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鉴于在延安时期的文化实践中，许多文艺工作者存在服务对象不明确的问题，导致“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11]因而，毛泽东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2]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3]毛泽东后来又强调“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14]

对人民大众包括哪些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5]

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必须解决五大问题：“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16]

第一，立场问题，毛泽东认为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7]毛泽东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18]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要改变他们的立场通常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19]

第二，态度问题，即应当歌颂什么，揭露什么。毛泽东认为延安时期有三种人：敌人、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自己人即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革命文化的态度也因而分为三种：对于敌人，“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对人民群众我们当然应该赞扬，对于人民的缺点，“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20]

第三，工作对象问题，即文艺作品的受众问题。换言之，“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21]毛泽东特别重视文化工作的对象，他把“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列为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22]

毛泽东分析了受众的区域性差异，认为文艺作品的受众，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与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战以前的上海都不同。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战以前的上海，革命文艺作品的受众是以学生、职员、店员为主，而在根据地的受众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23]

第四，工作问题，即要了解并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所需要做的工作。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需要把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文艺工作者对工农兵及其干部既“不熟”也“不懂”。“不熟”指“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24]“不懂”即“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25]解决“不熟”也“不懂”的关键就是文艺工作者要转变思想感情，毛泽东认为“大众化”就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26]文艺工作者要亲近工农兵大众，要深入他们的生活，“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27]“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28]否则就是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文艺工作者还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毛泽东认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29]这里毛泽东已关注到话语体系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当时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不协调的问题，“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30]“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31]因而指出“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32]1938年4月，周恩来也强调文字宣传要通俗易懂，“怎样才能通俗？要注意各阶层民众觉醒和了解程度的不同、情绪的差异，写出易于触动他们的各别口号标语、歌曲和小型传单，特别要注意使用易于使他们了解的文字。怎样才能生动？要改变屡行不变的出特刊、请题词的老办法，要改变文字宣传的格式，在报纸杂志传单上，要尽可能地使文字与插画配合，统计与图表配合，战况与标图配合，胜利与照像配合；在街招标语上，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易于引人注意的颜色，并放在易于触目的地位。”^[33]

第五，学习问题，毛泽东认为既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学习社会，他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34]学习社会主要是“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35]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使我们的文艺有正确的方向，学习社会则可以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