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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中国的关键特征

军事动员和军事体制是理解中古历史的关键。近世之后，宋朝一度无法维持统一，将北方领土让给辽和金，看起来似乎处于分裂状态，不过仔细看就会明白，宋朝之所以分裂，就是因为它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军事动员体制。

为了根治中唐以来军事挂帅、武人治国带来的种种弊病，宋太祖赵匡胤制订了“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策略，并且将之有效地贯彻。于是，宋朝建立在高度非军事化的根本价值观念之上。即便边境遭遇外患，宋朝的反应基本都是尽量避免战争，也就是尽量避免军事动员，宁可以外交上的低姿态来解决问题，有时甚至只是拖延问题。

也就是说，宋朝的分裂局面与中古时期的分裂局面，肇因恰恰相反。中古时期的分裂，源于整个社会高度紧张的军事动员；宋朝的分裂，却是为了拒绝高度军事动员，正是为坚持创造一个非军事化社会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宋朝的“屈辱”，来自朝廷根深蒂固的“不打仗”的策略。负责打仗的武人地位很低，积极想要打仗的武人，更是必然招来不信任的眼光和对待。岳飞的悲剧性遭遇，不完全是秦桧或宋高宗造成的，而是由宋朝的基本国家体制和价值判断决定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中古与近世的差异。从军事动员上看，中古时期即便是在统一状况下，也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相对而言，近世时期即便是处于分裂状态，也都还是肇因于对统一、不打仗的预期和假定。

中古时期的另一个特色是，相较于古代，中古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退步。如果说进步、退步涉及主观标准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古代许多明确的变化发展在中古都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了。

比如，在古代社会，人一步一步地从身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身份对人的限制基本上越来越小。但这个趋势在中古发生了逆转，人与身份越来越紧密相关，人生中由身份决定的部分越来越大，而且身份产生的束缚也很严格，没有太多可以逃避的途径。后文将详细叙述这个主题。

又比如，古代历史中所见到的经济增长趋势，到了中古也明确地发生了倒退。先是动乱流离破坏了劳动生产所需的稳定环境，接下来长期的军事动员，又剥夺了大量的劳动力，迫使这些力量脱离经济生产。

中古历史开始于汉末大乱，从那以后一段时间，中国人口锐减。人口的减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际上的消失，死掉的人变多，生出来活下去的人相对变少。战争制造的就是这种实质的人口损失。人口减少还有另一种，那就是大量的迁徙，使得人口的存在无法反映在任何记录中，事实上也就无法反映在经济生产上了。这些人与当时主要的经济生产形式——农业，无法建立依附关系，无法长时间停留在土地上；所以，不管是从国家户籍的角度，还是从对经济生产贡献的角度，我们都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从这两方面看，他们相当于不存在。

死和逃，都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快速、猛烈下降的农业生产，又进一步使得中国这片区域养活人口的条件恶化，支撑不了太多人口，如此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