Vertical Specialization，即VS），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i代表产品，k代表国家或地区。

另一种指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品中被进口国或地区当作中间投入品的价值，记为VS1，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i为产品，j 表示k国或地区出口的目的国或地区。

为了反映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或地区间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还要计算VS 占出口的比值，即VS 比率。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Hummels等的方法后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后较多学者如Chen, Kondratowicz和Yi（2005）, Dean, Fung和Wang（2008），以及国内学者吴福象（2005）、刘志彪、刘晓昶（2001）、平新乔（2005,2006）、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等使用该指标进行各自的经验研究。其中，有些人的研究中该指标基于实际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进行了改进或修正。

（三）现有度量方法的局限性

上述三种度量方法，虽然在研究中都有人使用，但结合实际应用，都不是完美的测量方法。

1．利用零部件贸易进出口度量方法的局限

首先，零部件数据不能全部显示在所属的终端产品编码下面，比如汽车产品里面并不包括塑料、轮胎等零部件；其次，有时难以区分零部件与终端产品；第三，贸易数据无法追踪同一最终产品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产阶段，很难统计一个最终产品沿着分工链条的具体贸易情况。因此，通常情况下，零部件贸易数据会低估现有产品内国际或地区间贸易量。

2．利用加工贸易数据进行研究的局限

许多学者利用加总的加工贸易数据代表一国或地区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面较窄，且受一国或地区加工贸易的比例大小的影响。对一些加工贸易比例不大的国家或地区根本不适用。

3．利用国际或地区间投入—产出表设计指标度量的局限

（1）投入—产出表假定所有经济部门具有相同的进口品投入系数。这不符合事实。

（2）数据收集起来有困难。就现有数据来看，不同数据库的数据统计口径不一样，对产业的分类不一样。比如国际或区域贸易标准分类SITC将产品分为10大类90章；而中国分类是GB/T 4754,2011年最新分为三次产业共96大类。因此计算不同国家或地区具体部门的中间产品进出口时，首先需要统一产品分类口径，这个很困难。同时，如果进行纵向时间序列分析，算不同年份的产品内分工指数，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的分类也可能不一致。

（3）投入产出数据的不完整，年份不连续。比如，中国到目前为止，投入—产出表只编制了1992年、1997年、2000年、2007年，年份数据缺失严重，用已有的数据经过处理替代缺失数据会影响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各种度量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方法均有缺陷，实际进行研究时，要视研究对象的特征和数据的可得性进行相机选择。当然，也可以在现有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编制新的合理指标进行。

二、东亚区域产品内分工的实证研究

东亚区域的产品内分工很典型，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关于东亚区域产品内分工的实证研究主要为：东亚区域产品内分工的原因，给东亚区域经济带来的效应，如技术进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等。尤其是关于中国的研究比较多。学者们普遍关注到了中国大陆在东亚产品内分工中的作用。以下，分别从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的角度进行较详细的介绍：

（一）国外研究

关于东亚区域的产品内分工的国外实证研究比较多，代表性的有Ng和Yeats（2003）, Lall、Albaladejo和Zhang（2004）, Amighini（2005）, Ando（2006）, Eichengreen和Tong（2006），以及Kimura、Takahashi和Hayakawa（2007）等的研究。

Ng和Yeats（1999）针对东亚产品内分工研究发现，该区域的产品内分工导致了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区域内贸易的增长对区域合作和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效应。并且，中国在东亚区域产品内分工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Ng和Yeats（2003）再次利用东亚区域的零部件统计数据分析东亚产品内分工扩大的原因，研究证明各经济体从事不同工序生产取决于各自的比较优势。

Lall、Albaladejo和Zhang（2004）利用SITC Rev.2四位数的零部件贸易数据分析了东亚和拉丁美洲的电子和汽车产业的产品内分工。他发现，由于技术原因，不同产业的产品内分工发展是不一样的，如世界电子产业比汽车产业产品内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发展更快。在东亚区域，电子产业网络更加广泛、先进，并且形成一体化的区域系统，导致东亚制成品增长速度增快，并加快了该区域最终产品的出口快速增长。他还特意研究了中国在东亚区域产品内分工中的作用。在低技术产品领域，中国与其他低技术产品制造国家或地区之间有竞争，但是在高技术领域，中国大陆与东亚其他相邻经济体是互补关系。

Amighini（2005）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针对中国通信技术产业，利用净贸易指数（Net Trade Index）和Balassa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探究了中国通过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发现，通过参加东亚产品内分工，中国提高了技术水平。

Athukorala（2003,2005）详细介绍了如何获得零部件贸易的数据。并且，对当前全球的产品内分工现状进行了介绍，重点分析了东亚经济体在全球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产品内分工对东亚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Athukorala（2006）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产品内分工。对东亚地区的产品内分工的程度、趋势和模式进行了探讨，尤其强调了中国的作用。并且，通过比较发现，东亚地区对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地区，虽然区域内相互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并没有减轻整个区域经济对外部市场尤其是北美和欧盟的依赖。

Ando（2006）分析了东亚的产品内贸易与单向贸易和水平产业内贸易的相对变化。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亚产品内贸易增长明显，单向贸易相对下降，水平产业内贸易也有所增加，但不明显。

Eichengreen和Tong（2006）利用BEC国际或区域贸易分类标准数据，将中国纺织品和消费电子产品的出口进行分解，研究了产品内分工对中国贸易往来国或地区的影响，以及对吸引水平和垂直FDI的影响。结论认为，由于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中国的出口增长不利于生产消费品的国家或地区，有利于生产及出口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国家或地区；对吸引垂直FDI生产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国家或地区形成正效应，吸引水平FDI的国家或地区形成负效应。

Kimura、Takahashi和Hayakawa（2007）利用引力模型，比较了东亚和欧洲的产业内及产品内国际或区域贸易模式，研究认为，比较优势理论适合解释东亚区域的分工与贸易，而规模经济理论适合解释欧洲地区的分工与贸易。

（二）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对东亚产品内分工的实证研究主要对象是中国，研究了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决定因素，以及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获得的利益；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组织形式的选择。

1．关于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

不同学者均采用不同方法度量中国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的程度。比较代表性的是采用Hummels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度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采用了Hummels等估算垂直专业化比率的方法，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运用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国1992—2003年间的出口贸易中垂直专业化比率以及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比率。研究表明，经过12年的发展，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垂直专业化比率上升了7.8%，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垂直专业化比率上升更多，达到8.2%。由于中国的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与国际或区域贸易标准分类不一样，而且年份也不齐，后来有些学者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补齐数据，计算连续年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利用OECD（2009）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并与31个其他经济体进行了比较。测算结果发现，1995—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增长了72.39%，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增长尤其迅速，增长了131.5%，几乎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刘利民和崔日明（2011）假设各个行业的总产出分别按照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增长，将中国缺失年份的农业、各个工业行业以及服务业的总产出数据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计算，利用中国1992、1997、2002、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国分行业1992—2009年共28年的连续年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结果也显示，总体来看，中国初级产品部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国际或区域产品内贸易水平都呈下降趋势；高技术部门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内贸易水平提升较快；服务贸易内各行业的国际或区域垂直分工也有大幅度提升。当然还有其他较多学者对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进行了测算，如高越（2006），胡昭玲和张蕊（2008），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张路路（2006），张纪（2007）等，他们计算出的结果从数据上来看由于处理方法不一致，结果有所不一样，但大体上都能看出，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在提升。

2．关于东亚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卢峰（2004）提出了产品内分工强度取决于五个因素：生产过程不同工序环节空间可分离性、不同生产工序要素投入比例差异度、不同生产区段有效规模差异度、产品及其零部件单位价值运输成本大小，认为跨境生产活动的交易成本。虽然他没有对其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但这几个因素基本上成了其他学者做实证研究时考虑的对象。彭支伟和刘钧霆（2008）以Hummels等（2001）的方法为基础，计算了1995年和2001年东亚10个经济体的总体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和各经济体所有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各经济体间要素禀赋的差异、行业规模程度和关税壁垒等是影响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东亚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东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区域内部关税率的反应弹性高于对区域外部关税率的反应弹性，这是由于东亚地区在促进垂直专业化分工方面的区位优势作用。蒲华林（2009）认为产品内分工受产品的物理属性、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利用引力模型检验了这些因素对中国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规模和人均购买力（人均GDP）的确能够促进双边产品内进出口贸易；制造业相对工资上升有利于双边产品内进出口贸易；距离对于中国产品内双边进出口贸易负影响并不大；区域贸易协议安排能够促进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王中华和赵曙东（2009）也选取了中国工业行业1992、1997、2002以及2005年四年的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参与产品内程度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选择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有行业的劳动力成本、行业的关税水平、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有出口密集度和行业要素密集度两个虚拟变量。结果表明，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与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关税水平等显著负相关，与劳动生产率水平、出口密集度显著正相关。而且，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往往具有更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产品内分工的正影响更大。彭支伟和白雪飞（2010）利用东亚经济体1992—2006年的产品内贸易面板数据，重点论证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联系成本的降低对东亚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快速发展的影响。戴魁早（2011）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选择对1995—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经济的外向程度、市场规模和资本密集度均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水平。

3．中国在参与产品内分工中获取的利益

蒲华林（2009）利用进出口零部件单位价值比率作为衡量指标测量了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获得的价值。研究发现在大多数年份，中国大多数零部件的出口价格都低于进口价格，这说明虽然中国零部件出口贸易增加，但是出口的零部件相对价格较低，属于低端零部件，而进口的零部件相对价格较高，属于高端零部件。因此，在零部件贸易中，中国生产并出口的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取的价值并不大。孟祺和隋杨（2010）使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其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受到跨境公司和出口网络的限制，中国企业所获得的产品内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

三、非东亚区域产品内分工的实证研究

对非东亚区域的产品内分工进行经验研究的主要有Hummels、Ishii和Yi（2001）, Ruane和Goerg（1999）, Gorg（2000）, Arndt（2004）, Dluhosch（2006）, Jones、Kierzkowski和Chen（2004,2005）, Egger（2005）, Defever（2006）, Zeddies（2007）等。他们的实证研究主要为两方面：一是采用特定测算方法计算世界不同区域或国家的产品内分工程度以及随着时间变化的发展趋势；二是验证影响产品内分工的影响因素。

Hummels、Ishii和Yi（2001）将产品内分工作为国际或区域垂直专业化来研究。他们计算了10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体及韩国、墨西哥、中国台湾和爱尔兰等一共14个经济体的垂直专业化水平，研究表明产品内贸易占这些经济体1990年出口的21%，占这些经济体1970—1990年间出口增长的30%。同时，实证研究表明，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于关税和运输成本等贸易壁垒的不断下降。国家或地区规模大小、行业性质差别等也会影响产品内分工程度大小：垂直分工比例与GDP和人口的相关系数为负，说明大经济体比小经济体的垂直分工比例更低。农林渔行业垂直专业化程度低，石油、化学和机械产业垂直专业化程度高。而且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同一产业部门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也有分别。

Ruane和Goerg（1999）研究了爱尔兰的电子产业的产品内分工。他们认为全球化促进了爱尔兰的电子产业片段化生产。数据显示，爱尔兰的片断化生产的规模增长快速，甚至超过了欧盟总体的平均增长速度。

Gorg（2000）研究美国和欧盟之间产品内分工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劳动成本、国外（或地区）直接投资和产业部门比较优势决定了一国或地区在某行业的产品内分工，劳动力成本越低、国外（或地区）直接投资越多、比较优势越大的部门产品内分工程度越高。

Arndt（2004）的研究更加细致。他利用美国和墨西哥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别从两国的总贸易、制造业行业贸易以及零部件贸易等层面检验不同因素对贸易的影响。Egger（2005）则考察了经济总量、要素禀赋、交易成本以及基础设施因素等对欧盟12个经济体加工贸易的影响。

Jones、Kierzkowski和Chen（2005）研究了服务成本对产品内分工的决定作用，研究表明世界经济（收入）增长会促进片断化和零部件贸易，并且服务价格下降会导致外包和零部件贸易增长的假设。

Dluhosch（2006）探讨了产品内分工对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认为产品内分工更易于使高技术劳动力的报酬增加，但在某些情况下，低技术劳动力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在一个合适的参数范围内，两种类型的劳动力都可以获得产于产品内分工带来的收益。

Defever（2006）和Zeddies（2011）都研究欧洲的产品内分工。前者利用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企业进行产品内分工的生产活动的区位选择，他发现企业之间工序联系越紧密则区位越趋同。后者利用零部件贸易数据研究产品内分工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要素价格差异是众多因素（其他要素还有物理距离、交通成本、人力资源差异等）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四、文献简评

从现有关于产品内分工的实证研究来看，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测量不同区域或不同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以各种形式表现为片段化生产、国际或地区分割生产、国际或地区垂直专业化分工），横向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融入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区别，还有不同行业的差别，纵向比较不同区域或国家随着时间变化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变化；二是利用测量的产品内分工程度数据来验证理论上影响产品内分工的因素，如GDP、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人均GDP差异、服务联系成本、交通运输成本等。这些研究为产品内分工理论提供了佐证。但是，由于产品内分工测量的困难，以及数据的不可得性，目前关于产品内分工的实证研究还很有局限，尤其是关于分工的微观主体企业的组织形式选择的实证很贫乏，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微观企业的数据很难获得。未来关于实证研究可以从测量方法和理论基础两方面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