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郡国
西汉时地方行政建制实行郡县两级制，郡国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东汉实行州郡县三级制，郡国成为地方中层行政机构。
汉代郡国并行，西汉晚期，有郡八十三，国二十，共计一百零三个郡国。凡分封诸侯王的区域则设国，不分封诸侯王而直属于朝廷的区域则设郡。不论是郡还是国，均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管理，诸侯王均食封而不治国。
（1）诸侯王国
汉初，所封王国区域偏大。《汉书·诸侯王表》序曰：“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曰：“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初封同姓王。“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tán）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壬子，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17]。”可见，汉初王国所领，有三郡、四郡、五郡，甚至还有六郡者。所以，汉初诸侯王国名义上与郡同级，实则比郡辖区要大得多，其实力也强得多。这种状况，在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背景下，还同中央政权的冲突不大。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在政治上从无为到有为的政策变化，这种王国过大、势力过强的局面，已造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文、景、武之世，诸侯王国已严重地威胁着中央集权，统治者中较有见识的政治家如贾谊、晁错、主父偃等人，先后向朝廷提出了削夺诸侯王国的主张以及措施。一种办法是削地归汉，改王国为郡县；另一种办法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以分王国之势。这两种办法，在汉武帝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按《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所载：“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经过这种分削，“大国不过十馀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汉书·王子侯表》序曰：“至于孝武，以诸侯王畺土过制，或僭差失轨，而子弟为匹夫，轻重不相准。于是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支庶毕侯矣。”
到了武帝以后，王国过大的局面已经完全改变。“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馀城。”到东汉时，所封之诸侯王，有的明言以郡为国，有的仅言食封数县。王国地位终于降到与郡相仿的程度，甚者有些王国还不如郡。王国的辖区也普遍小于郡。
（2）郡
春秋战国之时，已有郡的设置，但当时之郡与县为平级。秦统一后，始定地方建制为郡县两级制，郡由此成为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建制。
秦代之郡，史载其初设时为三十六，现已查明秦代共设郡为四十馀。“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18]西汉的一百零三个郡国中，郡八十三，国二十，郡在数量上占优势。
西汉所置之郡，大小差异较大。从总体来说，中原地区各郡密度大而幅员小，南方以及西南各郡密度小而幅员大。例如，今之河南省，包括了汉代的河南、河内、陈留、颍川、汝南、南阳郡与弘农郡的一半，共计六郡半；今之山西省，包括了汉代的河东、太原、上党、雁门郡与西河、代郡的一半，共计五郡；今之河北省，包括了汉代的魏郡、清河、巨鹿、常山、渤海、涿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广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间、广阳郡，共计十五郡国。但南方各郡则过于辽阔，如会稽郡，辖区相当于今之苏南和浙江、福建全省，豫章郡辖区相当于今之江西全省。
各郡辖县数目也高低悬殊。领县最多者为琅琊郡，五十一县；其次为汝南郡和沛郡，各领三十七县。领县最少者为玄菟郡，仅三县；其次为日南郡，五县；再次为南海郡和敦煌郡，各领六县。
各郡的户口差异也不小。东郡、颍川、汝南、沛郡均在四十万户以上，多超过二百万口。而边远诸郡如日南、南海、玄菟、武威、敦煌等郡，均为一万余户，不满十万口。
这种郡级建制上的差异，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中原和边远地区在开发上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的郡级建制尚在初设探索阶段，郡的设置不尽合理。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东汉以后郡级建制多所变动的原因所在。过去，不少学者总把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变动看作是因割据、战乱、侨置等因素造成的不合理变动，忽视了其中调整行政区划的合理因素，不尽妥当。
东汉之郡，其总数基本上与西汉相当，但在区划大小、辖县多少上作了一些调整。西汉郡领县之数，为三至五十一，多在六至二十五县之间；而东汉郡领县之数，为四至三十七，多在六至十五县之间。由此，不难看出东汉调整郡辖区的进步意义。但东汉时的调整，基本上是小规模的，零散的，并未对西汉以来的郡级建制作大规模更改。
郡国组织与官职：
郡之设官与国之设官不一样，但后来渐趋接近。
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太守。汉人通谓郡太守为二千石，是指大多数情况而言。实际上，汉代的郡有美恶之差，因之郡太守也有高低之别。即使是同一类别的郡，其任太守者也不尽为同等。
西汉之郡，以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为尊，高于其他郡国，相当于九卿。如淳曰：“三辅皆秩中二千石，号为卿也。”[19]从其他郡转任三辅郡太守则为提升。如东海太守尹翁归“以高第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东郡太守韩延寿治绩为天下最，“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20]。
即使并非三辅之郡，边疆和内地、大郡和小郡，郡太守也有差别。如杜延年为北地太守，由于其“选用良吏，捕击豪强，郡中清静”，而得到宣帝表彰。“上使谒者赐延年玺书，黄金二十斤，徙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21]严延年为涿郡太守三年，“郡中震恐，道不拾遗”，则被“迁河南太守，赐黄金二十斤”[22]。由此郡到彼郡为“迁”为“升”，说明郡守并非完全一样，而是例有差等。当然，大部分郡守均为二千石无疑。
郡太守作为一郡最高长官，其职权颇为重大。《汉官》称：“太守专郡，信理庶绩，劝农赈贫，决讼断辟，兴利除害，检察郡奸，举善黜恶，诛讨暴残。”[23]《续汉书·百官五》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由于太守的执掌重要，故汉宣帝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24]
在汉代，太守治郡的具体职权有：
行政权：
太守负责执行中央律令，监督所辖属县，治郡安民，劝课农桑，发展经济，办学施教，等等。例如，黄霸为颍川太守，专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大兴教化，并令邮亭乡官饲鸡养豚，以赈济鳏寡贫穷。“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25]。黄霸的前任颍川太守韩延寿，“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26]东郡太守王尊，在洪灾中身先士卒，抗灾有功，皇帝嘉奖道：“东郡河水盛长，毁坏金堤，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27]
郡太守的行政权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以至其可以在不违背中央诏令和法律的前提下，自行制定或废除本郡的地方性法规。例如，东汉廉范（字叔度）任蜀郡太守，上任后即更改了原先禁民夜作的地方性法令。“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28]第五伦出任会稽太守，曾颁布过禁止俗巫淫祀的地方性法令。“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讬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29]
司法权：
断罪决狱是郡太守的一大职权。汉代太守不但负责审理本郡案件，秋冬派遣下属巡行各县决狱录囚，而且有权处死罪犯。对于案件的审理，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周阳由为郡守，“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30]严延年为河南太守，也同周阳由相仿。“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31]西汉晚期哀帝对萧育的授权，是对郡太守司法活动自由裁量权的一个很好说明。“哀帝时，南郡江中多盗贼，拜育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旧名臣，乃以三公使车载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盗贼群辈为害，朕甚忧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于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32]从汉代的史料来看，郡太守“亡拘于小文”的自由裁量权，在治理地方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不同郡国治理风格差异相当大。
军事权：
汉代郡国虽设有都尉、长史，但其并非各郡均置，而且都尉、长史的职权，仅为辅佐太守掌兵马。因之，一郡军事，在汉代也由太守掌之。汉代军制，领兵权属于都尉，发兵权属于皇帝。发兵则以虎符为凭，而虎符则发给太守。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33]。应劭注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颜师古注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34]于是遣严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以严助无符，拒不发兵，严助乃斩一司马以喻旨意，太守才同意发兵。朱买臣出任会稽太守，武帝因东越叛乱，“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居岁馀，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有功，征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35]
后汉由于农民起义，太守不但主兵，而且亲自领兵作战。羊续为庐江太守时，“扬州黄巾贼攻舒，焚烧城郭。续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陈，其小弱者，悉使负水灌火，会集数万人，并势力战，大破之，郡界平”[36]。
灵帝时，杨琁为零陵太守。“是时苍梧、桂阳猾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而琁力弱，吏人忧恐。琁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彀（gòu）弓弩，克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燃马惊，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波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37]。
甚至有个别郡守，不顾禁令，领兵至临郡征讨者。琅琊太守李章，就曾率本郡军队，出讨北海郡。“时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等反，遂囚太守处兴，而据营陵城。章闻，即发兵千人，驰往击之。掾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发。’章按剑怒曰：‘逆虏无状，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讨贼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烧城门，与长思战，斩之，获三百馀级，得牛马五百馀头而还。兴归郡，以状上帝，悉以所得班劳吏士。”[38]由于太守典兵，所以，汉人谓太守或称之为“郡将”。
郡太守治郡有较大的自主权，但也有一定的约束。其最主要的约束是，太守必须接受丞相、御史大夫的领导、监督和考核。宣帝时，龚遂出任渤海太守，在皇帝召见时，龚遂请曰：“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也”[39]。可见，太守治郡，在丞相、御史那里有一套“文法”对其进行控制。在西汉时，太守还要接受刺史的监督；到东汉时，则更要接受州牧的领导。另外，按照汉代的制度，太守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发，不得无诏而朝。当然，这些约束，如果有皇帝诏令特许，则可解除。除了上述龚遂之例以外，京房也曾请求汉元帝解除对太守的有关约束。《汉书·京房传》载：京房出任魏郡太守，在郡内试行考功法。“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
郡太守之下所设置的官职有：
都尉：
秦代实行郡县制时已置郡尉，即汉代的都尉。“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40]汉代都尉，基本上每郡均设，但在少数内地之郡偶尔也有不设都尉的，在边地或较大之郡偶尔也有设两三个都尉的。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罢郡国都尉，但后来由于军事所需，在边郡往往不定期地设都尉，奉行有事则置、无事则罢的原则。内地诸郡除三辅外，在东汉时一般很少再置都尉。
西汉时，还有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就是如果一郡之中军事任务压倒一切时，则设都尉而不置郡守，以都尉代行太守职权。汉武帝时，东郡“军旅数发，年岁不熟，多盗贼”。吾丘寿王出任东郡都尉，不复置太守。即所谓“任四千石之重”[41]。这些事例说明，汉代都尉一职的设置较为灵活。
都尉隶属于郡太守，在一郡中的地位仅次于太守，其属下有丞、主簿、功曹、小史等，除了丞为六百石之官外，其馀属员均由都尉自行辟除任用。
郡丞：
郡丞为六百石，一律由中央任命。东汉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罢边郡太守之丞，由长史代行丞事。自此，内郡设丞而边郡不设丞。
郡丞“贰太守”，“于郡事无所不关”。郡太守病，按法律规定，则由郡丞代理太守之职。但在实际上，郡丞一职并无多大实权。汉代郡丞，如果能够与太守合作得当并取得太守信任，尚能参与郡政的处理。但多数情况下，郡丞只是一个闲散官职，反而不如诸曹的百石小吏重要。其原因很简单，郡丞系由中央任命，往往不合郡守之意，而诸曹小吏则为郡守自行任命，多为其心腹。所以，汉代志高才大者，多不乐意担任郡丞一职。“赵典兄子温，初为京兆郡丞。叹曰：‘大丈夫生当雄飞，安能雌伏！’遂弃官而去，后官至三公。”[42]
长史：
郡长史设于边郡，秩六百石，本为边郡协助郡太守掌兵马之官。东汉时，边郡设长史则不设丞，内地设丞则不设长史，其实质与丞无异。
督邮：
在汉代，督邮、功曹、主簿，均为一郡右职，秩级虽低却执掌重要。
督邮直属郡守，职在监督属县，分部设置。“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实际上，汉代督邮的设置，根据郡之大小繁简多少不等，不尽为五部之分。如西汉河东郡，则分为二部置督邮；东汉河南郡，则分为四部置督邮。督邮设置的“五部”之说，只是一个概数。
督邮负责巡行所部，有权监督县令长、县丞尉以及县级各种员吏，有权逐捕案问县令长，但不能擅杀而已。汉元帝时，赵都任左冯翊督邮掾，池阳令并素行贪污，赵都案验，“得其主守盗十金罪，收捕，并不首吏，都格杀”[43]。后汉苏谦为郡督邮，“时魏郡李暠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贪暴为民患。前后监司畏其势援，莫敢纠问。及谦至，部案得其臧，论输左校。”[44]一般情况下，督邮要服从太守之令。如黄霸任颍川太守，下属许县县丞老病耳聋。督邮告知黄霸，打算罢免许县县丞。黄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45]督邮听取了黄霸的意见。
但有时，督邮也可对郡太守抗命不从。后汉陈球任繁阳令，“时魏郡太守讽县求纳货贿，球不与之。太守怒而挝督邮，欲令逐球。督邮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独繁阳有异政，今受命逐之，将致议于天下矣。’太守乃止。”[46]钟离意为郡督邮，“时部县亭长有受人酒礼者，府下记案考之。意封还记，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内后外，《诗》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远。今宜先清府内，且阔略远县细微之愆。’太守甚贤之，遂任以县事。”[47]
督邮除监督属县官吏之外，还负责惩处所属县内的地方豪强。中央有诏书涉及督邮属县，则由督邮到县执行。郡太守也可委托督邮办理各色各样其他事务，捕捉辖县人犯，等等。
主簿：
主簿一职，为郡太守的行政事务性属官，即办公室主任。在汉代，主簿一职不如郡太守下辖诸曹（特别是功曹）重要，但与其他吏员相比，主簿直接与太守打交道的时候多，郡中的一般事务都要经他处理。主簿的职责为“匡理政务，拾遗补阙”。主要职责有：代理郡守宣读政教，为郡守奉送要函，为郡守迎接贵客。例如，西汉张敞为京兆尹，曾使主簿持教告贼捕掾絮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48]东汉弘农太守皇甫规，因其门吏得罪了名士赵壹，“谨遣主簿奉书”以谢罪。三国以后，主簿的地位渐尊，逐渐取代了汉代功曹的职责。
主簿办公之处称为门下。郡太守的门下除主簿外，还有：
主记室史。也叫主记掾、主记史、记室史，《续汉书·百官五》曰：“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
录事掾史。主管郡府的记事、簿书事务。有人认为系主记室史的下辖员吏。
奏曹掾史。主管奏议之事。
少府史。主管太守的私人财政。文翁为蜀郡太守时，愿“减省少府用度”。颜师古注曰：“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49]
门下督盗贼。有时省称门下督或督盗贼。“带剑导从”。为太守侍卫。
府门亭长。郡府门、郡城门都有门亭长，负责守门纠仪，通报禀事。下有门吏、门卒。
郡太守门下的这些官员，并非主簿下属，而是直接听命于郡太守。
太守门下的办事人员则为书佐、循行、干、小史。书佐主要执掌记录、缮写、起草文告、宣读命令等秘书事务。循行是一种低级散吏，同门下客相仿。干、小史是掾属之下的最下层办事人员。
功曹和五官掾：
汉人视功曹，有如国家之丞相。王充曾将功曹比作雄虎：“变复之家，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率，虎亦诸禽之雄也。”又言：“功曹之官，相国是也。”（《论衡·遭虎篇》）功曹“主选署功劳”，故名。一郡人事，几乎尽由功曹，故其实权颇重。与用人相关，功曹还可议论赏罚。功曹人选得当，可使“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如：“许劭，仕郡为功曹，抗忠举义，进善黜恶，正机执衡，允齐风俗，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堕于渊，清论风行，所吹草偃，为众所服。”[50]而所用功曹不当，则会刻薄下吏，蔽贤宠顽，有如虎之食人。因之王充曰：“功曹为奸，采渔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论衡·遭虎篇》）和帝时，广汉太守陈宠入为大司农，和帝问曰：“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而已。”[51]即可见功曹之重要。
由于功曹执掌重要，因此，太守有事，往往不是委政于郡丞，而是委政于功曹。例如：“汝南太守宗资（南阳人）任功曹范滂（字孟博），南阳太守成瑨（弘农人）亦委功曹岑晊（字公孝）。二郡又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52]
五官掾也是郡太守下较为重要的一个官职，列于郡内群吏之首，甚至还在功曹之前。其执掌为“署功曹及诸曹事”。凡功曹或其他诸曹出缺离任，则由五官掾代为署理。平时无政务方面的具体职掌，郡中春秋祭祀，则由五官掾主祭。
其他诸曹：
郡太守之下，所辖掾属分曹办事。汉代郡一级所设之曹有：户曹。主管民户简阅、赈赡灾民、民事狱讼、礼庆祠祀。
比曹。主管“大比”，即检阅民数及其财物。由于该职与户曹重叠，故不常置。
时曹和祠祀掾史。汉人认为，时节违令则政教失和。“时曹共政教”，即主管时节祠祀。据碑记所载，在郡国境内如有名山大川或先圣先贤庙，则专设有相应的祠祀掾史、供曹掾史、祠仁德掾史等职。
田曹和劝农掾史。主管“地利”，即劝课农桑。
水曹和都水。西汉都水之官均在中央，郡国不设。东汉时将都水之官改在郡国，主管兴修与管理水利。
将作掾。主管工程修造，有所兴作则置。西汉无将作掾之名，任其职者为郡司空。
仓曹。主管仓谷之事，也称谷曹。
金曹和市掾。主管钱布货币之事，兼主市场租税。金曹和仓曹的分工是：“金曹主市租”，“仓曹主民租”。市掾和督铸钱掾负责平铨衡，正斗斛，督铸钱，即主管市场管理与铸钱手工业。
集曹。集曹主管有两说：一说集曹“供纳输”即征集粮谷；一说主管郡内各县上计。汉代上计中，财政为一重要内容，或为二者兼管。
漕曹。主管漕运，输谷太仓。
法曹。“主邮驿科程事”。
兵曹、兵马掾和监军掾。兵曹主管征集、输送兵丁，东汉边疆地区有兵马掾、监军掾领兵作战的记载。
尉曹。主管服徭役的士卒和刑徒。
贼曹。“主盗贼事”。
辞曹。“主辞讼事”。
决曹和案狱仁恕掾。“主罪法事”。决曹主管决狱、断狱、用法、行刑。案狱仁恕掾则不仅案狱，而且还监督纠察所属之县，如同督邮，分部而设。
医曹。“主医药事”。
另外，汉代郡国已经开始设学，各郡有一批学官，如文学掾、文学史，等等。各郡国还可根据需要，特设某些他郡所无的官职。这种特设官职，主要是盐、铁、水、工、畜牧等官。出盐多者置盐官，出铁多者置铁官，有工多者置工官，有水池及渔利多者置水官，等等。
总之，汉代郡级机构庞大，置官齐全。以东汉河南郡为例，该郡为首都大郡，据《续汉书·百官五》注引《汉官》云：“河南尹员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诸县有秩三十五人，官属掾史五人，四部督邮吏部掾二十六人，案狱仁恕三人，监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文学守助掾六十人，书佐五十人，脩行二百三十人，干、小史二百三十一人。”
王国置官则与郡有所不同。西汉之初，王国地大人众，置官皆仿中央。《续汉书·百官五》载：
这段追述，基本上说明了汉代王国官制的变化经过。大体上，从西汉中期开始，王国之官虽与各郡之官名称不同，但其职责在逐渐接近。到了西汉晚期，王国之官则在实质上与各郡之官再无多大差别，一律听命于中央。所以，汉人常以王国相与郡太守相提并论。到东汉时期，随着王国地盘的变小以及对其权力的限制，王国相的实际地位，甚至还不及郡太守。
汉代王国之制在西汉中晚期定型以后，国与郡在设官上的不同，仅仅是王国多了一批为诸侯王从事生活服务性质的官员而已。其国相下辖的政务和行政机构，已与郡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