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产繁荣
——“新经济”之前，“良性循环”是如何运作的
美国最接近于无阶级社会当中、所有民众共同繁荣的理想的。
——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1959年）
“大压缩”[1]成功使收入达到长期平衡状态——长达三十多年。那个平等的时代，也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我们再也没办法重获那样的繁荣了。
——保罗·克鲁格曼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汽车制造领域的先锋人物亨利·福特[2]是中央经济理念的教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新经济政策开始瓦解数以百万计普通人的美国梦之前，这一理念催生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产阶级繁荣的伟大时代。福特的经济理念，正是经济学家们口中所说的“良性循环增长”。
亨利·福特在对外公布著名的T型车[3]的同时，也让这一理念广泛传播开去。1914年，亨利·福特宣布，自己将向手下工厂的工人们支付史无前例的每天5美元工资。对于这件事，福特晚年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这不仅仅事关社会公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笔聪明的生意。福特认为，当工资过低时，企业和整个国家经济都处在高风险状态下。反之，当企业给出稳定的高薪时，企业反而更加安全，因为工人们赚到了足够的钱，自己就能成为好顾客，最终也能买得起T型车。
以上便是福特对现代经济学家们“战后时代向数以千万计中产阶级美国人支付的高额工资，正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这番分析结论的简略表述。经济学家们说：丰厚、稳定的工资和就业保障，是消费需求旺盛的动力，旺盛的消费需求又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如此这般，企业的下一步策略便是扩大生产，并且投资建立新工厂。每一次扩张都会产生新一轮的消费需求，因此，良性循环将在此机制作用下继续带来经济增长，除非有人打破了这一系列连锁反应。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表示，经由上述机制成功、持续的运作，战后这一时期，人们都在享受“从未出现过的、经济最为繁荣景气的美国。这一经济模式似乎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工作岗位。更重要的是，这些数量充足的工作岗位所提供的薪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而且每年都在上涨。在社会阶级的最底层，工人们得到的待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全然不同的企业运作思路
人们经常会忽视商界领袖们的企业运作思路对中产阶级经济命运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战后长期共同繁荣的那段时期内——也即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工商界领袖们优先选择的企业运作思路，与现今的那些CEO们截然不同。正如理查德·尼克松在税收和企业监管方面的“分享财富”理念，跟今日共和党内普遍抱持的方法论截然不同一样。
在战后的中产阶级繁荣时期，优秀的企业领导者们都能认识到，照顾好自己属下的劳动力，便能够创造出竞争优势。如果他们想要获得成功，想要扩张，让企业产生稳定持续的利润，就需要持续雇用那些主动自觉、技能过硬的员工。他们认为，企业运营的关键，在于用持续增长的薪酬和福利，来确保稳定的工作岗位。
正是一位大人物，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弗兰克·阿布拉姆斯，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4]的企业口号——也就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平衡了企业上下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利益。阿布拉姆斯表示：“所谓企业管理工作，乃是让各种受直接影响的利益相关群体的主张和要求维持一种公平、可行的平衡……利益相关群体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以及社会公众。”
通用电气公司负责员工福利的经理厄尔·威利斯将企业的成功与员工的安定感明确联系了起来。威利斯宣称：“企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员工就业时的安定感。能够以相当的把握规划自己经济前途的员工，就是雇主们最高效的资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那本被企业管理者们奉为圣经的《追求卓越》中，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向大众宣扬了即便是在经济衰退期也继续雇用员工的优点，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与复苏时的大规模裁员和招聘冻结情况有天渊之别。他们在书中写道：“只有当我们关注那些卓越公司时，我们才能看到……它们在经济衰退期间所采取的种种充分就业政策，‘员工关怀’已经如同血液一般，在这些企业管理者们的血管当中流淌。”
工会运动：分享权力／共同繁荣
但是，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产阶级权力的靠山，以及它最坚定和最有效的拥护者是美国的工会运动。工会的力量在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这件事上发挥了核心作用，它推动公司美国与普通美国人共享工业生产力与生产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收益。对于劳动力管理权的共享，一举造就了共同繁荣。
组织起来的劳工，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为每个成员赚取面包和黄油。工会运动成功争取到了每天八小时、每周五天的工作制、一系列童工保护法规[5]和劳工安全法。不仅大小工会在跟美国那些最大的企业讨价还价，谋求更好的中产阶级生活标准，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也在大力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积极分子和环保人士的社会活动，推动各级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力度。工会支持了不少政坛候选人——他们支持的主要是民主党人，但也包括一些温和派与自由派的共和党人——这些人一旦进入国会，便会在国会里投票支持更加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社会契约和经济基准的方式，很多原本并没有和工会合作的雇主们会觉得自己不得不去配合这些标准。工会与大企业之间进行的艰苦谈判，不仅为工会成员，也为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们换来了更高的薪酬待遇和更好的福利。
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到了中产阶级繁荣时期，工会已经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工会规模已经翻了三番，其成员数量达到了私营企业全部劳动力数量的35%。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公司部门员工的工会化比率降至劳动力总数的27%，但是，这仍旧是一支由2100万人组成的队伍，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美国人组织。每个大型工业领域——汽车、钢铁、建筑、食品、货运、纺织品、成衣制造——都拥有庞大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致力于为美国普通民众争取更好的生活标准。
通用汽车公司和《底特律条约》[6]
作为全美首屈一指的大企业，通用汽车公司成为诸多大型工会的头号目标，以及美国其他工业巨鳄们仿效的对象。通用汽车公司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于1948年签订的《底特律条约》创立并订立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契约规范——工会与企业管理层、劳工和雇主之间实现经济利益共享。
五年前，由于实行战时工资和价格管制，通用汽车公司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在一场牵涉甚广的谈判上彻底闹翻了，通用汽车公司五十条装配生产线上的总计17.5万名工人同时离职罢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睿智又热情的领导人沃尔特·鲁瑟要求通用汽车公司方面加薪30%，并且给工人们额外增加医保。通用汽车公司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引擎”查理·威尔逊嘲笑了鲁瑟提出的这些要求，决定等待鲁瑟主动屈服。罢工持续了113天，在此期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7]和美国电气工人联合会[8]在其他行业勉强接受了远低于鲁瑟所提的条件。最后，鲁瑟不得不让步。但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劳工动乱并没有平息，鲁瑟也一直在向通用汽车公司施压，让他们向工人们提供配套福利——提高基本工资，增加医保，并承诺支付退休金。
最后，威尔逊终于对厂内持续的战争状态和通用汽车产能的定期中断感到疲惫不堪了，他向鲁瑟提出了一个通用汽车公司方让步相当大的和解条件：和工人们共享公司景气带来的利益，以此来交换和平。不能再出现野猫式罢工[9]，不允许工厂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毫无征兆地关闭。鲁瑟抓住了这一机会。两人达成了一份颇具纪念意义的重要协定：通用汽车公司同意每年都给自己工厂的汽车工人们加薪，在总计五年时间内，以加薪来使工人们的生活标准提高约20%[10]。公司同意支付工人们一半的医保费用。而且，公司还承诺，为工厂里工龄最长的那一批员工提供前所未有的、高达每月125美元的退休金。工会方面欣然接受了这笔交易，确定了无罢工的合约期限。通用汽车公司就此取得了工厂装配线上的和平。从此以后，通用汽车公司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所签订的停战条约，便被称为《底特律条约》。
这份条约对全国经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那些富有弹性的条款带动了美国广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稳步攀升。正是因为这笔交易得到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认可，所以才产生了强大的连锁反应。条约内容很快就被其他汽车制造商，乃至其他行业的主要公司效仿。条约在如汽车、钢铁这类重点行业下的运作模式，成为了其他行业大型企业的典范，甚至适用于那些还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们。正如《纽约时报》的经济专栏作家史蒂文·温豪斯[11]所报道的那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有超过一半的工会合同在效仿《底特律条约》，要求雇用方提供以年为单位的员工待遇改善制度，以及随生活费用基准变动的薪酬参数调整……工会代表着占总数三分之一的工人，并且威胁要继续让上百万原本并未加入工会的工人们工会化。很多跟工会毫无关系的公司也采取了有样学样的态度，向员工提供对应生活成本浮动的薪酬，还有以年为单位的待遇改善制度，以保证员工们心情愉悦，从而远离工会。”
尼克松对赫鲁晓夫说：当今美国是个“无阶级社会”
在华盛顿，两党之间达成了共识，支持企业和民众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分享美国的财富，将企业利益与拥有稳定工作、持续上涨的薪酬和丰厚福利的美国梦联系了起来。
1959年，冷战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时正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12]上著名的“厨房辩论”中向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好好夸耀了一番美国的共同繁荣。辩论中，尼克松向自己的共产党对手随口列举出了美国中产阶级所享有的一连串好处：全美总计4400万家庭中，四分之三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总共拥有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以及1.43亿台收音机。为了讥讽苏联所宣传的“彻底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那一系列堪称经典的尖锐回应中，尼克松嘲笑赫鲁晓夫道：“美国是最接近无阶级社会当中、所有民众共同繁荣的理想的。”
尼克松是对的。“二战”后我们国家的三十年经济腾飞，比如今大多数美国人所能想象到的还要更加辉煌，它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提供了坚若磐石的中产阶级繁荣。
当然，当时的经济制度本身仍存在着大量问题：商业周期起起落落，失业率定期激增，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依旧很多。当年的美国人住在比今天面积更小的房子里，家用电器和各种家用设备的数量也没有今天多。大部分家庭只有一辆汽车，而不是两辆。尽管有《底特律条约》作为榜样，罢工、偶发性的暴力冲突，以及暴风骤雨般的劳资关系对抗，却始终不能完全避免。
无论如何，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普遍图景，依旧是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国老百姓们感觉得到，他们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分得了相当有分量的收益。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工人的每小时平均工资基本上跟生产力的提高保持了同步。从1947年到1973年，每小时平均工资在数额上翻了一番。稳健的收入和就业保障，使工人们普遍拥有足够他们去消费的财富，并为新一轮经济增长赋能。
“大压缩”
不仅中产阶级享受到了稳固的繁荣，整个经济领域的竞争公平性，也远远高于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尤其是和大繁荣之前的三十年相比。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特别是在税法方面——通过缓解经济链条两端存在的极端情况，进一步缩小了收入差距。劳动法将那些最贫穷工人们拿到的最低工资的下限，提高到了社会每小时平均工资差不多一半的位置上，其结果是最贫穷的20%美国家庭在中产阶级繁荣的这三十年里取得的收入增长速度，跟最富有的20%美国家庭一样快，在最富和最穷之间的人们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不同收入水平的全部美国人，他们的收入增长完全是齐头并进的。
税收系统减少了富豪阶层高度集中的财富——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富人所征收的税率高达92%，后来的民主党总统约翰·肯尼迪时期是77%（对比当前的35%）。
今日的反税收保守派们宣称，高税收是对经济的拖累，与他们的说法相反，上世纪“二战”后的四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恰恰是一个漫长、强劲又稳健的经济增长期——经济增长势头远优于过去低税率的十年。对公司和富人单独征收高昂税款，会使他们倾向于减少投资，以承担更低的风险，不管这一论点听起来多么有道理，战后持续几十年的稳健增长为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相反论据。加州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13]表示：“高税率似乎并不限制经济的蓬勃发展。”
不仅如此，通过施行各等级之间税率相差悬殊的累进税政策[14]，战后时期富人与中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有数据记录以来最小的。战后中产阶级大繁荣现象十分惊人，乃至于经济史学家们专门为此创造了一个词。他们把这一现象称为“大压缩”——其含义是各阶层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差距被压缩得很小，位于社会顶层和底层的美国人的收入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
简而言之，中产阶级手中的权力，通过草根运动、工会集体谈判和政府颁布的政策真正得到了行使，从而产生了我国历史上最具有民主风范的共同繁荣——这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此作出了总结：“‘大压缩’成功使收入达到长期平衡状态——长达三十多年。那个平等的时代，也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我们再也没办法重获那样的繁荣了。”
注释：
[1]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美国工会不断强化，政府确立联邦最低工资，建立了社保体系，并提高对公司和富裕阶层的征税。保罗·克鲁格曼把这一现象称为“大压缩”（The Great Compression）。他认为，这些政策为美国民众创造了更多的平等，也在随后的四十年内抑制了收入不均等的扩大。
[2]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
[3]福特汽车公司于1908年至1927年推出的一款汽车产品。T型车以其低廉的价格使汽车作为一种实用工具走入了寻常百姓之家，美国亦自此成为了“车轮上的国度”。
[4]日本和欧洲大陆奉行的一种资本主义模式，与英美的股东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利益相关资本主义下的企业负有更广泛的义务，需要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其典型代表国家是德国。
[5]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劳动力短缺，童工在美国泛滥，一系列童工保护法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是1938年出台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1941年获得最高法院通过。
[6]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同三家大型汽车生产商签订的五年条约。这一条约保护汽车制造商免受每年的工人罢工之苦；作为交换，工人获得了优厚的健康保险和津贴。
[7]缩写USW，北美最大的工会，起家于钢铁业，目前涉及领域众多。总部设在钢铁业的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的匹茨堡市。轮胎业中有很大一部分的雇员是这个工会的成员。
[8]缩写UE，全称是“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United Electrical，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of America）”，成立于1936年。上世纪四十年代UE曾经拥有多达60万名成员，如今是一个小型工会，成员不足四万人。
[9]wildcat strikes，指工会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自发罢工。
[10]指考虑到通货膨胀情况的逐步加薪，从数额上讲，并不一定比一次性加薪30%少。
[11]Steven Greenhouse，近十年来十分活跃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主要关注工会和工厂问题。
[12]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为针对苏联在纽约举办的类似展览而办的生活方式展览，仅在1959年举办过一次。
[13]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1946- ），美国政治家、学者、作家和时事评论员。布兰第斯大学海勒研究生学院社会与经济政策的“莫利斯·B.海克斯特讲座”教授，曾在三届联邦政府中任职，为前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
[14]按照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累进税制度下，纳税人的负担程度和负税能力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