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传播与文化构建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异质性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就不可能在中国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指导思想的地位，而中国文化如果不吸收马克思主义这一新鲜血液而重构其核心价值体系，就不可能获取现代性的品格，也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学现象。”[29]
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异质性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大地上产生、总结欧洲的经验、用欧洲的文字写成的理论。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创立后在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中国革命，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并不知道马克思。直到1899年，在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发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30]。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的中国人也还寥寥无几。中国人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因为十月革命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从而引起急于改变中国现状的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对此毛泽东曾形象地描绘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1]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指导思想。1941年5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32]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3]马克思主义如何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要解决中国实际所面临的问题，不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34]“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5]1940年1月，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36]
（一）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37]毛泽东批评了与之相反的做法，并指出其危害，“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38]毛泽东认为许多人“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结果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39]
具体到文化领域，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40]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艺家“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41]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因为缺乏调查研究，所以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互相联系及内部规律。[42]毛泽东批评指出：“‘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43]
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44]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5]
在文化领域，毛泽东批评指出：“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46]毛泽东分析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47]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48]“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49]因而，“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50]只有揭破党八股，“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51]“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52]
1945年4月，毛泽东又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各种不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生动地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53]这里的“香”、“臭”、“活”、“死”都是一种比喻，所谓“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所谓“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发展，必须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从外部世界传播到本土以后，如果不能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即实现民族化，就很难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实践过程中，被充分证明了的文化传播的民族化规律。”[54]
就文化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契合点，这些是联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强调改造世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物极必反、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家族本位观念等都有某种契合，因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天然的亲和力，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文化沃土。
就文化形式而论，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用中国的民族文化形式呈现出来，即“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5]他强调“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56]
总之，延安时期党在文化领域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方法，一方面深刻批判了当时颇为流行的文化虚无主义及文化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有中国的民族形式，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内涵。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836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6] 郭建宁：《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页。
[8] 郭建宁：《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页。
[11] 沈永宝：《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67页。
[12] 胡适：《胡适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13] 邱志华：《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14] 胡适：《胡适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15] 胡适：《胡适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16]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1083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26]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8] 沙健孙：《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29] 张允熠：《从文化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30] 孙建昌：《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考略》，《学习时报》2012年3月26日第9版。
[3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4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797页。
[4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4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833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0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5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9页。
[53]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332页。
[54] 陈邵桂：《论中国近代化进程与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求索》2007年第5期。
[5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5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