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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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刹那即永恒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宗教“感生崇拜”中的“感生”即“因感而生”。其实,这里所谓的“感”,既是“男女交感”之“感”,又是“感应之几”之“感”,这意味着“感”不仅系乎男女,同时又与“几”相关。而这里所谓的“几”,按《易传·系辞下》的说法,即所谓“动之微”;按周敦颐的观点,“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通书·圣第四》)。因此,凡此种种表明,“几”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所谓的“变”,就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所谓的“尚未”,就是中国古代《易经》哲学中的所谓“生物不测”的“生生”。故“几”最终不是指向事物的业已规定的“现实性”,而是指向事物的不可规定的“可能性”。而生命之为生命恰恰是以这种不可规定的“可能性”为其规定。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宗教中,其所谓的超越之“神”恰为这种不可规定的“可能性”的代称。古人谓“知几其神乎!”(《易传·系辞下》)“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传·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同上),适足形容之。

因此,中国古人所谓的“内在的超越性”不仅是内在于身体本身中的超越,同时也是内在于该身体的生命本身中的超越。同理,其超越之神不仅身神合一地内寓于身体里,同时也生神不二地体现在生命之中。无疑,这意味着对神圣的超越性的一种全新的解读,意味着神圣的超越性不是佛教所谓“超越生死海”的“超生”,而是存在主义神学家罗森茨维格所谓的投入生活体验的“步入生命”。诚如古人“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易传·系辞下》)一语所示,“穷神”即为“知化”,唯有趋身于生命的大化流行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地沐浴上天的恩典和神宠,我们才能与妙万物所为的神天人一体地息息相通。

必须指出的是,既然这种超越之神被中国古人理解为身体生命本身,既然这种身体生命本身被理解为不可规定的“可能性”,那么这种超越之神就并非为一种既定的存在,其乃始终体现为一种生生不已、日新又日新的“过程”,该“过程”基于男女之感因感而生,同时又“感应交织,重重无尽”而具有“动态的互文”的特性。按身体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说法,该“过程”也即所谓“身体的双叶切开本身”、所谓“永久持续的存在的炸裂”,“对于我来说,起源的问题、极限的问题、探讨第一原因的一系列事件的问题都已消失,有的只是一个永久持续存在的炸裂问题”。[18]我们看到,这种“过程的神学”在中国古老的始于“乾坤”终于“未济”的宇宙图式中得以极富写意的开显,并从中导致了一种基于“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的,并有别于西方的“亵神的时间”的中国式的“神圣的时间”的发现。

“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是为当代德国现象学家黑尔德所推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学概念,也许是一个在当代现象学学说史上最具开创性的概念。按黑尔德的观点,所谓“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也可译为“传宗接代的时间经验”)即一种有别于“日常性的时间经验”(“度日的时间经验”)的更为原始的时间经验。如果说后者是一种旨在满足人日常的物质需要的时间经验的话,那么前者则是一种旨在实现人的长远的族类延续的时间经验;如果说后者是一种基于人的工具理性支配的时间经验的话,那么前者则是一种基于人的男女之爱的时间经验;从而如果后者是一种通向奴役和专制的时间经验的话,那么前者则是一种为平等和自由所敞开的时间经验。因此,黑尔德最后得出,唯有在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中,我们不仅才有“叙事”和“历史”,而且我们才能克服时间的间距和生死的轮回,我们才能“远眺我的生命整体”,我们才能“超越日常状态的时间经验”,我们才能真正回到我们自己的“一再重新开始的可能性的持存”,即“本真的生存”。

在黑尔德看来,人类现代性的危机一重要体现,乃在于随着“美的生育”日渐让位于“生育的工具化”,人们不断地用“日常性的时间经验”主宰、吞并和偷换“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从而造成了后者的退处其次而使之愈发蔽而不明。然而,所幸的是,在东亚社会,人们依然具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这意味着“也许他们比西方人更有可能保存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的基础。”[19]在这里,黑尔德的看法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以中国为其代表的东亚社会的确较之西方社会更具坚实“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的基础”,尽管这种基础由于后来“移孝于忠”的政治上的权力话语的介入而备受扭曲,尽管这种基础和西方社会一样由于现代性的冲击而业已摇摇欲坠。

这种坚实的基础除了表现为中国古代其文化传统一直以世代生成的“宗统”为其真正的“正统”外,还表现为与现代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完全不同,如果说后者是更多地坚持“活着是为了吃饭”,其以“日常性的时间经验”统一“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的话,那么前者则反其道而行之,更多地坚持“吃饭是为了活着”,其以“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统一“日常性的时间经验”。以中国古老的《易经》为例。尽管《易经》亦有饮食之道(其可相应于“日常性的时间经验”)与男女之道(其可相应于“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的区分,前者体现为以“需卦”为代表的上经,而后者则体现为以“感卦”为代表的下经,但由于上经实际上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乾坤”为其真正的造始端倪,这最终意味着“需”服从于“感”,饮食之道服从于男女之道,也即“日常性的时间经验”服从于“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因此,由是表明,中国古人所谓的“好生之德”中的“生”,中国古人所谓的“生生之谓易”中的“生生”,作为生命及生命过程,其固然有基于饮食之需的“民生”的义涵(如《尚书·盘庚》中的“往哉生生”“敢恭生生”“生生自庸”等术语所表明的那样),然在其终极义和普遍义上,则显然是更深刻地与基于男女之感的“世代生成”相勾连。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生命及其过程的独特的体验,才使中国古人有所谓“以似以续”、所谓“慎终追远”之说,不是把个体的苟活持存而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以及种族的绵延视为生命的首要宗旨;才使中华民族犹如“绵绵瓜瓞”一样得以代代相禅、绵永生生,并在此基础上使其所特有的“文明连续性”的现象和注重“修史”的“唯史主义”传统成为可能。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对生命及生命过程的独特的体验,才使古人可以超越褊狭的“度日”的生命之维,对于生死较之西人更具有一种泰然任之的达观,因为他们意识到,“死生为昼夜”(《庄子·至乐》),正如夜幕降临意味着曙光将启一样,我的生命的终结不过是为新的生命的诞生做出的先行铺垫,死生的契阔并不能使我在亲历人生的道路上畏葸不前。故对生命及其过程的不同体验其实开出了两种不同的超越观,如果说基于度日的生命体验导致了西方人由于畏死而趣向天国的外在型的超越观的话,那么基于世代生成的生命体验,则意味着一种中国古人的坚持“死生无变于己”并步入人生的内在型的超越观的真正发现。

这种内在超越的发现既是对生命本身的神圣性的发现,又是对作为生命过程的“时”的神圣性的发现。也就是说,对于古人来说,既然其世代生成的生命过程已消解了死生的对立,那么作为该过程的“时”也就无所谓过去之时与现在之时的区分,而成为一前后相续的有机整体,其已不是西方式的所谓的“时间”而成为一种中国式的无一息或停的所谓的“时机”。这同时意味着,正如中国古人认为生命由于其生死相衔而可以“死而不亡”“死而不朽”一样,同理,中国古人也由此得出,“时”实际上亦由于其承前启后而永远不会成为消失的过去。换言之,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时”就是超越过去的永恒,“时”就是自在永在的东西,“时”的分分秒秒、时的每一瞬间都沐浴着无限的神意。因此,一如《诗经》“匪上帝不时”“帝命不(丕)时”等语所云,中国古人之真正的“上帝”,既是“身”的上帝、“感”的上帝、“情”的上帝,又是一种“时”的上帝。“公曰:‘然则何以事神?’子曰:‘以礼会时’”(《大戴礼记·虞戴德》),孔子的这一回答恰可代表了中国古人对“时”的上帝的膜拜顶礼,而与西方人把“时”(temporality)与“俗”划等的那种“祛时化”的上帝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中国古人的“圣”这一极其重要的概念的推出。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不仅“神”与“圣”相提并论,而且二者往往异名同谓地成为同一事物的指称,孟子所谓“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即此明证。然尽管如此,“神”之所以为“神”,“圣”之所以为“圣”这一不同的称谓,即表明二者当有不同的意义规定或内容侧重。这种不同表现为,“圣”为俗世化的人成之神从而“圣”即所谓的“圣人”,而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恰恰在于“圣”以所谓的“趣时”、所谓的“遵养时晦”、所谓的“以礼会时”为自己的神圣的使命。故“圣人”是“时会使然”(章学诚语),“圣人”是乘时委运的代表,“圣人”即一种真正的所谓的“时者”的体现。而孟子所谓“大而化之”、唐太宗诏书所谓“圣无定体”、《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以及《大戴礼记》所谓“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哀公问五义》)恰恰都可视为是对这一“圣人”之“时旨”的明宣。

既然凡人皆为“众生”,凡民皆为“生民”,那么这不仅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被置身于生生不已的生命过程之中,每一个人都生逢这种“趣时”“会时”的机遇,而且也意味着“在圣面前人人平等”,圣人的大门实际上向每一人敞开着,而人人都有成为这种圣人的可能。因此,一个人只要他不以一种苟且和算计之心来对待生命,而是充满爱意和真诚地投身于自己的也即整个人类的不息的生命和生活之中,那么他就在实现一己之私的生命与民胞物与的生命的链接的同时,不仅可以摆脱度日的生命体验的生死轮回之苦,超越死的宿命而使其生命得以薪尽火传,而且还可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地身被那大而化之的圣人的神圣的光环。

故中国古代的宗教其“敬神”实际上最终落实到“成圣”。对于一个以“成圣”为其宗教皈依的中国人来说,他与其说是一个虔诚的上帝的信徒,不如说是一个真正彻底的存在主义者。他宗守的是“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这样一种人生信念,也即他已不再期盼天国,他已不再祈求来世,他只无比珍惜那发自生命深处的真情实感,他只不失时机地紧紧把握着那每时每刻的生命感动。因为对他来说,“千万年只是当下”,因为对他来说,他生命的一分一秒就是他的一生一世,时间中的每一刹那即代表了亘古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