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孔子“天命”观对古代中国人信念的影响
孔子的“天命”观念，对后世的中国“天命”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天命”作为儒家“天人合一”[146]思想的一个基本环节，是儒学的主要思想内容，也成为儒家为古代中国提供的主流信念之一。国人日常生活中“天啊”之类的惊叹，表明“天命”观念是后来中国人的代表性信仰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天命”观念，受到其他宗教如佛教、基督宗教等的重视；21世纪中国人信念的形成，孔子的“天命”观念也是不能忽视的思想材料。
总的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思想性质上，主要的不是宗教思想，但它又包含了一定的宗教思想在内，能够为世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历史上也起过类似于宗教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学被有些人直接称为“儒教”，有其道理。
孟子的“天命”观，是对孔子“天命”观的继承和发展。孟子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47]，他承认“天”有主宰世界的权能；孟子又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148]，“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49]，认为人的“德性”是自己“固有”的，是“天之所予我者”[150]，将“天”理解为一种本然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一种必然的、真实无妄的法则，一种应然的、至高无上的境界。从孟子对“天”的后一种理解看，“天”完全离开了“神”格，变成为儒家思想中内含仁义道德等人性内涵的本体；原来有主宰意义、起主宰作用的宗教之天，进展为有义理意义、起规范作用的哲学之天，儒家“天命”观和人学形而上学合流，“尽心”，“知性”，“知天”，只是一件事，“存心”，“养性”，“事天”也只是一件事，两者都属于“修身以俟”的“立命”[151]工夫。这样，儒家人学思想既是学术，要求“道”，要追求真理，又教化世人，劝人行善，助人成人，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慰藉人心，具有宗教功能。
荀子对宗教没有明确的讨论，但他改造儒学，是儒家思想的宗教功能和专制政治相结合的源头。荀子将“天”理解为自然界，强调“明于天人之分”，用“虚壹而静”等办法认识“大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否定鬼神存在等，有科学性。但他认为人性恶，主张“化性起伪”，要依靠专制君主来教化人，依靠政府的赏罚来引导人，用儒家经典来规范人的思维，用儒家礼仪来规范人的行为，以便“齐言行”，“一天下”。这就在宗教教化权上，突出了君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行为准则上突出了礼教的地位，在思想上则为终结诸子学，形成“经典思维方式”开了先河。他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做法，成为汉朝及其以后“阳儒阴法”专制政治和专制礼教思想的源头之一。
孔、孟“天命”观，后来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化方向，二是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化方向。后一个方向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
就后一个方向对古代中国信念的影响而言，经过宋明理学家的继承和发挥，孔、孟的“天命”观演变成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构成儒家“信”学的本体论。由于儒家形而上学从此占据中国文化精神世界的主流，所以，儒家“天命”观也自然成为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信念系统。比如，北宋大儒张载说：
在儒家看来，富贵在天，贫贱或富贵，健康或疾病，长寿或夭折，都是外在的天命，非人自己所能为力；“道德”或“道义”（人之所以为人的真理，非20世纪以来国人所谓伦理道德）则在我，这是内在的使命，只要追求，莫不有所得。张载的看法，可谓古代儒家“天命”信仰在人生追求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孔子“天命”观中的内在使命、外在命运进行了更细密的分析，从而形成比较成熟的“天命”信仰观念，这就是他的“天理”信念。
孟子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154]孟子的意思是说，人们口好美味，目好美色，耳好美声，鼻好美嗅，四肢好安逸，这是“性”，但其中又有“命”的因素在内，有修养的君子不把这些看成是人的本性之所在。而仁、义、礼、智、天道等，这些都是“命”，但其中又有“性”在内，有修养的君子，不把这些看成是命中注定，不能改变的命运。孟子的意思，涉及“性”“命”的联系和区别。朱熹解释其中“性”与“命”的区别和联系，突出了“命”的意义。朱熹说：
按照朱熹理解，儒家所谓“命”，从人而言，有作为禀赋来源的“天命”，有作为人力不能改变的遭遇或结局的“命运”。在作为禀赋来源的“天命”中，有“理”有“气”。“理”是人的本性，所以，“性即理也”，人与人在本性上完全相同。人与物比较，人禀赋的“理”全，而物禀赋的“理”偏。人与人、人与物在禀赋的“气”上也有区别。禀正气者为人，禀偏气者为物；禀清纯之气者为圣贤，禀浊杂之气者为一般人。现实人的努力在于，依据自己与圣人完全一样的本性，格物穷理，尽心知性，变化气质，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本性。这种努力，根源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本原于人所禀赋的“天命”，所以，它也是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富是贫，处贵处贱，人所出生的家庭，是条件优裕，还是生活贫困，人所遭遇的君主、领导、老师、父母等，是贤还是愚，是英明还是平庸，以及人努力的最终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如期如意，还是总在意料之外，这些都是人所实际遭遇（“所值”）的外在（“外者”）命运，非自己的主观能力所能改变。
根据孔子、朱熹等一贯的人生态度，人们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富贵贫贱等，虽然也属于人性一部分，但只涉及人的身体、自然生命、情欲等，而不涉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故不能成为人性修养的重点。只有仁义道德等内容，才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它们虽然也受天命制约，但其实现却更有赖于人们后天的人性修养。这种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性修养，比起谋食、忧贫来，更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更能彰显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特质，更能发挥人为万物之灵的特长，更能展示人就是人、人成为人、人毕竟是人的人性光辉。所以，比起富贵贫贱的追求，人性修养更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和价值，故君子不将它看成只是命中注定，而要看成人性的内容、人生的天职或使命。
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使命，就要努力自觉、实现和完成。完成多少，则人成为人的价值就实现了多少，人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完全完成，则成为最理想的圣人。即使自己的事业成功了，也不要骄傲，只是顺应了天命，符合了天理而已。对于人力不能预测、不能控制、不能改变的外在命运，则要学会接受，习惯顺应。对于两种“命”的关系，可以用孔子的话表示：“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56]“不怨天，不尤人”，不埋怨“天命”赋予给我的条件不如人，不怨恨“天命”给我的际遇不如人，不责怪“天命”给我的结局不如人；同时也不将自己应尽的职责推卸给他人，不要权利自己享用，义务别人去尽，出了问题，决不埋怨、怨恨、怪罪父母、领导、同事、朋友等他人。自己努力的重点只在于，“下学而上达”，依据自己的天赋，觉悟自己的人性，实现自己的使命。自己只管这样做去，上天自然会有安排，自己接受、顺应上天的安排而已。
从正面说明“下学而上达”和“不怨天”的关系，刘向（前79-前8）编著的《说苑》说得最直接。它说：“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157]所谓“知命”“知己”，就是“下学而上达”的收获。孔子从方法上说两者的关系，刘向从结果上说两者的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