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被偷走的美国梦

——从中产阶级到新穷人[1]

美国已经进入了应急工或者临时工时代、咨询顾问和分包商的时代、劳动力随叫随到的时代——流动、灵活、随时可换。这就是未来。它所传递的信息如下：你是属于你自己的……这是工作领域的新式形而上学。公司是便携式的，员工则是一次性的。

——兰斯·莫罗[2]

（《时代周刊》）

我所经历过的最大失败，以及国会所经历过的最大失败……就是没能成功减缓收入等级上收入的转移，这也最终造成了目前这个收入两极分化的社会状况……这个国家的经济精英们对中产阶级实施了整个宇宙历史上最大的盗窃行为。

——前众议院议员大卫·奥贝[3]

（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

美国是“机会之国”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伊莎贝尔·V.索希尔[4]

（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学会）

1971年，从俄亥俄州奇利科西高中毕业的帕姆·绍尔所迎来的、充满机会的大千世界，和等在今天普通高中毕业生面前的残酷经济世界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个宇宙。

毕业后的首个星期一，帕姆便在奇利科西附近瑟克尔维尔小城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电视显像管厂去干她的全职工作了。帕姆是个做事有条有理，而且十分合群的女青年，身高约一米六八，精力十足，逢人便露出灿烂微笑。在高中毕业那一年，帕姆曾经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兼职工作过一段时间，担任带薪实习秘书。毕业之后，美国无线电公司便聘请帕姆到人力资源部门，让她协助管理一个后来发展为一千五百人的职工人群。

“我每小时能赚1.75美元，”帕姆回忆说，“工作第一年，我还没有买车。但是，大约一年后，我就买了一辆维加（Vega）——这是当时新出的一款棕色雪佛兰小车。它很便宜——售价2500美元。我当时的车款月供是50美元，但我给车加满油只需要5美元，而且可以连开两周。当时我觉得自己很棒：有一辆新车，有一份工作。在人力资源部工作，想见谁就见谁。”

在人力资源部工作时，她曾经帮过她的同学麦克·休斯。某个星期天下午，帕姆给麦克透漏了消息，让他第二天来应聘一个职位。“麦克来到我这儿，做了一个小面试，然后就拿到了工作，”她说，“我们什么人都要，只要他身体健康，能够提得动东西就行。”

在美国梦中生活：1970-2000

“七十年代初，那是这地方最好的时光。”罗伊·温希回忆道。罗伊在当地的杜邦工厂里当了三十五年的化学工程师，后来成为了瑟克尔维尔的共和党人市长。“生活水平一直都在提高。每个人的工资都在涨，职位都在升——所有当地工厂里都是这样。”高中毕业生供不应求。

瑟克尔维尔（人口：12000人）称自己为“世界南瓜之都”。这个小城坐落于匹克威平原[5]的中心地带，拥有着俄亥俄州中南部被史前冰川磨砺得平整的肥沃农田。虽然瑟克尔维尔看上去只是个小村镇，但却是吸引美国知名大公司在此建厂的磁铁——因为瑟克尔维尔在地理位置上是离周围各大主要交通干线最近的。美国无线电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欧文斯-伊利诺玻璃公司，以及美国集装箱公司全都在瑟克尔维尔建立了工厂。普瑞纳公司则负责加工处理当地的农作物。

可以看出，像瑟克尔维尔这样的小城也乘上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千禧年的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直通车，像帕姆·绍尔和麦克·休斯这样的中产阶级平民就生活在美国梦中。他们每个人都买了房，养活了自己的家庭，在美国无线电公司慢慢向上升职，享受稳定的工资，优厚的福利，每年五周的带薪假期，以及由公司补助的养老计划。帕姆从秘书做起，逐步升职为仓库主管，年薪47000美元。麦克在公司受到了良好的技术培训，接连升职。到了2000年，他成为了一名资深质控监察员，每年赚50000到60000美元。

“我曾经很喜欢在那里工作。”帕姆·绍尔说——她这句话是同时为自己和麦克说的，“实在是太棒了。我认识厂里的每个人。真的很了不起。”

了不起，但这好光景却没能持续下去。

2004：底部淘汰

尽管美国经济正在上升，但在2004年时，经济列车的底部却掉队了。面对来自中国的低成本竞争，美国无线电公司将瑟克尔维尔的这座工厂卖给了法国公司汤姆森[6]，该公司在2003年削减了工厂的生产量，并于2004年7月最终关闭了该厂。在关厂之前，麦克·休斯已经对这一天的到来有所预感了：工厂不像鼎盛时期那么购买原材料了。

即便已经有所预感，关厂对于麦克来说，仍是切肤之痛。由于没办法找到稳定的工作，五十岁刚过的休斯，突然成了无业游民。于是，他尝试去改变职业方向。拿着联邦发放的工人失业保障金，他学习了一年的工业维护技能。但即便这样，他也没办法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休斯发出了大量的工作申请，但却一直被对方告知，尽管他在美国无线电公司有很长时间的技术经验，但却连最基本的劳动力要求都没达到。

最终，他得到了一份当地高中的夜班兼职保安工作，年薪13000美元。在当地玻璃厂找到的第二份兼职工作，还能额外再赚4000美元。只有靠他妻子在开端计划[7]项目内的公共部门工作所获的收入，休斯才不至于跌落到贫困线以下。

“使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孩子们要从高中毕业，并且想要去接受大学教育。”麦克解释道，“我工作三十一年的遣散费，就得花在这里。所有这些钱都得拿去付大学学费。我不得不在我孩子们的未来，和我们自己的未来之间做出选择。况且，这也不过是你不得不去处理的麻烦事之一。”

一谈到自己的困窘，麦克·休斯马上换上了一副勇敢模样，掩盖之前的痛苦和愤怒。“我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我曾经能拿到很不错的养老金——我多少也是在美国梦里真正生活过的。”他说，“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我给抛下了。他们把我的美国梦给切断了。”

“最艰难的事情——不被需要”

起初，帕姆·绍尔的情况比麦克要好一些。离开工厂后，她在美国木材纤维公司设在当地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办公室与货运主管工作。薪水很不错，每年47000美元，直到——2009年5月，公司缩减规模，把她裁退了。自那以后，生活就变得灰暗起来。帕姆是一个单亲妈妈，必须独自承担一整个家庭的费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中，帕姆能够找到的唯一工作，就是在2010年兼职担任了三个月的人口普查员[8]。她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不得不靠失业救济金生活，信用卡欠款也越积越多。

“最艰难的事情，就是不被需要——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可言。”她告诉我，“我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有多么糟糕，直到我拿到那份人口普查员工作。尽管这份工作的薪水并不怎么样，但起码还算是有些事可以做——我能够清楚感觉到，我正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最难的事情是，每个看过我简历的人都会说，‘你的简历可真棒啊——你有这么丰富的工作经验’。然而，我却没有工作。我很清楚，自己已经投出了超过五百份工作申请，但最终只参加了四次求职面试，薪水都比我曾经拿过的要少得多。”

在参加公共部门工作考试时，帕姆·绍尔遇到了其他一些2004年时跟自己一起被美国无线电公司工厂解雇的员工。跟帕姆一样，他们仍然在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跟我一样的两百个人都在那儿，”帕姆说，“我们参加同一场考试，为了争取同样的工作岗位。”

“我参加的第一场招聘考试，是在奇利科西市担任水表抄表员。那是在2009年6月。这份工作的时薪是14美元，共有250人应聘。龌龊之处在于，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招聘。这个抄表员岗位其实是内定的。”

一年之后，帕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工作，她说，这简直就是一场梦魇，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不知道应该如何脱身。“噢，实在太可怕了，”帕姆对我说，“我之前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自己居然会失业一整年。此时此刻，我就快万劫不复了。”她露出一个沉重的笑容，这个笑容透露出她的焦虑，让人知道她曾经历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几乎没办法在应付的各种账单和失业救济金之间维持平衡。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储蓄，只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再找一年工作，我还是失业，情况会变成什么样。不能细想——那会把我给活活吓死。”

新穷人——放弃中产阶级身份

在美国，帕姆·绍尔和麦克·休斯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现象：新穷人。他们已经成为或许应该被称作“中产阶级淘汰者”的一群人——即那些滑落到水平线以下的美国中产阶级人群，他们在自己人生的后半段被淘汰了下来，这跟美国梦完全背道而驰。短短六年时间里，这两个人从美国中产阶级的中间位置（占所有收入阶层中段的那20%人群），滑落到了底部的20%，或者仅仅超过20%线上少许的位置上。他们的故事，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广泛趋势。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刚刚经历了七十年以来最糟糕的十年。2011年底，能够得到的就业机会比十年前更少，典型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持续减少，乃至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还要低。但是，这一切开始的时间，实际上比十年前更早。早在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前，数百万像帕姆·绍尔和麦克·休斯这样的中产阶级美国人，已经在经历属于他们自己的经济衰退了。

他们的生活反映了我们经济史上的“长弧”[9]。他们，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和他们相似的美国人，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长期停滞不前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受害者。他们所感受到的压迫，意味着对美国主张自己是“机会之国”这一做法的长期、缓慢的侵蚀。黑人们所受的打击比白人们更大——截至2007年，大约45%出身于坚实中产阶级家庭的黑人，其收入比他们的父母都要低。

他们的经历正在美国各地反复上演，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人身上，发生在纽约的银行柜员身上，发生在科罗拉多州的计算机程序员身上，甚至也发生在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们身上。新穷人的数量是军团级的，首当其冲的是全国六百万长期失业者。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报告，2010年，又有260万美国人滑落到官方发布的贫困线以下，贫困线下的总人数达到4620万人——是52年以来最高的。“在我们的印象中，美国是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地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评论道，“然而实际上，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时期：中产阶级家庭的状况，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要糟糕得多。”

美国婴儿潮一代出生的人群，正步入他们的五十岁后段和六十岁前段的这群人——比如帕姆·绍尔和麦克·休斯——他们遭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打击。截至2011年底，这些人当中的430万人——处于五十五至六十四岁年龄段的大约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没办法得到一份全职工作，430万人中的大约一半，找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两年。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相比全职工作时期，失业和临时工状态使他们每年总共减少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工资收入。“这是一种全新的现象……比我们之前所设想的还要糟糕，而且影响力相当广泛，”罗格斯大学约翰·J.·海尔德里奇劳工发展中心[10]负责人卡尔·范霍恩[11]说，“情况还会变得更糟。美国老年人群的贫困比例，将会变得更高。”

美国：新“种姓制度社会”下的低流动性

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美国业已发展成为阶级社会，在财富和收入方面日益分层化，底层人群几乎固化冻结在那里，代代相传，而位于顶层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将自己身处高位所带来的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特权越来越拥护特权，贫困则始终催生贫困。

社会科学家茱莉亚·伊萨克斯[12]表示：“出生在家庭收入位于前五分之一区间内的孩子，最有可能成为人上人；出生在家庭收入位于后五分之一区间内的孩子，最有可能自己也滞留底层。”

我们曾经习惯于去嘲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的某几个国家，认为它们那里完全是阶级固化社会，然而现在，它们已经超越了我们，因为那里的人是可以在社会和经济阶梯上向上攀爬的。为了衡量这类现象，专家们追踪记录苹果自树上掉落之后离树的远近程度——换句话说，从经济学角度讲，他们去调查这个家庭里儿子们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们父亲和祖父们的收入相匹配。在这些议题上有明确证据表明，挪威、芬兰、丹麦和加拿大等国家为年轻人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鼓励他们打破家庭原有阶层的束缚，甚至连法国、德国和瑞典也为年轻人提供了相比美国而言更好的上升机会。

按照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的说法，美国现在事实上已经被归类为“低流动性国家，大约一半的父母收入优势，最后都被转移到了他们的孩子们身上。”对此，伊萨克斯补充道：“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在美国，从收入阶梯的底部开始奋斗是先天不利。”

和过去不同，教育不再是社会等级差异的巨型矫正器，这是阶级社会在美国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情况甚至还恰恰相反：最近的学术研究发现，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即使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都已经显著缩小，富裕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反而还增长了40%。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肖恩·里尔登表示：“我们已经从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那个种族区别比家庭收入更能决定子女教育是否成功的社会，变成了今天这个家庭收入比种族区别更能决定子女教育是否成功的社会。”2007年，在大学这个教育层次上，高收入家庭的一半子女都能完成大学学业，相比之下，低收入家庭只有9%的子女能完成——与1989年时相比，差别显著。

学者们认为，使教育成果产生明显差异的重要驱动因素在于，与低收入家庭有能力负担的部分相比，富裕家庭投入了更多额外时间和金钱，来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课外学习和辅导——支出差距已在不断扩大。此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千禧十年的最初几年间，大学的平均学费和住宿费用提高了四倍，这就把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十几岁孩子逼入了相似的财务窘境当中。相比之下，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们支付起大学教育费用来，简直是轻而易举。

在当今美国，仍旧可以列举出不少男男女女依靠努力奋斗实现自我超越，最后得以鲤鱼跳龙门的个体案例。但是，相比《美国偶像》那种一夜成名式的璀璨，相比中心城区那些篮球巨星和橄榄球比赛英雄，以及每一位出人意料的华尔街亿万富翁，尚且存在这样一项令人感觉不快的事实：比起出生在法国、德国或者斯堪的纳维亚的孩子，一个典型的、出生在美国最底层的孩子能够跃升中产阶级或更上层阶级的机会要少得多。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美国贫穷阶级出身的孩子[13]如果想要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中间位置，需要经过五六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说，需要花费125年到150年的时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戴维·I.莱文对此给出了一番解释：“出生在美国精英阶层当中，将会赋予你一系列世界上其他国家人几乎没有享受过的、与生俱来的特权；出生在美国的贫民阶层当中，则会赋予你在西欧、日本和加拿大同等阶层中完全不一样的种种坏处。”

停滞不前长达三十年

即便是那些勉力维持了自己中产阶级地位的人，也同样陷入了困境，亲身经历了美国梦的支离破碎。尽管美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千禧十年接连经历了几轮增长，但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却几乎完全停滞不前。涨潮并没有带动所有的船只上升，或者换句话说，大多数船都没有上升。国家经济增长与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的分立而行，在以下这些统计数据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从1948年到1973年，美国非农劳工的生产力增长了96.8%，普通工人的时薪增长了93.7%。简而言之，随着美国经济在战后的蓬勃发展，中产阶级工人们从国家生产力增长带来的收益中获取了相当丰厚的份额。

·从1973年到2011年，美国非农劳工的生产力增长了80.1%，但普通工人的工资仅增长了4.2%，时薪——工资外加福利——仅增长了10%。因此，虽然生产力每年上升近3%，但普通工人按小时折算的工资，考虑通货膨胀影响后，实际上是基本持平的——2011年和1978年完全相同。停滞不前长达三十年。

·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落后于欧洲的一大批国家。美国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工资和福利通常也更低，这导致美国的双职工家庭比例比任何发达经济体都高。

·尽管自1975年以来，经济整体有起有落，但企业所获的利润却上升了，与此同时，员工工资却停滞不前。2007年经济大衰退之前，企业所获的利润达到了自1943年以来占国民收入[14]的最大份额，与此相对应的，员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则下降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财富和收入差距上的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是如今美国经济的典型特征。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的同时，顶级富豪（收入金字塔的前万分之一）的收入，从1979年的平均400万美元每年，跃升至2006年的平均2430万美元每年——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增长率高达600%。超级富豪（收入金字塔的前百分之一）获得的财富多得惊人：2007年，超级富豪的所得占了全国经济总量的23.4%，是1979年的2.5倍以上。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的财富过度集中现象，却比其他任何一个先进经济体都要严重得多。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的美国已经跟过去的美国大不相同了。新经济时代的美国，和我们之前那个中产阶级繁荣时代的美国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商界领袖们固执地认为，这一切都是技术革新和全球化的错，但是，就跟我们亲眼见到的一样，其他一些先进国家——比如德国——却享有比美国更加广泛的共同繁荣。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商界领袖们所奉行的楔形经济学，他们通过这一方式，剥夺了普通美国人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取理应属于自己那部分份额的机会。

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普通美国人都不得不被迫去承担削减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工会试图尽量保留工作岗位，便只好在公司美国的高压下，尝试着去削减成本。如此这般，工会方面也就不得不去接受这样一种曾经被认为是极不合理、遭人厌弃的情况——给一份完全相同的工作制定两份完全不同的工资标准，新雇用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比现有工人要低。已经被分配到各个航线的航空公司飞行员们，也被迫在完成相似工作的同时，接受更低的薪水——容忍这种事实上的降职。票务员、后勤工作人员、银行出纳，他们都跟工厂工人一样，从全职工作岗位上下岗，然后又被原公司再度雇用为理论上的“独立合同工”：工资标准降到跟临时工或兼职员工一样低；福利很少，或者完全没有任何福利。

“永久临时工”：新经济政策下的低等阶层

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经济的一个标志，是兼职和临时工作岗位的迅速扩张。根据《时代》杂志2001年的报道，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流动性、灵活性和一次性为特征的时代：临时派遣或者雇用工人，顾问和转包合作，即时生产。这就是未来。它所传达的信息是：你是你自个儿……公司便携化，员工一次性化。”

2005年，总劳动力中的大约30%——也即4260万人——被归类为“派遣工人”：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和福利比普通工人要低，而且极易受到裁员的影响。截至2011年底，共有超过800万美国人被迫接受临时工作。另有上千万人通过临时工中介机构接受企业雇用，他们被人可疑地归为“独立合同工”，以便从公司的薪酬系统中剥离出来，但实际上却需要长期负责同一个岗位，拿着相比之下更低的薪水和福利，几十年如一日地完成和正式员工一样的工作。

人们称他们为“永久临时工”，他们简直就是新经济下、一群尚有工资可领的农奴。作为使用“永久临时工”的典型企业，微软公司起用了数以千计的长期合同工，让他们来完成烦琐的软件设计、编辑和测试等工作。在微软内部，正式员工佩戴蓝色徽章，永久临时工则需要戴上橙色徽章。尽管两组人在工作上通力合作，不分彼此。但微软却拒绝为永久临时工提供正式员工才有资格享受的健康福利、对应的401k计划，以及公司的股票期权。数以百计的其他公司照搬了微软的做法。

最终，因为微软公司违反税法规定，没有从支付给永久临时工们的工资中扣除税款，美国国税局对微软公司提出了指控。1992年，永久临时工们集体向微软公司提起诉讼，希望微软能够根据劳动法法规要求，对临时工提供应有的福利待遇。经过一场漫长的官司之后，微软同意向总计12000名永久临时工支付总额达970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金。在最高法院的支持下，接受官司的联邦地区法官最后裁决，该地区各公司今后雇用临时工的时限，不得超过六个月。为了摆脱这一裁决的约束，微软和其他公司在雇用临时工满六个月后，便把他们解雇掉，然后按照法院规定，把他们悬置100天，接着又重新雇用他们，如此往复。人们极度想要工作，不得不向这些规定低头。

男人们放弃、掉队，换那些带着小孩的妇女们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工人们的境遇，已经跟七十年代“拿最好的薪水，享受最优厚工作条件”的情况相去甚远了，落后于其他先进经济体了。2002年时，曾在尼克松总统任下担任政治战略顾问的凯文·菲利普斯[15]表示：“他们的小时薪酬，比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劳动力薪酬都要低。”不仅如此，在永久临时工大规模增加后，美国的薪酬中位数也随之下降了。还有，美国人现在每年通常都要工作超过350个小时，也比欧洲工人们的平均数更高。2010年，因为完全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不少美国男人们变得十分气馁，乃至于完全从劳动力市场当中脱离了出来。从1948年到2011年，劳动力市场上的男性比例，从87%下降到了74%——这就导致美国的社会队伍中增加了几百万掉队者。

经济学家们指出，过去四十年来，普通家庭收入增长的唯一原因——哪怕只是稍微增长了一点，那也是因为有更多女性告别了家庭妇女身份，外出工作去了。妇女们不得不外出工作，以保持整个家庭的收入开支平衡，这往往给家庭本身——尤其是那些有小孩子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对此，态度上亲劳工的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拉里·米舍尔[16]表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可能会比三十年前赚到更多的钱，实际收入可能会上涨。但是，你必须同时权衡这样一项事实：他们相比之下也工作了更多时间——这个家庭中，现在可是有两个人在工作。然而，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个生产率增长了80%到90%的经济体，却仍旧会让身处其中的很多人过得比增长之前还要糟糕。”

如今，妇女参加工作已经是社会常态，然而，年轻母亲群体付出的代价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1960年时，膝下有6岁以下孩童的美国妇女当中，只有15%参与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高达64%——是全世界最高的。事实上，正如凯文·菲利普斯所观察到的那样，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妇女们加入劳动者队伍的巨大浪潮，已经给予了美国“全球最高的双职工家庭比例，这一情况同时隐含着实际对个人时间和家庭生活这两方面的征税”。

矛盾之处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千禧十年的这段时期里，居住成本急剧上升，这就导致很多中产阶级家庭虽然有了第二收入来源，但家庭的经济紧张程度反而愈发加剧了。中产阶级身份的父母希望自己能够在拥有优秀学校的良好社区安家，可是，正如伊丽莎白·沃伦和阿米莉亚·沃伦·泰吉在她们那本名为《双收入陷阱》的书中所宣称的那样，这些中产阶级父母发现自己正处在战况不断升级的出价战争中，被迫将两人收入总和的一大部分拿出来解决住房问题。由于社会上的教育质量和安全情况逐渐恶化，老百姓觉得有必要为自己满意的住房支付高昂的费用。即便是双职工家庭，拿着两份薪水，似乎都没办法赶上生活成本的上涨。正如沃伦和泰吉在书中所写到的：“美国所面临的教育危机，不仅是阅读能力和计算水平上的危机，更是中产阶级家庭经济上的危机。”

接受大学教育确实会对孩子的未来有所帮助——但却并不能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产生那么巨大的收益。如今，一个典型的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年收入，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只比1980年时高大约1000美元。在过去十年间，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入行初始工资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他们在2010年时能够拿到的年薪，比2000年时低了2000美元。男应届生在2010年的平均年薪为45000美元，女应届生平均为38000美元。对于职场起步者而言，这不算太差，但这其实意味着大学毕业生也变得跟高中毕业生一样，正在被那些企业高层精英们甩得越来越远。比如雅虎公司的CEO卡罗尔·巴茨，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CEO莱斯利·穆恩维斯，他们每天的工资大约是15万美元。

2008年年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17]表示，美国中高层之间贫富差距太过巨大，会导致美国资本主义“是否还具有合法性的严重问题”。

其实并不一定非要像现在这样

其实并不一定非要像现在这样。据经济学家们推断，如果那些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中产阶级普遍繁荣时期被公司美国广泛接受的法规和社会契约能够持续运行下去，那么，普通美国人的境遇，将比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要好得多。1979年到2006年期间，如果中产阶级家庭从美国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收益份额，跟他们从1945年到1979年期间所获得的份额比例一样的话，那么，典型中产阶级家庭每年都会增加12000美元的收入。整体而言，80%的美国人——换句话说，从社会底层到整个中产阶层的所有人——每年能够比现在多赚7430亿美元。相对的，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收入将会减少6730亿美元。从1%到5%的这部分富人，收入将会减少1400亿美元。

也就是说，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我们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以及商界运作方式的改变，决定了要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这使普通美国人付出了总计约7500亿美元的代价——这些钱最终都流向了最富有的那5%美国人。

当然，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艰难时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繁荣与萧条，周期性地循环往复，每次循环都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并摧毁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十年了。失业带来周期性的损失，民众因此勒紧了自己的裤腰带。不过，当衰退周期结束，经济复苏之后，工作失而复得，经济得以增长，中产阶级便也重新回到了上升通道上。

可是如今，大规模裁员不再是艰难时代的阵痛，而是即便在景气时代也永远挥之不去的现实。解雇和裁员，被精心包装于“重组”与“缩减规模”这两个企业特有的委婉措辞当中，已然成为普通美国人所患的一种经济意义上的慢性顽疾——无论在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皆是如此。在针对一千家企业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美国管理协会发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段的经济繁荣期内，企业管理层宣布进行大规模裁员的次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接下来，从2001年到2003年，世道变得不景气时，大约有540万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人遭到解雇的原因，都跟他们的工作表现毫不相关。然后，到了2004年，当美国管理协会对这些被解雇人群进行调查时发现，他们中的三分之一没能找到新的工作，找到工作的人当中，薪酬比之前工作低的超过半数——类似的现象，在最近的经济衰退期中再次重演了。

总体而言，在过去十年时间里，美国各地总计关闭了59000座工厂和生产企业，核心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人数，自2001年1月到2011年12月，从1710万人下降到了1180万人——在我国历史上，核心制造业从来都是中产阶级稳定且收入高企的工作领域，如今就业人数大幅下降，对这一传统造成了惩罚式的重创。通过奉行持续裁员并降低工资（这两项方针均为投资者们带来了更高的利润）的蓄意策略，商界领袖们不仅压榨了自己企业的员工，还缓慢扼杀掉了中产阶级消费者们的消费需求：国家恰恰需要这些需求，来完成下一轮的经济增长。

这一趋势导致私人部门[18]试图将国家从经济萧条的泥潭中拉出来变得更为艰巨，它同时也加大了政府直接采取行动来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性。论据十分清楚：1990年以来，每一次发生经济衰退后，美国从泥潭中脱身、并恢复在衰退中流失的工作岗位所需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了。在1990年发生的经济衰退之后，经济学家们创造出了“无就业复苏”这个新词，因为这次恢复那些失去的工作岗位所花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得多——长达二十一个月。2001年的经济衰退后，恢复岗位所花的时间，是1990年的两倍多：找回这些工作花了四十六个月。

史蒂芬·罗奇，作为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把2002-2003年度的缓慢复苏现象称为“前所未有的史上最疲软招聘周期”。令罗奇感到尤为震惊的是，即便工作岗位确实恢复了，对应岗位所付的薪酬、所提供的福利都会减少，保障性也会降低。诚如他所说的，在2002年至2004年中的经济低谷期内，新就职的员工有97%都是兼职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工资更高的全职岗位已经永远消失了——流入海外，以便增加企业利润。失业日渐成为一种结构上的长期癌病，而不是中产阶级群体过去所患的、相比之下更容易恢复的周期性头痛。

在最近的这次经济衰退期内，这种能够为企业产生高利润，但同时会摧毁工作岗位的趋势加速了，因此，在2011年初，《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公司美国在面对高失业率时躺在闲置资本[19]上睡大觉的头版文章，标题为《即使利润飙升，也不急于雇人》[20]。文章声称，公司美国2010年的年末利润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8%——并向富有的股东们承诺增加股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21]涨幅超过12000点，与此同时，大约2900万美国人要么失业，非自愿地接受兼职工作，要么干脆绝望地退出劳动力市场。富人们早已从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中产阶级则伤痕累累，深陷痛苦之中。公司美国持续囤积了多达1.9万亿现金，并且进一步扩大海外业务。这一切都使美国的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复苏跟其他国家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别——这也是不同企业战略和公共政策的反映。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发起的一项全球范围研究，截至2011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得比英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都好，但是，美国的失业率却远高于这四个国家。

这些数据证实了过去三十年来的经济格局——普通中产阶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公司美国却享受了极高的利润。曾经的社会契约，已然消失殆尽。

注释：

[1]“新穷人”（new poor）概念是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提出来的，指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失败的消费者。

[2]兰斯·莫罗（Lance Morrow，1939-　），美国作家，主要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

[3]大卫·奥贝（Dave Obey，1938-　），众议院议员。

[4]伊莎贝尔·V.索希尔（Isabel V.Sawhill），美国著名女性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贫困问题专家。

[5]匹克威平原（Pickaway Plains），瑟克尔维尔南部三英里处开始的一处低矮山脉，其向北方和南方绵延数公里。山脉环绕的肥沃土地，即匹克威平原。

[6]汤姆森（Thomson），创立于1893年，2010年起更名为Technicolor SA。

[7]开端计划（Head Start），美国联邦政府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教育补偿，以追求教育公平，改善人群代际恶性循环的一个早期儿童项目。

[8]2010年时，美国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联邦政府在各地雇用了大量临时工。如今美国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数据，就是那时调查统计出来的。

[9]宏观经济学术语，类似于生物学上对长反射弧的描述。

[10]John J.Heldrich Center for Workforce Development，美国知名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机构。以强生公司传奇人物约翰·海尔德里奇命名。

[11]卡尔·范霍恩（Carl Van Horn），罗格斯大学知名劳动经济学家。

[12]茱莉亚·伊萨克斯（Julia Isaacs），学者。其关于1969至2005年间个体社会纵向流动性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十分知名。

[13]child，原文如此，并非“家族（family）”。

[14]缩写NI，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在一定时期所创造的价值，即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等的总和。

[15]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1940-　），前共和党战略家，保守派首脑人物。

[16]拉里·米舍尔（Larry Mishel），美国经济学家。

[17]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1954-　），即劳伦斯·萨默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曾任哈佛大学校长。

[18]Private Sector，公共部门的对称，是指个人、家庭和私人所拥有的企事业单位。

[19]指企业将大量资金以货币资金形态存入银行，搁置不用。

[20]No Rush to Hire Even as Profits Soar.

[21]由《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道创造的几种股票市场指数之一，是最悠久的美国市场指数之一。如今，该指数囊括美国30间最大和最知名的上市公司。名称中的“工业”，更多的是来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