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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与扭曲的政治运作

从对历史上权力运作的长期观察中，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权力会使人倾向于堕落。人有了不受约束的选择时，会很自然地倾向于选择容易的事，也就是倾向于相信可以让他容易活着的想法。王莽一下子取得了至高的、近乎绝对的权力，而他要应付的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如此艰巨，他很勤奋地按照信念，持续地进行制度改革，至于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在没有固定、严格的检验模式的规范下，拥有权力的人很自然地选择了最容易得到满足的方法。

那就是感应，它也是当时的另一个流行观念。要认真查验一项一项的改革，以因果的模式去查验，即这样的改革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这太慢太累，而且常常得到负面的答案。相较之下，相信并依赖感应，既快又让人安心。

感应为王莽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捷径，但这更加强化了改革带来的破坏作用。真实的问题没有进入王莽的意识里，明明帝国乱成一片，他还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中。

史书记载王莽相信“厌胜之术”，这是感应的一种变形。“厌胜之术”是跳过正常因果律的快捷方式，据说它不需要兵器、部队、训练和布阵等辛苦且没把握的程序，就能战胜敌人，只要聚拢对的因素，创造出感应来，它就能让敌人摧枯拉朽般地失败。

社会越乱，局势越不利，这种快捷方式越有吸引力。不用征调或召集一万人，也不用考虑哪个将军有能力，是否够忠诚，是否会背叛，他只需要在宫廷里，按照阴阳五行的“厌胜”原理，仪式性地把各种不同元素摆一摆，就能让敌人消失。多好！

天下大乱，反声四起之际，王莽在做什么？他在找容易的办法打击想象中的敌人。有一天，他在梦中看见长乐宫里的五个铜人活了过来，醒来后，他就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原来新朝会出问题，都是秦朝所铸的这些铜人在作祟。铜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因为他们身上有字，字有神秘的作用。这很简单，甚至不必费力将五个铜人销毁，赶紧除掉他们身上铸的字就解决问题了！

再一次，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最大的敌人是被他取代的刘家人。于是，他就派人到祭拜刘邦的高祖庙里将门窗打烂，这是在威胁高祖：我知道是你们在阻碍我，你们给我小心一点，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做，我会叫你们好看！然后他又派人将元帝的陵墓外面都漆成黑色，以示惩罚和警告。

这样的行为很荒唐，甚至很幼稚。不过，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和信仰环境中，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王莽本来就是相信感应的人，他越依赖感应，现实状况就越是混乱，现实状况越糟，他就越是依赖感应解决问题。

从政治效果来看，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应”理论，原本是要以天或天所降下的祥瑞、灾异来引导、制衡皇帝的。然而发展到王莽的时代，感应理论极度膨胀，近乎失控，到底什么现象该如何解释，人言人殊。而且王莽自身浸淫在这个传统里，他会自己解释感应，甚至自己设计感应。

他设计出的一种感应之法，是让自己重新结一次婚。他的理由是自己要“以正治乱”，而一切人间秩序的根本、起点，是夫妇之礼，因而如果可以“正夫妇之礼”，就能引导天下秩序归正。为了发挥这样的作用，皇帝应该做出牺牲，所以王莽68岁时娶了一个新娘，还用最严谨的古法行婚礼，“以正天下”。

王莽娶妻的那几天，天气异常，先下大雨，后来又刮起大风。大雨大风，这很不吉利，应该是警告性的灾异吧？然而群臣上书，纷纷恭喜皇帝“庚子雨水洒道”，即结婚日到来之前，上天先帮忙将街道洗干净了；“辛丑清靓无尘”，即上天还把尘土都吹走了。接着，“其夕谷风迅疾，……诸欲依废汉火刘，皆沃灌雪除，殄灭无余杂矣”。即到了晚上刮了非常的大风，原来它是要将代表旧汉朝的火德一口气通通吹灭，这样旧汉朝就不会再有余伙来作怪了，所以“百谷丰茂，庶草蕃殖，元元欢喜，兆民赖福，天下幸甚”！

下大雨，刮大风都能用这种方式解释，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人间不会有“灾异”，不会有原先董仲舒相信的上天对皇帝的警告了。过去被认定为最明显的“灾异”现象，现在都被曲解成“祥瑞”了。在这个时候，“天人感应”说已经完全变质了。

董仲舒主张“天人感应”，突显天象的重要性，是因为天象不会随着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所以天象被用来约束皇帝。“天人感应”认为天象是人类集体行为的一种客观反映，它使人们摆脱人的主观盲点或自我欺瞒。人没有办法控制天象，如人主观上期待风和日丽，天气不一定就风和日丽，总有人所不乐见的狂风暴雨会发生一样。不随主观而消失，更无法以主观否认、忽略的狂风暴雨等，就被当作人类集体行为的警告。

但在王莽的新朝，人们对天象的解释复杂、扭曲到几乎没有了公认的、客观的标准。连狂风暴雨都能被解释成吉祥的兆头，即天象不随人移转，天象的意义却几乎可以无限地随人的主观意志移转，“天人感应”原始的政治作用也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