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变化

什么是时间？这是一桩秘密，既空洞无实质，又威力无穷。这是外部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一种与空间内的物体的存在及其运动相结合并混成一体的运动。那么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了吗？没有时间也没有运动了吗？这倒是一个疑问！时间和空间是不是息息相关？反过来是不是也一样？或者它们两者完全相同？回答一下吧！时间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是一种动态，它能“导致某种结果”。那么它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变化！“现在”不同于“过去”，“此处”与“彼处”有别，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运动。不过人们量度时间的那种运动是循环的，局限于一个小圈子里，人们几乎也可称之为休息和静止；因为“过去”经常重复的结果就是“现在”，而“彼处”也就变成了“此处”。此外，由于我们竭尽全力也无法想象出一个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我们就决心把时间和空间“设想”为永恒的和无限的——我们显然希望这样能解决问题，即使说不上解决得很好，但总还算不错。可是永恒和无限的概念一经确立，那么从逻辑和数学的角度上看，一切“有限”的概念不是全被否定而消失殆尽了吗？在永恒中，事态的连续性有没有可能？在无限中，物体的并列性有没有可能？距离、运动、变化，甚至宇宙间有限物体存在的种种概念——它们同永恒和无限的假设是否相合？这毕竟是你苦思冥想的一个问题！

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头脑里翻来覆去思考这一类问题。上山以后，这些荒诞不经、乱七八糟的问题就一直纠缠着他，而他那别有用心的强烈欲望一旦获得满足后，又变本加厉地开动脑筋，寻根究底起来。他向自己和善良的约阿希姆提这些问题，也向长年累月积上皑皑白雪的山谷提这些问题，可是他从这些地方却得不到任何答案之类的东西，连最起码的答案也说不上。他向自己提这类问题，只是因为无法回答它们。至于约阿希姆，他对这类事儿几乎根本不放在心上，因为正如汉斯·卡斯托尔普在某天晚上用法语说过的，他除了一心想在山下当一名军人外，别的什么都不考虑。这种希望在他的心里翻腾，时而近，时而又飘向远处，似乎在嘲弄他。最近这种思想斗争渐渐激烈起来，他真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一走了事。不错，善良、耐心、正直的约阿希姆一向是奉公守法，循规蹈矩的，现在也频频动起反抗的念头来了。他甚至对“加夫基指数”提出责问来。这是化学试验室（人们通常称为“化验室”）里一种检查法的名称，用以检验病人受细菌感染的程度。从送检的痰液中可以看出，病人的细菌只是寥寥可数呢，还是大量密集，多得数不清，从而测出加夫基值的大小，而病人的一切情况也以此为依据。加夫基值的高低，能正确无误地判别病人康复可能性的大小，病人对此寄予很大的期望；用此法不难决定某人还要在疗养院呆多久，是几个月还是几年——从半年的“周末作客”一直到所谓“终身监禁”，从时间上看，又往往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

约阿希姆对加夫基指数持有异议，对它的权威性公然表示怀疑。不过他也做得并不十分露骨：他并没有直接针对院方，只是在表弟面前、甚至在餐桌间发发牢骚。“我对这个感到腻烦，我再也不受骗上当了，”他大声说，深棕色的脸充起血来。“两星期前，我的加夫基指数是2，真是微不足道，可说大有希望。今天，细菌却济济一堂，加夫基指数高到了9，再也别想下山了。你的病情究竟如何，只有鬼知道！这个再也受不了！听说沙特察尔普山上有一个庄稼汉，希腊人，他们从阿卡狄亚[1]把他送到这里，是一个代理人送他来的。他的病已经没有救，是一种奔马性结核病，随时会送命，可是那人的痰里从来没有找到过细菌！那个胖胖的比利时上尉正好相反，痰里的菌多得数不清，加夫基指数是10，可是他却健健康康地出院了，而肺里只有很小的空洞。让加夫基见鬼去吧！我完蛋了，我还是动身回家吧，否则我会死的。”约阿希姆这么说。大伙儿看到这位温存而又庄重的小伙子这么激动，心里非常难受。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约阿希姆要抛弃一切动身下山这番威胁性的话，不禁也想发表一些意见，说一说他从第三方面听来的用法语说的一些话。可是他还是忍住了没有出声，因为他要在表哥面前树立起忍耐的榜样来，像斯特尔夫人一样；这位夫人曾经切实地告诫过约阿希姆别亵渎神明，而是应当逆来顺受，老老实实学她的样。她，卡洛琳，就是凭着这股忍耐心在山上坚持下来，以顽强的意志控制自己不回到坎斯塔特老家去做家庭主妇。如果她真的回去了，她在她丈夫的怀抱里不是一个身体完全恢复健康的贤妻吗？不，汉斯·卡斯托尔普是不会说这种话的，特别自从谢肉节以来，他对约阿希姆一直于心有愧：换句话说，他的良心告诉他，约阿希姆对某些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事肯定心中有数，同时把这看作是背信弃义的表现。当然，这里指的是一位有一双棕色的圆眼睛、无缘无故就爱粲然笑出声来而手帕里散发出一股苹果香味的女郎，尽管约阿希姆一日五次处于这种香味的影响之下，可他依旧保持自己的尊严，不动声色，两只眼睛仍向下朝碟子看……不错，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时间”问题一些想入非非的念头和观点，约阿希姆依旧默默地表示反感，汉斯认为这不过是军人的一种礼仪，内心也何尝不在责备他。至于山谷，那白雪皑皑的冬天的山谷，当汉斯·卡斯托尔普躺在舒适的卧椅上仰望天际陷入冥想时，山巅、圆屋顶、悬崖峭壁和棕色、绿色、暗红色的森林也都悄没声儿地矗立在时间的大海里，尘世的时间在它们周围静静地流过——一会儿碧空如洗的天际闪闪发亮，一会儿雾气弥漫，一会儿一轮红日破雾而出，发出玫瑰色的红光；一会儿明月皎洁，晶莹得像金刚石一样，为夜色平添不少魅力。可是六个月来，不论什么都始终披上一层雪，这是不可思议的六个月，即使这六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在山上作客的人们，都说他们的眼睛再也受不了雪，他们对此已感到厌恶；从夏天起，他们对雪景已看了个饱，而现在呢，日日夜夜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雪，积雪成“堆”，积雪成“垫”，积雪成“坡”，谁都吃不消，人们的心情都给毁了。于是他们戴上彩色眼镜，有的绿色，有的黄色，有的红色，这样也许是为了保护眼睛，但主要是求得心理上的安慰。

深山幽谷都陷在雪里已有六个月了吗？不，是七个月！我们讲故事时，时间在大踏步前进。不仅我们讲故事时，时间在前进，连过去的时间——那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和他那些共患难、同命运的人们在山上度过大雪纷飞的日子——也在前进。而时间却带来了变化。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谢肉节前夕从达沃斯高地回院时曾说了一些莽撞的话，使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大为恼火，现在一切都极佳地应验了。尽管夏至不会马上到来，但白色的山谷已度过复活节，四月份又过了一段时间，圣灵降临节[2]在望，春天即将到来，而冰雪也将融化。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雪都会消融：在南面的山巅上，在北面雷蒂冈山脉的岩缝里，始终会有一些残雪，而夏天的几个月里，雪还会霏霏而降，不过再也积不起来了。岁月流转，短时期内肯定还会出现一些新鲜事物。在那个谢肉节的晚上，汉斯·卡斯托尔普向肖夏太太借了一支铅笔，以后又还给了她，在他的要求下，后来获得了一个纪念品，他把它始终放在口袋里。从那时起，已过去六星期。六星期的光阴比汉斯·卡斯托尔普后来打算在山上逗留的时间多一倍呢。

自从汉斯·卡斯托尔普与克拉芙吉亚·肖夏结识以来，六星期已过去了。后来他回病室，要比循规蹈矩的约阿希姆晚得多。第二天，肖夏太太就动身了，这回她真的走了。她暂时动身去塔吉斯坦，这个地方远在高加索的东部。从那时起，也过去六个星期了。这次旅行是暂时性的，就是这么一次，肖夏太太肯定还要回来，即使什么时候还说不定，但终究要回来，也一定会回来。关于这点，汉斯·卡斯托尔普从对方的嘴里直接获得了可靠的信息。这一信息并不是在彼此用外国语对话中得到的，而是以后在默默无言的时间间隔中取得的，在这一时间间隔中，我们暂且把故事搁一搁，暂不交代那些同时间有关的情节，让纯粹的时间继续向前流逝。年轻的汉斯在回到三十四号病室以前，势必听到肖夏太太的保证和安慰性的语言，因为第二天他并未与肖夏太太对过半句话，也几乎没有见上她一眼。只有两次他总算远远望见她：一次是午餐时，当时她穿一条布裙子和一件白羊毛衫，砰的一声狠狠关上玻璃门后，又一次跨着轻盈的脚步来到餐桌边。这时汉斯的心快跳到喉咙口，如果不是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尖瞪眼睛盯着她，他要伸出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了。第二次是下午三点钟，当时她正好动身。他不能亲自送行，只能隔着走廊的玻璃窗张望，眼巴巴地看她出发。

她出发时的情况，像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山上逗留期间几次三番看到的一模一样：一辆雪车或马车停在院门前的斜坡上，马车夫和看门人把箱子捆好，病友和别的友人聚集在大门口，向下山回到平原去的人道别，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已经痊愈，也不管今后是死是活。大门口还站着一些逃避例行卧疗前来瞧热闹的病人，他们想借此机会排遣一下。有时，院方管理部门也可能出场，于是好奇的围观的人和留在院里的人向出院的那位频频致意，他们通常笑容满面，情意真挚恳切，由于这个场面非常热闹，疗养院里一时变得十分活跃……这一回可轮到肖夏太太了，她悠然走出院门，笑容可掬，手臂上都是鲜花，身披一件又长又粗的旅行镶皮大衣，头戴一顶宽大的帽子，陪她一起下山的是布里京先生，他脸型凹陷瘦削，跟她是同乡，她回家时准备送一段路程。她像其他下山的人一样，似乎仅仅由于能调换环境而容光焕发，十分激动，不管他们离院是否已获得医师的许可，是否仅仅由于悲观绝望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才中断疗养。她面颊绯红，不住说话，讲的也许是俄文，膝上绕着一条皮毯……在场的不仅有肖夏太太的同乡和同桌用膳的餐友，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病友。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爽朗地微笑着，胡须间露出两排黄牙。人们献给她的花越来越多。姨婆慷慨地送给她一份人们通称的所谓“甜食”，也就是俄国果酱。女教师也站在那边送行。在场的还有那个曼汉姆人，他站的地方离她有一定距离。这个汉子用忧郁的眼神偷偷瞅着她，还抬起充满痛苦的眼睛往疗养院瞧，看到汉斯·卡斯托尔普正倚在走廊的窗口，于是两眼又悲哀地停留在汉斯身上……

今天，顾问大夫贝伦斯没有在场，显然，他已另找机会私下同那个启程的女人告别……这时人们将马儿牵来了，周围的人有的向她挥手，有的同她道别。肖夏太太也斜起眼睛向疗养院的正门扫了一下，脸上又一次漾起微笑。此刻她已坐上雪橇，上身陷在软垫里，雪橇开始往前行驶。有一刹那工夫，她的眼光落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脸上……留在院里的汉斯顿时脸色苍白，他急急走向自己的病室，跑到阳台上，从阳台上再一次目送雪橇叮叮当当顺着车道向下朝达沃斯村滑去。然后他一骨碌地坐到椅子上，从上衣胸前的里袋内掏出一个纪念品来。这一回，这种标志友谊的纪念品并不是什么红棕色的木雕之类，而是一块镶框的薄板，里面夹一块玻璃板，只有在光线明亮的地方才看得清里面是些什么。原来这是克拉芙吉亚·肖夏的体内图像，虽看不到脸庞，但她上半身纤细的骨骼、胸腔的各个器官以及周围影影绰绰的肌肉，均隐约可见……

自从那晚同她话别后，他不知把它看了多少遍，又吻过多少次！在这段时间内，流逝的光阴又不知给他带来多少变化！例如，他已习惯于克拉芙吉亚·肖夏业已远离而不在他身边的那种疗养生活。他的这种适应能力，比人们想象的要快。疗养院安排了这样的日程，不正是为了使人们的日子能过得快些吗？此外，此种安排方式还有一个目的，即是使人们能习惯于山上的环境，叫他们对不习惯的东西也习惯起来。他已不再期待三次丰盛的膳食开饭时那种叮叮当当清脆的响声了，他对此再也无动于衷。这时，肖夏太太也许在远隔重洋的某个地方砰砰地关上门吧。这点很能体现出她的性格；这个特点，是同她的整个人品和她的疾病血肉相关的，正如时间同空间的各个物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样。也许，她的疾病就在于此，别的再没有什么了……尽管她远走高飞，无踪无影，可是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感官上，她仿佛仍在他的身边，即使肉眼看不到她。她真是这块地方的精灵，而他正是在一个令人骚乱不安而又十分甜蜜的时刻与她相识，把她占有（在这个时刻里，他对山下所唱的那种宁静的小调感到格格不入）；而现在，他把她的爱克司光相片又珍藏在怀里，九个月来，他一直对她如饥似渴。

在那个时刻，他那抽搐的嘴唇用外国语和本国语把憋闷在心里的许多放肆的话情不自禁地喃喃说了出来：有的是建议，有的是恳求，有的却是疯狂的计划和意图。这些要求谁也不会同意，而且有充分理由加以否决——例如他想陪伴这个精灵越过高加索，跟着她旅行；随心所欲的精灵下一站准备在哪儿歇脚，他就要在哪儿等候，以后决不与她分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冒冒失失、不负责任的呓语。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里，这位纯朴的青年人带在身边的东西，只是一件影影绰绰的爱克司光纪念品，另外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可能性，那就是肖夏太太就会回到山上，第四次住院，时间的早晚则随她的病情而定。不过早也好，晚也好，对汉斯·卡斯托尔普来说，正如她临别时再次说过的那样，那时此事“早已成为陈迹”了。要是他没有考虑到，人们对某些事作出预言不是叫它应验，而是叫它不要应验，好像咒语那样，那么这一预言的轻蔑的性质就更难以忍受。这种性质的预言，对未来是一种嘲弄，向未来说它是如何形成的，其目的无非是说它的形成委实惭愧。在我们以前交代过的谈话过程中以及别的场合下，这个精灵曾称他汉斯·卡斯托尔普是一个“joli bourgeois au petit endroit humide”，[3]这种说话，与塞塔姆布里尼的所谓“生活中令人忧虑的孩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那具有多种成分的生命中究竟以哪一种成分占优势，是布尔乔亚呢，还是别的……莫非这个精灵也没有考虑到，她本人曾好几次去而复回，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在适当的时刻也会回来——尽管汉斯自然而然地始终在山上住着，不需要回来。像别的许多人一样，他在山上留着不走的用意显然也在于此。

谢肉节晚上的一个富于嘲讽意味的预言终于成为事实：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体温曲线不对头了，开始急剧上升。他怀着庄严的心情把它记录下来。体温降低了一些后重又回升，而且越来越高，持续地在高温区徘徊，波动很小，超出他平时固有的体温。他发烧了。按照顾问大夫的说法，热度又高又顽固，说明肺部的某些地方很成问题。“小朋友，你身体里的毒性，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哪，”他说，“咱们马上打针去吧！这定会叫您开窍的。过了三四个月，您会感到如鱼得水，这个我敢担保！”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每星期两次——也就是星期三和星期六——下楼到“工作室”去打针，做好晨间活动后马上就去。

两位大夫都做这种治疗，时而是这一位，时而是那一位。不过顾问大夫干起来特别熟练，手一挥，针头就即刻戳了进去。此外，他动手时往往顾不上戳的地方，所以有时好长时间阵阵灼痛。再说，打针对整个机体都有强烈的刺激作用，神经系统会像剧烈运动以后那样受到震动。眼前，它那内在的力量直接表现为体温升高。顾问大夫事先已指出这一点，因此人们理所当然会有这样的反应；对这种现象既然有言在先，就不必吹毛求疵了。手术只消一刹那工夫，病人挨个儿接受注射，一转眼，抗毒药水就注入皮肤下，有时在大腿上，有时在手臂上。有几回，顾问大夫情绪高昂，没有因吸烟而垂头丧气，就会借打针的机会同汉斯·卡斯托尔普攀谈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话的内容不外乎下面这些：

“顾问大夫先生，我到现在还常常想起去年秋天我们在您府上喝咖啡时愉快的情景，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的。这事仿佛就像在昨天或两三天前一样，那件事我曾提醒过表哥……”

“加夫基是7，”顾问大夫说。“这是最近一次的检查结果。那个小伙子的毒性硬是不肯退。可最近他却老是缠住我，说他很想拔脚就走，到山下佩上一柄宝剑。真是小孩子头脑。他没住上一年半载，就破口大骂，喋喋不休没个完，仿佛已经住了千秋万载似的。他想开路之类的话，不知对您谈起过没有？您应当跟他谈谈心，要语重心长！要是他过早地下山，用他那右上肺吸入你们那儿情感丰富的云雾，您就会眼看他完蛋！牛皮大王不用动多大脑筋，可您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文人，是一个受到上等教育的男子汉，您就应当把他的脑筋拨拨正，不让他干出蠢事来。”

“我是这样做的，顾问大夫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答道，他不肯放弃主动权。“当他为此而大发牢骚时，我常常劝他，我总以为他会清醒过来的。可是我们眼前的榜样却一直不是最好，这真贻害无穷。经常有人出院，不经您批准任意动身到平原去，可出院时像节日一样，非常热闹，仿佛真的已恢复健康可以离去似的，这对性格不坚强的人却是一种诱惑。例如最近——谁最近动身下山呀？是高等俄国人餐桌上的一位夫人，也就是肖夏太太。据说她去塔吉斯坦。嗯，塔吉斯坦，我不知那里的气候如何；说到底，比呆在山上水边也许强些。可是平原只是我们心中的概念，也许从地理上说，那边也有许多山谷，我对这个方面的知识并不怎么渊博。对于一个没有治愈的病人来说，离开疗养院又怎么生活呢？那边缺乏基本的卫生知识，谁也不懂山上的一套规矩，对于卧床休息和测量体温之类都一窍不通。不过她反正要回来的，有一回她碰巧跟我说起过。喔，我们怎么会谈到她头上去？对，顾问大夫先生，要是你记忆力不错的话，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花园里碰上了您，也可以说您遇上了我们。当时我们坐在一条长凳上，我现在还记得是哪一条。对于我们坐过、而且抽过烟的那条长凳，我可以清清楚楚指给您看。其实抽烟的只有我，表哥可不抽，真叫人摸不透。您也正好在抽烟，我又记得，当时我们交换了各自牌子的烟。您那巴西货，味道真是顶呱呱的，可是依我看，跟它打交道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就会闯祸。您当时抽了两支小小的进口货，结果您胸口像波浪样的翻腾，恨不得手舞足蹈起来，结果安然无恙，大家一笑了之。最近，我又从不来梅定了两三百支马丽亚·曼契尼牌的烟，我对这种烟已吸上了瘾，它在各方面都很合我的胃口。海关和邮寄方面得花上一笔钱，因此价钱相当贵。顾问大夫先生，如果下次您再给我什么名牌货，我倒要向您推荐一种本地的烟草，我从窗外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品种。后来，我们在您允许下看了您的几幅画，非常欣赏这些作品，这一切仿佛就是眼前的事。使我大惑不解的是：您竟有胆量创作油画，我可不敢问津哪。后来我们又看到了肖夏太太的画像，她的皮肤在您笔下真是第一流的——我应当承认，我看了很激动。当时我还没有结识这个模特儿，只是凭她的姓名看到过这么一个女人。可是以后，在她动身前不久，我亲自同她结识了。”

“您说些什么呀！”如果允许我们回溯一下，那么顾问大夫答话的口气，同过去汉斯·卡斯托尔普第一次检查身体以前告诉他自己有热度时所作的回答如出一辙。别的他什么也不说了。

“不错，我同她结识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加强语气说。“根据我的经验，在这儿山上要结识一个人并不这么容易，可是肖夏太太和我在深更半夜遇上了，大家有机会好好谈上一次……”说到这里，他从牙齿缝里吐出一口气。这时他挨了一针。“嘘！”他后退了一步。“您刚才偶然触到的，肯定是一根很重要的神经，顾问大夫先生。哎呀呀，真痛得要命。谢谢，按摩一下就好些了……说话后，我和肖夏太太更接近了。”

“喔！——这是怎么一回事呀？”顾问大夫说。他带着疑问的口气说，一面点点头。从神态上看，他仿佛期待对方在回答时会有许多溢美之词，而自己在提问时却凭经验知道这种溢美之词是肯定会说出口的。

“我怕我的法语很糟，”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敢正面作答。“我哪儿用得上这许多法语呀。可是在适当时机，有一些词汇就不知不觉浮现在我的脑际，所以我们彼此谈得还可以。”

“这个我相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呀？”顾问大夫又追问他。后来再加上一句：“很有味儿，哎？”

汉斯·卡斯托尔普把衬衫领子上的钮子扣好，叉开两条腿和胳膊肘站着，脸朝向天花板。

“说到底，还不是老一套，”他说。“疗养院里，两个人或者两个家族同住在一幢屋子里，好几星期彼此不相往来。有一天，他们交上了朋友，相互间也怀有好感，可是好在这个时候，一方却准备离院了。我想，这样的事往往叫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至少想保持接触，互通音讯，也就是说写信。可是肖夏太太……”

“咳，这位太太不愿意啰？”顾问大夫愉快地大笑起来。

“不错，她根本不考虑这个。离院以后，她一直没有从住的地方给您写过信？”

“，真是天晓得，”贝伦斯答道。“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呗。首先，她懒得写，其次，她怎么写法？我又不识俄语，只能在必要时胡凑几句，可是看呀，却一个字也看不懂。您也看不懂哪。那只小雌猫呀，法语或者新高地德语能咪咪呜呜地讲得很流利，可是写呀——她就一筹莫展了。拼法是一个关呀，亲爱的朋友！小伙子，这点咱们得聊以自慰。她迟早总要回到山上来的。这只是人们所说的方式方法问题和脾气问题。某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走了。以后又不得不回来；另一个人一直待在院里，根本谈不上回院。如果您的表哥现在要走，那么您可以告诉他，将来他威风凛凛地回来时，您很可能还住在山上没有走哩！”

“顾问大夫先生，依您看，我还得在这儿待多久……”

“您吗？还是说他？将来他呆在山下的时间，还没有在山上的那么长。这就是我对那诚实的小伙子要说的话。我把这个任务交给您，希望代我转告，要是您有那份好心肠愿意代劳的话。”

他的话题不外乎这一些，而谈话的内容都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机灵地引出来的，尽管他的收获很成疑问，有时甚至一无所获。究竟他还得呆上多久才能看到比肖夏太太更早离院的人回来，他仍旧心中无数；至于肖夏太太本人，更是音讯全无。只要时间和空间的秘密把他们隔开，汉斯·卡斯托尔普就永远得不到她的消息。她不愿写信，他也没有机会握起笔来……当他一想到这点时，他又不禁问自己：干吗不应该这样呢？认为他们非相互写信不可——这不是一种小市民意识和迂腐的书生气吗？而以前，他不是以为他们相互谈话既没有必要，也不值得吗？谢肉节的晚上，他不是挨在她的身边按照两方面文明社会的礼仪“谈过话”，或者不如说用外国语交谈过，那时他仿佛置身于梦境，而谈话的方式却没有那么文明？此刻他干吗要用信纸或明信片写信给她，像有时写信给住在平原的家人那样向她汇报自己体温曲线的波动情况？克拉芙吉亚由于患病而变得放荡不羁，因而感到没有必要写信，难道这样做不对头吗？读与写——这两者事实上突出地体现了人文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体现了布·鲁内多·托蒂尼的所作所为；他曾写了一本有关“善”和“恶”的书，告诉佛罗伦斯人懂规矩，讲礼貌，并教导他们如何谈话，又如何按照正确的政治的原则管理共和国……

这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想起了洛多维科·塞塔姆布里尼。他顿时脸色绯红，像那天这位作家闯进他的病室里突然把灯开亮时一样。在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身上，汉斯·卡斯托尔普似乎觉得也有某种超感觉的、解不开的谜，哪怕他只是借故寻衅，满腹牢骚。他从这位人文主义者身上是找不到什么答案的，这个人所追求的，无非是尘世的生活趣味。不过，自从谢肉节晚上人们尽情欢乐过一番，而塞塔姆布里尼从钢琴间里悻悻地退出以来，在汉斯·卡斯托尔普与这位意大利人中间就有某种疏远感，其原因在于一方心里有鬼，另一方则觉得有损自己道学先生的尊严，心里怪不是滋味。结果，两人彼此相互回避，几星期来没有交换过一言半语。如今，在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眼睛里，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一个“生活中令人忧虑的孩子”吗？不，对一个企图从理智和善行中寻找道德的人来说，汉斯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汉斯·卡斯托尔普见了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总是硬着一条心，当他们相遇时，他总皱起眉头，噘起嘴唇，而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则睁大乌黑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瞪着他，表示默默的谴责。然而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过了几星期后，当这位文人又向他搭讪起来，他的心就顿时软了，即使他只是随便说上一言半语，而且说的都是神话式的隐喻，只有那些对西方文化有修养的人才能理解。那是在晚餐以后，他们在玻璃门旁相遇。现在，那扇门不再砰砰作声。塞塔姆布里尼追上了这位年轻人，还想甩开他走到前面去。他说：

“喂，工程师，石榴的味儿如何？[4]”

汉斯·卡斯托尔普高兴地笑了笑，茫然不知所措。

“您的意思是……您说的是什么，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石榴？这里有什么石榴？我有生以来……不过，我过去喝了一次掺汽水的石榴汁，味儿甜极了。”

意大利人已越过他走在前面，这时转过头来，发出清脆的声音：

“上帝和我们芸芸众生有时去游地府，后来又找到了归路。可是阴间的人都知道，谁尝了地府的果实，谁就陷在那里面，万劫不复。”

于是他继续向前走去，下身穿的老是那条淡色的花格纹裤。他把汉斯·卡斯托尔普抛在后面，让汉斯“细细玩味”他的弦外之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确实是语中带刺的。汉斯被他那讨厌的纠缠激怒了，不禁喃喃自语：

“什么托蒂尼，卡尔杜齐，捕鼠器[5]，还是让我安静一会吧！”

尽管如此，他对塞塔姆布里尼的搭腔还是喜出望外。对于他藏在胸口的那个战利品，也就是那件令人毛骨悚然的赠品，他很想听听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意见，对他寄予莫大的期望。可是即使这样，他还是很怕被他唾弃，遭他白眼，而这种念头压在他心上的分量，比幼时怕在学校中受人奚落、不能在羞耻中自行其乐——像阿尔宾先生那样——的想法更加沉重，更加可怕……可是他不敢主动向那位启蒙老师开口说一句话。过了好几个星期，那位老师才又向那个“令人忧虑的孩子”接近。

时间的波浪滚滚向前，发出永远是单调的节奏，一会儿又快到复活节了。他们在山庄疗养院庆祝这个节日；对于每个节日，他们在院里是逐步、逐个阶段庆祝的，院方颇费一番心机，以免千篇一律，枯燥单调。第一次早膳时，每位病友的餐具边都摆上一束紫罗兰花，第二次早膳时，每人可吃到一只彩色蛋，而节日的午餐则佐以小兔肉，上面拌有糖和巧克力。[6]

“您可曾乘客轮旅行过，少尉？您呢，工程师？”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在餐厅里用过膳，口中叼着牙签，向这对表兄弟的餐桌走来……今天，大部分病人把卧疗时间缩短一刻钟，坐在这里喝咖啡和烧酒。“吃到小兔肉和彩蛋，我就不禁想起过去在一艘大轮船上度过的日子。海阔天空，一望无垠，好几星期来都是如此，那种心旷神怡的境界，真叫人忘却世间的坎坷险恶，可是这只是表面性的，内心深处，您仍隐隐感到不寒而栗……我又看到，轮船里的人是怀着何种心情庆祝terra ferma[7]这一节日的。他们想的是外部世界的事，对日历十分敏感……今天，陆地上的人们在过复活节，可不是吗？或者说，人们在陆地上庆祝国王的生日——我们也要尽力庆祝一番，我们毕竟也是人哪……是这样吗？”

表兄弟认为他的话是对的。看来，他的话句句有理。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他的话很受感动，同时觉得于心有愧，便高声赞扬起他来，说他的话颇有见地，讲得非常出色，不愧是一个作家。他对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有说不完的溢美之词。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刚才用灵活的语气说的“只是表面性的”那句话，也确实不假；海洋客轮上那种舒适安逸的生活，会使人忘记种种烦恼与冒险。如果他能不揣冒昧再补充说几句，他认为在船上过着舒服的生活会使人有一种飘飘然、目空一切的感觉，它与古人所称的“Hybris”[8]相去不远（为了向这位文学家讨好，汉斯竟引用古人的话来），或者会萌起“我是巴比伦的国王”[9]之类的想法，总之是一种亵渎神明的念头。另一方面，船上奢侈豪华的生活也使人们的心头油然而生（油然而生！）一种超然的自豪感，也可说是人类的一种尊严。人们在波涛汹涌、泡沫飞溅的海面上过这种豪华舒适的生活，威风凛凛地享受着它，仿佛大自然的威力已在其主宰之下，这时人们的心头就油然而生一种胜利感：人类的文明毕竟能制服一切混乱现象，要是他能不揣冒昧用这样一个措词的话……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叉起大腿和胳膊，专心致志地听着他，一面优雅地用牙签抚弄着他那线条平滑的胡子。

“说得很动听，”他说。“一个人对一般问题发表或多或少综合性的意见时，难免会不知不觉泄露自己的身份，同时会通过比喻以某种方式表明他说话的主旨和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您刚才就是这样做的，工程师。您说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体现您品格的心里话，即使是眼前，这一品格仍旧富有诗意地表现出来：一切仍停留在试验阶段……”

“Placet experiri！”[10]汉斯·卡斯托尔普点点头，笑出声来，“c”字却按照意大利语发音。

“Sicuro[11]，只要一个人能怀着可敬的热情探究宇宙的奥秘，而不是敷衍塞责，漫不经心。您刚才说到‘Hybris’，您用起这个字眼来。理智地对待Hybris，用它来反对黑暗势力，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性，可是天上诸神一旦妒心发作，也会加以报复，per esempio[12]，他们会叫那艘华美无比的轮船损坏，沉入海底，这样，一切荣誉就付之东流。普罗米修斯的所作所为也是一种Hybris，他后来在西徐亚的巉岩峭壁上受苦受难，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极其神圣的献身精神。反之，另一种Hybris违反理智，与人性格格不入，如果我们任意加以玩忽，后果又将如何？难道它有光彩吗？它能得到光彩吗？si o no[13]？”

汉斯·卡斯托尔普搅动起他的杯子来，虽然里面一无所有。

“工程师呀工程师，”意大利人点头拨脑地说，瞪起一双乌黑的眼睛，陷入沉思。“第二层地狱刮起的旋风，您难道不害怕吗？它无情地冲击那些肉体上有罪的人，这些不幸的人丧失理智，做了情欲的牺牲品。Gran Dio[14]，当我想象到您那时被风暴扑打得团团乱转，七颠八倒时，我不禁因担心您的命运而昏倒，像一具死尸一样……”

说到这里他们大笑起来，为他的打趣和富有诗意的谈话而感到高兴。可是塞塔姆布里尼又接下去说：

“工程师，您可记得一件事？在谢肉节晚上喝酒的当儿，您忽然跟我告别，或者作某种与告别相距不远的事。嗨，今天可临到我了。两位先生，请你们注意，我准备告辞了。我要离开疗养院。”

表兄弟俩大吃一惊。

“这不可能！您只是在开玩笑！”汉斯·卡斯托尔普嚷道。他在别的场合下曾这样高声嚷过，而吃惊的程度也同当时相差无几。但塞塔姆布里尼又说：

“这全是事实，一点儿也不假。何况这个消息对你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意外。过去我曾跟您说过，一旦我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希望在近期内回到社会重新工作，我就下定决心搬家，在某个村落里找一个永久栖息之所。好吧，现在这一时刻到来了。我的身体再也恢复不了，这是确凿无疑的。我还能苟延残喘，不过只有山上才行。对我的判决，最后的判决，乃是无期徒刑——关于这个，顾问大夫贝伦斯已同我谈过，他是一向打开天窗说亮话的。那好得很，我从中作出结论。我已租好一个住所，准备把自己那份微不足道的家私和从事文学活动的手工艺工具一起搬到新居……那边离这儿不远，是在‘达沃斯村’里。我们肯定后会有期，我今后一定还能看到您，不过作为疗养院的一个病友，我有幸向您道别。”

这就是塞塔姆布里尼在复活节星期日那天所作的表白。表兄弟俩对此特别激动。他们对这位文学家所作的决定反反复复谈了很长时间，还谈起他离院后如何可以私下继续疗养，此外又说到他所承担而且继续从事的内容广泛而详尽的百科全书工作，这种书的基本观点涉及人类如何与病痛作斗争，并且如何消除它，是人类精灵呕心沥血的杰作；最后也谈到他今后的寓所——他将在一个“杂货零售商”家里栖身，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就是这样称呼他的。这个杂货零售商将楼房租给一个专做女人衣服的波希米亚裁缝，而他又把这些楼屋租给别人……

这些话都是过去的事了。时光向前流逝，它已导致不止一起的变化。现在，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真的不再住在国际山庄疗养院内，而是在专做女人服装的裁缝卢巴契克那里住了几星期。他出院时不坐雪橇，而是徒步下山，身上披一件短短的黄大衣，领口和袖口稍稍镶了些皮，随行的还有一个推手车的汉子，手车上装着这位作家的一些书稿和日常生活用品。人们看到他下山时挥舞手杖，临走前还用两个手指捏了捏一个餐厅侍女的腮帮儿……

通常我们说，到了四月份，一年中已有相当时间，也就是四分之三的时间成为陈迹；可是现在山上确确实实还是严冬，室内温度早上还不到摄氏六度，室外则是零下九度，如果把墨水瓶放在凉廊上，过夜就往往会结成煤砖那样的冰块。然而大家都知道春天即将来临；有些日子阳光普照，那时人们就感到空气中某些地方隐隐透露出一股柔和温馨的春意。融雪季节近在眼前，山庄疗养院上也会随而连续不断地发生一些变化——尽管院方和顾问大夫贝伦斯对此都提过警告：贝伦斯在病室里、餐厅里；在每次检查身体、视察病房和用膳时，都絮絮叨叨、娓娓动听地告诫大家要同融雪的世俗偏见作斗争。

他问大家：他所打交道的那些人到底是冬季运动员呢，还是病人，病号？对他们来说，冰天雪地究竟有什么用？他们以为融雪对住院养病是一个不利的时机吧？其实倒是最有利的时机呢！他可以提供种种证据，说明在这个季节里，整个山谷的卧床病人比一年中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少些！对肺病患者来说，下面大千世界中无论哪块地方，在这个季节里的气候条件都比不上这里！谁还有一点儿头脑，就应当坚持下去，好好利用这里的气候条件中对身体有磨炼作用的一面。只要他们再耐心住一会儿，他们就会恢复健康，以后不管针刺刀割，都能挡住，同时对世界上各种气候也都无所畏惧了。还说了一些类似的话。可不管顾问大夫说得多么动听，关于融雪后不宜住院的偏见在病人的头脑里仍旧根深蒂固。疗养院里的病人越来越少了。也许是因为春天逼近，人们身体内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连那些坐得定的人也不安分起来，想改变一下环境。不管怎么说，山庄疗养院内病人“任意离院”和“未经批准擅自离院”的情况越来越多，后来竟多到令人担忧的程度。例如阿姆斯特丹的萨洛蒙太太，即使她在检查身体时能够给别人欣赏自己的丝衬衫，还是未经当局准许任性地擅自离院，而她当时的健康状况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她住院的日子远较汉斯·卡斯托尔普为早，来山上已有一年以上，来时病势很轻，大夫满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出院。过了四个月，大夫又说“四星期内一定恢复健康”，可是过了六星期，根本谈不上什么康复，据说她至少还得呆上四个月。事情就是拖下去，这里毕竟不是Bagno[15]，也不是什么西伯利亚矿山。萨洛蒙太太就这样留在山上，把非常漂亮的内衣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现在，由于冰雪融化，她又作了一次检查。检查结果，发现左上肺有啰音，左腋下的浊音也确凿无疑，因此院方再叫她住五个月，这可使这位太太沉不住气了。她动身了，回老家去，回阿姆斯特丹这个终年刮风的水城去，走时一片抗议声，大骂达沃斯村，达沃斯高地，大骂这里素负盛名的空气，大骂国际山庄疗养院和这里的大夫。

她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吗？顾问大夫贝伦斯对此耸耸肩膀，扬扬胳膊，后来让两只胳膊啪的一声落在大腿上。他说，萨洛蒙太太最迟秋天就会回来——那时她再也不会出院了。他的话站得住脚吗？我们要等着瞧；我们在这个欢乐的天地里还得过一段较长的尘世生活。不过像萨洛蒙太太那样的情况绝不是个别的。时间会引起变化，这事一向如此，不过变化较为缓慢，并不怎么触目而已。

现在，餐厅里已有几个空位子，七张餐桌上都有空缺——不论是上等俄国人或下等俄国人的餐桌，也不管是横向或纵向的餐桌。单凭这点却不足以可靠地说明疗养院里病人的多寡，因为即使是现在，仍旧有新病人到来；病室里仍旧有人满之患；问题倒是在于：有的人已病入膏肓，自由行动已受到限制。刚才我们说过，餐厅里有空缺，是因为有些人的行动已受到限制，但某些座位无人就席却是意味深长的，像布卢门科尔博士就是这样，因为他已去世。过去有一段时间，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好像嘴里什么味儿也没有。后来就经常卧床，不久与世长辞。谁也说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死去的，院方像往常一样，对此事的处理十分谨慎，不加声张。于是留下了一个空缺。斯特尔夫人正好坐在这个空缺旁，因此心惊胆战。所以她换了个位置，坐到齐姆森这小伙子的另一侧去，也就是坐到罗宾森小姐的位置上，这位小姐最近已病愈出院。这个位置正好在女教师对面，女教师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左邻，她一直占着这个席位。现在，餐桌的这一角落只有女教师一人坐着，其他三个位置都空空如也。大学生拉斯穆森一天比一天消瘦，一天比一天衰弱，如今已缠绵床榻，也许算得上是奄奄一息了。至于姨婆，则带着她的侄女儿和胸脯丰满的玛鲁莎“外出旅行”去了，像大伙儿惯常说的那样，因为她们这些人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要回院。她们到秋天又要回来——难道这称得上出院吗？圣灵降临节一过，夏至就近在眼前；如果白昼最长的日子到来，那么转眼便又是冬天。总而言之，姨婆和玛鲁莎也可以说是回来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嘻嘻哈哈的玛鲁莎，她的病一点也不见好转，毒性也丝毫没有解除。眼睛棕色的玛鲁莎在丰腴的胸脯里有的是“肺脓疡”，女教师对这种病颇有些常识，大夫好多次认为有动手术的必要。当女教师谈起这件事时，汉斯·卡斯托尔普匆匆瞥了约阿希姆一眼，约阿希姆却低头看起自己的碟子来，满脸的雀斑历历可见。

临走前，活跃的姨婆曾请同桌的餐友在一家饭馆里吃晚饭，表示告别；表兄弟俩、女教师以及斯特尔夫人都在被邀之列。这是一次很丰盛的宴会，有鱼子、香槟和甜烧酒。席间，约阿希姆沉默寡言，只是悄声说了一两次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而姨婆正好兴致勃勃，因而努力给他打气，而且一反文明社会的习俗，对他甚至以“你”相称。“小老爷，别放在心上，别难过，喝吧，吃吧，说话吧，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她说。“我们大家还是吃一些，喝一些，聊聊天，让伤心的事——伤心的事抛在脑后吧！我们连想都来不及想，上帝就给我们送来了秋天，所以又何必发愁呢！”第二天早晨，她分高级糖给大家吃，餐友们几乎每人一盒，盒子花花绿绿的，十分漂亮，接着便带了她的两位姑娘小别了。

约阿希姆呀，他的情况又如何呢？她们走后，他是如释重负，心头为之一松呢，还是眼望空桌而茫然若失，心头依旧沉甸甸的？他那异乎寻常的怒气和焦躁，别人冲撞他时，总是气势汹汹地扬言要不顾一切动身回去，难道这一切和玛鲁莎的离院都有关系？或者不如说，他眼下实际上并没有动身，而是侧耳倾听顾问大夫关于融雪的一些高调。这一事实，难道和胸脯高高的玛鲁莎没有关系吗——她实际上并没有离院，而只是暂时外出旅行，过了疗养院里的所谓五个小小时间单位就会回来？唉，这两种情况都说得通，用得上，不分彼此。对于这件事，汉斯·卡斯托尔普只是心里想想而已，在约阿希姆面前总是缄口不言，而约阿希姆也一样，在表弟面前同样绝口不谈另一个女病人下山的事。

在最近这段时间内，塞塔姆布里尼的餐桌上，也就是这位意大利人的座位上（当时和意大利人一起就座的，还有一些荷兰人，他们的食欲大得惊人，每人在每日五道正餐之前，甚至在喝汤以前，还要吃上三只油煎蛋哩！）究竟坐的是谁呢？原来是安东·卡洛维奇·费尔格！他就是那个胸膜振荡手术上吃足地狱般苦头的人。不错，费尔格先生已能起床；不做人工气胸，他的病也大有好转，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可以穿好衣服外出活动，还和大家吃饭。这个人的小胡子高高翘起，显得很和善，连他那大大的喉结也显得怪和善的。在餐厅里和客厅里，这对表兄弟有时跟他说天道地，有机会也常常同他一块儿作例行散步，对这位纯朴的受苦者颇有好感。这个病人的嘴里虽说不出什么高雅的事，但当他们在一片雾霭中踩着融雪后泥泞的道路漫步前进时，他却能津津有味地谈起胶鞋的制造技术以及俄国的一些边远地区来，例如萨马拉[16]和乔治亚等地。

现在，各条路都积满了雪水，几乎无法通行，而且雾气弥漫。尽管顾问大夫说这不是雾，而是浮云，但根据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判断，这不过是一种遁词罢了。春天三反四复地返回严冬，最后终于杀出重围。它持续了好几个月，一直到六月方才结束。太阳出来时，即使是三月间也热不可当；病人躺在阳台的卧椅里，哪怕穿着极薄的衣服，撑上阳伞，也难以挡住滚滚的热浪。有的女人把现在的季节看作是夏天，用第一次早点时就已穿起麦斯林。由于这儿山上的气候与别处不同，她们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山上的气象，一年四季相互混淆，不分彼此，往往令人如坠五里雾中，难以捉摸。可是她们这种冒冒失失的作风中，有许多短见和缺乏想象力的成分；她们愚蠢之处在于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不去想一想不久天气又会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她们渴望翻翻花样，换换口味，而对吞噬人的时间感到不耐烦。

现在，日历上已是三月，照理应是春季，但事实上却和夏天一样，女人们急急忙忙穿起薄薄的麦斯林来，无非是趁秋天还没到来之前出一下风头。实际上，天气在一定程度上也确是如此。到了四月份，彤云密布，天气开始湿冷，在几阵霏霏的雨夹雪之后，又是大雪纷飞。人们在凉廊里，连手指也冻僵了，非重新裹上两层的驼毛毯不可，甚至还需用起毛皮睡袋来，因此院方决定开放暖气。每个人都叫苦连天，说自己受春天的骗了。快到月底时，什么都盖上了一层白雪，但不久就来了一阵燥热风，有经验的和敏感的病人都预报有这种现象。不论斯特尔夫人，还是大腿白得像牙一样的莱费，甚至寡妇黑森弗尔德，在南方花岗石山峰上尚未出现最小的一朵云儿之前，就不约而同地感知到这一点。黑森弗尔德太太马上害起啼泣痉挛症来，莱费不得不卧床休息，而斯特尔夫人则露出兔子般的牙齿，每时每刻都在诉说自己怀着一种迷信般的恐惧，怕随时会突然咳起血来，因为人们都说燥热风是咳血的成因。天气热得令人难以置信，暖气关上了，通往阳台的门彻底洞开，尽管如此，早晨室内仍有摄氏十一度。积雪大片融化，颜色已和冰一样，东一个小孔，西一个小洞，堆雪的地方已经沉陷，似乎陷进土地里了。到处可以听到融雪时的淅沥声和汩汩的流水声。水从树林上不住淌下来，流泻下来。街头两侧的雪堤已经铲去，覆盖在草原上一层白皑皑的毯子也已消失，然而积起的雪块实在太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除尽。这时，山谷的一些通道里呈现出一片见所未见的瑰丽景象，春意盎然，五光十色，仿佛置身于神话世界。那儿是辽阔的草原，草原后面是残雪未融的黑峰，山峰的圆顶高高耸起，而斯卡雷塔冰川则近在右方，它如今依然埋在雪里。牧场和场里的干草堆上，某些地方也还积着雪，虽然已经又薄又稀，许多地方已露出一块又粗又黑的高起的地面，干枯的杂草到处蔓生。到这里来漫步的一对表兄弟会发现这里草原的积雪方式别具一格，很不规则：远处，在林木郁郁葱葱的山坡附近，雪积得较厚，但如果在近处观察一下，则发现眼前那片冬意萧瑟、荒芜不毛、色泽暗淡的草地上，积雪只是斑斑点点的，像是轻轻地在上面敷了一层粉，或者像点缀着一朵朵小花……走近仔细一看，他们惊讶地俯下身去——原来这不是什么雪，而是一朵朵花，雪中之花，花中之雪，是一些茎儿短短的小花萼，有的呈白色，有的白中带淡蓝色。原来这是藏红花，它们从浸水的草原深处成千成万地朵朵绽开。因为长得十分茂密，人们把它们看成是雪花，一点也不过分，两者实在难以区别。

他们由于自己的错误而笑；为十分欣喜地看到眼前这番奇丽的景象而笑；看到这种有机体先于其他植物在地上重新生长，同时还娇美而羞答答地以假乱真，他们也不禁哑然失笑。于是他们采撷了几朵，对它们柔嫩的花萼组织加以观察及研究，并且饰在纽孔里，最后带回疗养院，插在病室的花瓶里。山谷里的无机物都冻僵了，冻僵的时间多长——说它长吧，其实时间倒是很短的。

可是不久，在那种似雪的花朵上果真染上雪了，而蓝色的高山钟花以及黄色的、红色的报春花不久也遇上了同样的命运。是啊，春天要杀出重围，战胜这里的冬天，是多么困难重重呀！它在山上站稳脚跟之前得逆转十次——不一会，严冬又至，朔风凛冽，暴风雪过后又是白茫茫的一片，室内又得开上暖气。到五月初（因为我们在谈到“雪中花”时，时分已交五月），坐在凉廊上写一封明信片给山下亲人也简直是活受罪，手指头会像受到十一月刺骨的寒气侵袭那样阵阵发痛。山上四五株阔叶树，现在像平原上一月的树木那样，光秃秃的。雨水终日不断，有时整整下一星期，如果这里的卧椅不是那么舒适宜人，那么在雾气弥漫的环境中在户外露出又湿、又僵的脸休息这么久，恐怕谁也受不了。可是私下说一句，这其实是一种春雨，而且越来越多。它持续的时间越长，春雨的性质就越明显。在春雨下，几乎所有的雪都融化了，大地上再没有什么白色，到处都是灰色的肮脏的冰。现在，草地真的开始披上一层翠绿了！

眼睛在长期接触无边无际的白色之后，忽然草地上呈现一片新绿，感觉上该是多么柔和舒适啊！可是另外还有一种绿色，从娇美柔和程度上看，还远远超出新生草儿的那种绿色。原来这是落叶松一丛丛初生的针叶。汉斯·卡斯托尔普在例行散步途中，难免情不自禁地伸手去爱抚它们，或者把两颊贴在上面，轻轻抚弄。它们苍翠欲滴，清新可喜，有一股无法抗拒的诱惑力。“看到这番景象，一个人恨不得成为植物学家哩，”年轻人对他的同伴说。“在这里山上度过这么一个冬天之后，为了纯粹欣赏自然界的复苏，我真心实意地对这门科学感兴趣！小伙子，你在山坡上看到的，就是龙胆。这里却是一种黄色小紫罗兰，这个品种我不很熟悉。可这儿长的是金凤花，模样儿与山下的一般无二，属于毛茛科。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惹人喜爱的植物，雌雄同体，你在那儿可以看到许多雄蕊和一些子房，一个雄蕊，一个雌蕊，我所能记住的就是这些。我真想买几本植物学的旧书来，使我能在这个涉及生命和学问的领域内获得更多的知识。哎，世界上真是五光十色，无比瑰丽！”

“六月里还更加壮观哩，”约阿希姆说。“草地上的花，在这儿是出名的。可是我并不认为，我在等着看这些花。你想研究植物学，也许是受克罗科夫斯基的影响？”

克罗科夫斯基？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原来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最近在一次讲演会里提到过植物学。如果谁认为由于时间引起了种种变化，结果连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学术演讲也不做，那么他就错了！他仍像以前一样，每两星期讲一次，上台身穿小礼服，不过凉鞋再也不穿了——他只是在夏天才穿，不久他又要穿了。讲演会像往常一样，每隔两周逢星期一在餐厅里举行。汉斯·卡斯托尔普来院后不久，有一天正是淌着血迟到入场的。这位心理分析学家，一年中倒有三个季度在讲述恋爱与疾病的问题，每次讲得并不多，只讲一小部分，谈天说地的时间在半小时至三刻钟。他把头脑中珍藏的知识和想法和盘托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他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似乎永远不肯停歇。它的性质，与半个月的《一千零一夜》差不多，每次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话题拉得长长的，像谢赫拉查德[17]讲的神话那样，用以满足国君的好奇心，制止他的残暴行为。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讲述的范围是那么不着边际，不禁使人想起塞塔姆布里尼所参与的那项事业，也就是那本关于苦难的百科全书。他谈话的题目变化多端，人们从下列事实可以证实：这位讲演人最近居然谈起植物学来了，说得精确些，谈的是蘑菇……他谈的内容也许有些变化，现在谈的课题是爱情与死亡，这不由诱发人们既去想一些诗情画意的场面，又不得不在无情的科学面前陷入沉思。就这样，这位博学多才的人用他那东方的、拖长的声调和发“R”时舌尖只在上颚碰击一次的那种卷舌音谈起植物学来，也就是说谈起蘑菇来。这是一种十分茂密地生长在荫凉处的古怪的有机体，肉质厚实，性质与动物界十分相似。这是动物的新陈代谢的产物，组织内有蛋白、糖原、动物质淀粉等。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谈起蘑菇来，说它自远古以来即以它的形态及固有的功能而闻名于世，这是一种草肚菌，其拉丁学名是形容词“impudicus”，形状使人联想起爱情，而其气味则使人想到死亡。显然，impudicus散发某种尸体般的气味，当一种淡绿色浓稠的黏液从它的钟形的顶盖滴出时，即有这种气味，而这种黏液里即含有孢子。可是即使在今天，无知无识的人们仍用蘑菇作为春药。

检察官帕拉范特听了，觉得这些话对女士们说来稍嫌过分。听了对顾问大夫的宣传，他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准备在山上熬过融雪季节。斯特尔夫人也是一个坚持到底的典型，她对任意出院的种种诱惑始终抱抵制态度。她在餐桌上说，克罗科夫斯基今天对于古已有之的蘑菇发了一通议论，内容可真“不干净”。“真不干净呀，”那个不幸的女人说。由于一点也没有教养，她对自己的疾病用了许多亵渎的字眼。

可是使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到惊诧的是，约阿希姆居然在谈话中提起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和他的植物学来，因为在他们中间，这位心理分析家一向很少谈到，正如他们很少谈及克拉芙吉亚·肖夏或玛鲁莎一样。他们不去谈论他；对于他的品格和所作所为，他们宁愿缄口不言。然而现在，约阿希姆竟谈起这位助理大夫来了，虽然说话的语气有些郁郁不乐——正如他说起自己不愿在山上坐等草地上开遍鲜花时情绪上显得灰溜溜一样。看来，这位善良的约阿希姆将渐渐失去心理上的平衡了。由于恼火与激动，他说话时的声音有些发抖，往日的温文尔雅和深思熟虑的风度已荡然无存。是不是因为他再也闻不到甜橙的香味？是不是因为加夫基指数愚弄了他，使他灰心绝望？或者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究竟准备在这儿等待秋天来临呢，还是擅自离院。

约阿希姆的声音之所以怒气冲冲，有些发颤，而且最近还用冷嘲热讽的口吻提到那次植物学讲演，实际还有别的原因。汉斯·卡斯托尔普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不如说，他不知约阿希姆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为他本人，这个冒险成性、放荡不羁的人，这个生活中令人担忧的孩子，这个道学先生，对这件事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一句话，约阿希姆识破了表弟的花招，他突然看出表弟背叛了他，正如谢肉节那天他做了亏心事一样。这是一种新的背信弃义；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经常对他不讲信义（而这是毫无疑问的），使问题的性质更趋尖锐了。

光阴流逝时，它的节拍永远是单调的。每一个正常的日子都可以划分为好几个小小的阶段，它的构成是固定的。每天总是一模一样，这一天和那一天彼此极其相似，简直相似到互相混淆和扑朔迷离的程度。每天都是相同的——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因此说时间会引起某种变化，却是难以理解的。大家谅必还记得，每日下午三时半至四时，乃是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查病房的时间，这是他每日的例行公事，他恪守这一制度，从不有误。他查遍每一个病室，走遍每一个阳台，从这张卧椅问到那张卧椅。自从汉斯·卡斯托尔普因不得不卧床而自怨自艾以来（助理大夫在他面前做了一个画圆圈的手势，把他搁在一边，不予理睬），山庄疗养院的日常生活何尝有多大变化！当时的客人，早已变成一名“同志”了。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在查病房时，甚至在他面前常常用起这个称呼来；尽管大夫说这个军用字眼时，像汉斯·卡斯托尔普在约阿希姆面前评论的那样，叫人有些反感（大夫发R音时[18]像外国人那样，舌尖只在上颚碰击一次），但他称呼时的口气豪放而欢快，亲切而充满信任感，因而听来倒还顺耳。不过他当时的脸色一会儿黑，一会儿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心里有鬼，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些可疑。

“喂，同志，您的情况如何？”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本来在那对野蛮的俄国人那边，此刻向汉斯·卡斯托尔普卧榻的端部走来。对汉斯来说，同志这个称呼倒是怪新鲜的。他双手叉在胸前，听到这样难听的称呼每天总不免善意地苦笑了一下，同时瞅着大夫那黑胡子里露出的一排黄牙。“休息得很好吧？”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继续问。“体温下降了吧？今天又升高了？嗨，不要紧，结婚以前会恢复正常的。祝您万事如意。”这句话听来也叫人恶心，因为他说起“祝”字来，“R”的声音又走样[19]；说完后向约阿希姆走去。他只是作一番巡视，简单地问一下病情，别的再没有什么了。

可是有些时候，克罗科夫斯基大夫逗留的时间还要长些，他站在一旁同病友们谈天说地，肩膀看去十分宽阔，脸上总是带着丈夫气概的微笑。他谈起天气，谈起哪些人出院，哪些人进来，还谈起病人的情绪，他们的脾气有的好，有的坏；有时还讲到他个人的生活情况、家庭出身和前程，最后说了声“我向您问好”，就离开这里往别处去了。遇上这种场合，汉斯·卡斯托尔普总是交替地叉起双手搁在脑袋后面，回答对方的每一个问题，说话时也是笑眯眯的。当然，他对大夫怀着一种不胜厌恶的心情，但还是回答了他。他们压低了嗓门扯谈，尽管作为隔墙的玻璃门不能把各个凉廊完全隔开，约阿希姆还是听不清他们在谈些什么话，何况他也根本没有丝毫偷听的意图。他听到表弟从卧椅仰起身来的声音，以后又听到他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一起走进病房，也许让大夫看看自己的体温曲线。从大夫迟迟走出病房这一点来判断，两人的谈话又持续了好一会儿，这一回，这位助理大夫是在约阿希姆进室时从内路出去的。

这对伙友在谈些什么呢？约阿希姆并没有问起。不过，要是我们中间任何人不学他的样而居然提出问题，那么就会出现一些老生常谈式的话题，在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基本观念的两个男人或伙伴之间，往往有许多意思可以彼此交流，一个从自身的教养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物质无疑是精神的罪恶堕落的一种形式，是它上面一种不良的刺激性的增长物，而另一个则以医师的身份，总是宣扬有机疾患的从属性质。我们认为，把物质看成是非物质性的东西可耻的堕落，把生命看作是物质的淫乱的结果，或者把疾病看作是生命的放浪不羁的形态——那上面有几多题材可以探讨和交流啊！他们的谈话内容以经常性的学术讲演为背景，也许会涉及情爱，它是形成疾病的一种力量；也许还谈到“老”病灶和“新”病灶，谈到可溶性毒质及春药，谈到无意识的意识化，谈到精神分析的福祉，谈到症状的还原，以及我们说不清的一些话题。总之，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和年轻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之间聊天的内容，我们只能凭空猜测而已，如果人们对此提出问题的话。

话又得说回来，两人后来不再聊天了，他们之间的聚谈，只是短时间的事，充其量不过几星期。最近，克罗科夫斯基大夫跟汉斯·卡斯托尔普谈天的时间不比别的病人长些，查病房时，逢人一般只是说“同志，你好哇？”或者“我向您问好！”之类的话。约阿希姆后来又有一个新发现：他在无意中偶尔发觉汉斯·卡斯托尔普对他怀有二心，作为一个军人，他素来光明磊落，不作任何猜忌，更没有半点暗中窥探的行径，这点人们应当确信不疑。事实很简单：有一天星期三，他在第一次卧疗期间被召至地下室，让浴室师傅称称体重。他对此看得清清楚楚。只见汉斯踏下诊疗室房门对面清洁的铺有亚麻油地毯的石阶，诊疗室两侧都是爱克司光透视室，左侧是有机体透视室，右侧一隅的石阶低一级的所在，乃是精神分析室，门上钉有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名片。约阿希姆在石阶一半高度的地方站停了：当时他正看到汉斯·卡斯托尔普离开那儿，原来他是从诊疗室里走出来的，刚才给打过针。他匆匆往右跨过那扇门，用双手关上，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右走向那扇用图钉钉着卡片的门。他三脚两步走到那边，走时身子往前冲，一点响动也没有。他敲起门来，敲时俯下脑袋，耳朵贴向敲门的那只手指。小房间已响起了男中音：“进来！”大夫在发R音时带有几分异国情调，双元音的发音也不那么准确。约阿希姆眼看他的表弟走入克罗科夫斯基大夫半明不暗的小小的精神分析室，转眼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