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

许多研究者致力于探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但由于跨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性与个体差异性，很难穷尽所有相关的影响因素。前文提及沃德与肯尼迪等合作者提出了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所涉及的两个维度，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维度，此后针对这一理论所开发出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经过后续实证研究的反复验证，所包含的影响因素较为全面，并且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沃德与肯尼迪发现，心理适应主要受到性格特征、生活变化、压力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影响，并且这些因素可能使旅居者伴有压抑、孤独等情感。社会文化适应则受到旅居时间的长短、文化距离、旅居者自身具备的文化知识及与东道国人民交往的频次等因素的影响。结合其他学者在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本研究将对人口统计学因素，之前海外经历，社会关系网络，文化距离等几个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2.2.1 人口统计学因素

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研究者们对于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贝瑞在提出文化融合策略理论之后，以文化融合压力作为共同的指标，对其过去十年内被研究的一千多个个体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认知方式等）及不同的社会因素（社会支持、联系等），会有不同的压力现象[52]。与之相似的一项研究在由韦斯曼（Weissman）和法纳姆共同展开，两人对美国旅居者到英国前及到英国后六个月的期望值和心智健康进行了测量，研究结果显示，期望值与多个人口统计学变量相关，尤其是心智健康；而心智健康与期望值的差异大小与旅居者的经历密切相关[53]。里布肯德（Liebkind）在贝瑞文化融合策略模型的基础上对159名难民及其父母或监护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背景、移民前的创伤经历、移民后的文化融合经历、文化融合态度及预测文化融合水平以及感受到的压力，得出研究结果，文化融合态度及其文化融合水平取决于性别和代际差别所影响的文化融合压力，而文化融合态度可预测成年女人的压力症状[54]。然而在2003年汉莫（Hammer），贝奈特和怀斯曼（Wiseman）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跨文化发展量表，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只有在部分的子量表中对跨文化适应的结果产生了影响，而年龄、教育程度以及社会需求等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距[55]。

2.2.2 之前海外经历

多位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之前旅居经历和跨文化适应之间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但这种正相关的关系需要把跨文化经历的时间跨度和这种经历的性质考虑在内，比如过去海外经历的种类。如果旅居者过去的海外经历与现在的经历之间有着比较大的文化距离，则可能不会促进当前的跨文化适应。马丁（Martin）研究了大学生跨文化能力与之前旅居经历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包括没有海外经历的、少于3个月和3—12个月的学生，研究发现旅居者的跨文化竞争力与其之前海外经历的长度呈正相关，经历越多的，跨文化竞争力越强，而少于3个月的海外经历并不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显著提升识别跨文化差异的能力[56]。此外，布莱克和格雷格森（Gregersen）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去的跨文化经历对旅居者目前的适应没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该研究中受访者的曾经居住过的国家在文化维度上有较大差异。例如，如果旅居者充分的海外经历都局限于集体主义文化中，他们可能仍旧会在个人主义文化面前遭遇适应困难[48]。

2.2.3 社会关系网络

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最为经典的理论为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的弱关系的力量和伯特（Burt）的结构洞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关系的力量认为，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纽带关系，而强关系维系着组织的内部关系[57]；伯特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群体之间的弱联系就是市场的社会结构中的洞。这些社会结构洞为那些横跨这些洞的个体创造了竞争优势，网络就是行动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在大多数情形下它指的就是社会关系网络[58]。社会关系网络是指一种或者多种人际关系相联系的人组成的集合。根据此定义，“人”指的是个人，“关系”是指这些人之间的相关性，构成了三种社会关系网络形式——整体网络、多模式网络以及个人网络[59]。出于研究需要，本研究聚焦在沪外国专家的个人网络，即由一个主角色和一些与主角色有关系的人组成，包括下列几个维度：网络规模、多样性、密度、紧密程度、联系频率以及所提供的支持等。

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或多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所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集合，是影响旅居者在跨文化情境中对异文化的适应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个体可以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帮助，来获得各种资源的支持（如友谊、情感支持、金钱等），使其生活中所遭遇的危机和难题得以解决，并且能确保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得到维持[60]。沃德和德乌帕（Deuba）调查了东道国和母国文化对旅居者适应状况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两种文化都能成为旅居者有效的社会支持资源，其中来自东道国的社会支持对旅居者的认知和情感上的帮助影响更多。这是因为，通过与东道国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接触和交往，不仅能得到有效信息，还能使其在情感上、道德上得到支持。同时这也能帮助旅居者提高语言能力，减少了过渡期的压力，促进他们对异文化的适应[61]。布莱克和格莱格森收集了220个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美国外派经理数据，检测之前海外工作经历、文化培训、在海外的时间、角色冲突、社会融入、社会和工作相关的适应、伴侣适应、文化新鲜度与跨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可以有效促进跨文化适应以及工作适应[49]。阿德曼（Adelman）在1988年的研究中，通过问卷的形式，对旅居者的社会人际关系进行探索，并对非亲密的社会支持（如店员、理发师、调酒师等）进行了一定的关注。研究结果显示，有相同旅居经历的同胞所提供的支持，对于旅居者克服跨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困难有着较好的影响[62]。与之相似的为沃德和拉娜（Rana）开展的一项研究，同样以问卷的形式，以身处尼泊尔的旅居者为研究对象，系统调查了母国文化与当地文化对旅居者的适应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母国文化和当地文化分别影响着旅居者的心理适应情况，并且来自母国的社会支持对留学生的认知和情感领域的影响更大[61]。

2.2.4 文化距离

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的概念，由巴比克（Babiker）与合作者在1980年提出，他们认为文化距离是旅居者体验到的压力与适应问题的调节变量，并且认为旅居者在感受到生活变化给人带来压力时，母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的差异性会起到调节作用[63]。文化距离被定义为某个国家的文化规范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规范之间差异程度。文化若按照社会文化特征进行划分，可被划分为一个或远或近连续体。文化距离的假说认为，旅居者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距离越大，其跨文化适应就越困难[64]。

文化距离测量的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基于文化维度分值计算的文化距离、文化群距离以及感知文化距离。其中基于文化维度分值计算的文化距离里有克格特（Kogut）和辛格（Singh）在五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指数计算法（Cultural Distance Index）；文化群距离（Cultural Cluster Distance）则由克拉克（Clark）和普格（Pugh）提出的一种聚类方法以代替克格特和辛格的文化距离指数。他们把文化距离定义为：所在国（母国）所在的文化组别与目标国所在的文化组别之间文化差异的程度，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五类文化群；感知文化距离（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指的是调研对象对母国和目标国之间文化差异程度的主观感知，主要通过调研对象对其感知到的文化差异进行测量。由于不同人对他国文化了解、文化适应的程度不同，所以运用感知文化距离直接测量可以更体现个人层次的差异[65]。

基于文化距离概念，旅居者在跨文化情境下对文化的适应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其自身的文化与东道国文化之间存有差异而引起的。理论上分析，不同人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生活方式、性格、受教育情况、信仰、经济条件、爱好等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样，在交际时双方对信息的理解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由此产生误解，甚至造成冲突[66]。在这样的差异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之间的沟通和交往就越困难，越难以相互理解和包容，这样一来，旅居者对新文化的适应就越困难。弗汉姆（Furham）和博赫纳（Bochner）对在英国的美国学生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与美国文化距离较近的群体，如北欧和西欧国家法国、新西兰和瑞典，产生的适应困难最小，而与美国文化距离中等的群体，如南欧和南美（意大利、西班牙、巴西等）产生的问题居第二位，与美国文化距离最远的群体，中东和亚洲（埃及、苏丹、印尼和日本）产生的适应困难最多[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