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彻底经验主义

一、西方哲学的超验主义倾向

我们面前的世界其本质最终是可以经验的，抑或是不可经验即超验的？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实际上可以视为是划分中西两种不同哲学的根本的分界。

区分现象与实在，亦即现代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所谓的“自然之二分”，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和一贯传统。对于西方哲学家来说，所谓现象，即外部世界通过人类的感觉经验所呈现给我们的东西；而所谓实在，则是那种隐匿在现象背后的、作为被呈现者自身的东西。因此，前者属于可感世界而“现而不实”，而后者则属不可感世界而“实而不现”。我们看到，早在古希腊巴门尼德就提出“意见”与“真理”二者的对立，柏拉图则宣布了“幻影”与“理念”之间的分歧。也正是基于这种两界的设定，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亚里士多德把“在”本身从“在者”中施以剥离，使后者从属于经验的科学，使前者属于超验的本体，最终在西方学林中为所谓的“形而上学”开辟了一席之地。

中世纪经院哲学被史学家们目为西方哲学的“黑暗时期”，但是在坚持现象与实在对立这一西方哲学传统方面，经院哲学家们并不逊色于古希腊人。这种对立不仅表现为名辨问题上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尖锐对峙，而且以极为激进的形式表现在神学领域。从所谓的人与神、尘世与天国的二分的假定到安瑟伦、托马斯对上帝超越性的论证，都无不是对这一点的印证。因此，人们不无理由地发现，西方哲学对于神学不唯并行不悖，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哲学，才使神学为自己的存在根据找到了最好的说明。

如果说，现象与实在的对立倾向在西方古代与中古哲学中仍属隐而不显的话，那么，这种倾向在西方近代则为蹈常袭故的哲学家们进一步发扬而推向极致，这就形成了以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为代表的势如水火的两大对抗系统。一方面，英国经验论从现象的经验出发摒弃实在的本质，宣称唯有特殊的感觉经验才是唯一可信验的东西，从而最终走向相对主义的怀疑论。另一方面，大陆唯理论从实在的本质出发无视现象的经验，坚持唯有先验的普遍的理性才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从而流于绝对主义的独断论。因此事实表明，西方近代哲学所引以自豪的对古希腊传统的“复兴”，不过是重新回到哲学分裂的别称，而它的所谓对“人类理性”的“启蒙”，不仅无助于医治西方文化的沉疴旧病，而且无疑于旧伤添新痕，使西方文化一步步迈向死胡同。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无疑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站在时代的前沿，他比任何人都更痛切地意识到哲学分裂所带给西方文化危机的深重，也比任何人都更彻底、更自觉地反省和批判西方日趋陈腐的二元论传统。而他的旨在沟通现象与本体的“先天综合判断”“先验统觉”“先验想象”等一系列极富建设性的思想的提出，使他的哲学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对于备受哲学分裂之苦的西方哲学来说，不愧为一场震古烁今的革命。然而，康德的哲学努力，依然是先入为主地以现象与实在的区别为其前提的。故他反对认识的对象的超验，但同时又不忍割爱不可经验的“物自体”；他坚持先验意识的统一，但同时又断言知性与理性为背反的二律。所以，就其最终结论来说，以克服二元分裂为其宗旨的康德哲学，仍不失为是一种貌合神离的体系。

这种现象与实在之间的难以愈合的伤口，使西方哲学始终生活在不可知论的阴影之中。对于西方哲学家来说，既然我们的意识只可经验现象，那么，那种隐匿在现象背后的本体的实在，则只能属于意识鞭长莫及的领域。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在西方哲学史上，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一直结伴而行，实证主义与神秘主义始终共生共荣。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彻底的“半截子”的经验主义，西方人使现象世界从属于科学，而把这一世界的真实的本体、最终的根据拱手让渡于神学。于是，展现在西方文化中的，一方面是科学的昌明，另一方面是神学的盛行；一方面在尘世中实证自己的感觉，另一方面在天国中超渡自己的灵魂。借助于科学人可以为我们面前的世界立法，但归根结底，这一作为主宰的立法者自身最终却又是冥冥之中的上帝的子民。

这是一种无“根”的文化。明白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回到存在本身”这一口号振聋发聩地喊出了苦闷失落的西方哲学家的心声，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化批判纲领。但是，循着西方传统哲学模式是不可能回到“根”、回到“存在本身”的。西方哲学这种无根症，实际上深深植于西方哲学的现象实在二分的传统哲学模式之中，而这种二分又深植于人的以逻辑—语言为其轴心和基础的人类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定向之中。因此，它几乎已成为一种人类文化的不治之症。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道”的哲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中国人却早已陈仓暗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