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欲合性 义利共生

——谢芳《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序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美国学者裴士锋称之为“湖南人的精神领袖”，他不仅是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人物，是中国文化的名片，堪比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故有“东方黑格尔”之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公开讲话中至少“三次”提及王夫之及其名言，如“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足见船山思想的理论活力和价值神韵。2017年2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王夫之的优秀思想文化及其现代价值既具有重要性，亦具有必要性。

船山思想的特质之一是“立乎其大、着眼于远”，可谓宏博渊奥，因此能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魅力。他的思想在他的时代湮没不彰，但自1862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着手刊刻《船山遗书》以来，王夫之及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便得到了国内外广大学者的青睐，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船山学研究者，推出了一批船山思想研究的名作佳篇。船山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政治学等都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船山哲学和史学思想更是得到了学人们的高度重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王夫之的哲学思想的主要的一面”，其哲学体系是“后期道学的高峰”（冯友兰，1988），船山庞大的思想体系足以使之成为这一时代的代表，“从而在思想史的历史标尺上具有这样的典型意义”（陈来，2004）。前辈学人的丰硕成果，为当前船山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

谢芳在全面梳理船山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过程中，发现船山思想还有新的领地可以开掘。她选择船山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发表了多篇专题学术论文，并积数年之功，推出了此一颇具创新意义的论著。在谢芳看来，王夫之史学和哲学理论上的成就绕不开他的经济思想理论，王夫之常常把他的哲学观点、史学观点运用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考察上，形成了他具有一定科学因素和进步意义的经济思想。船山经济伦理思想是船山经济思想和伦理思想交融互摄的产物，代表着船山对一系列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现象等的深度思考及其所形成的精湛智慧，同样是中华民族价值思维、文明觉解的杰出理论成果，堪与英国近代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媲美。1906年勇立在《东方杂志》上撰文，题目为“王夫之多与斯密学说暗合说”，指出王夫之“奖自由而恶干涉”的经济思想，竟与斯密《原富》中的生计自由之论不谋而合，从而形成“东西辉映”。遗憾的是中国学人并未对船山生计自由思想有所发现和推进，使其认识成果处于长期湮没不彰的状况。好在近现代以来，这种状况有了相当的改进和拓展。船山经济思想以及经济伦理思想日渐引起学人们的关注与研究热情。

谢芳的《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一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而成的，得到了诸多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的指正与教导，也凝聚和沉淀着她本人对船山伦理思想、经济伦理思想的深度思考和求索智慧。该著同以往研究成果相比具有如下三大创新价值。

首先，该著弥补了当前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不足的缺陷，初步建立了一个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框架。事实上，自《船山遗书》刊刻以来，学界针对船山“经济伦理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而针对其“经济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不多”，主要是国内学者，且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为数甚少的研究成果均立足于不同的时代背景，试图解答时代问题。清末民初，以勇立和郑行巽两位学人为代表，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船山生产理论领域内的“自由”与“民主主义”思想，勇立首次提出船山“生计自由之论”与斯密“暗合”之处在于“皆奖自由而恶干涉”。而郑行巽则主要突出研究了船山的“民主主义平均地权”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研究船山经济思想的学人相对多了一些，为了回应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的时代要求，有一些学者回归传统，全面介绍船山关于土地、赋税、商品货币思想等，重点关注船山的商业、贸易思想。其中尤以李守庸为代表，其代表作《王夫之经济思想研究》可谓近代以来第一本较为系统地研究船山经济思想的专著，探讨了船山社会经济发展观、土地思想、赋役政策及其他财政政策、商品货币思想、义利观等思想观点。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学界开始关注船山的消费理论。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夫之的经济理念以及义利思想也是我一直重点关注的领域。但从伦理视域全面展开对船山经济思想的研究可算谢芳对船山学研究的一次研究视域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开掘意义。

其次，该书由以往对船山经济思想的碎片化研究转向系统化研究，首次全面地探讨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以及范畴系统，开拓了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新局面。自清末民初以来，学界已有的船山经济思想研究基本上是碎片化的，并未构建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不同时期研究和挖掘的是船山经济思想的不同方面。谢芳《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一书则第一次以一种“有机系统”的研究方式构建了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事实上，王夫之并没有系统的经济伦理思想著述，但是其著述中有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命题、观点和论述。深入发掘、整理和再现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风骨、神韵和魅力，是当代伦理学人应有的学术抱负和价值追求。船山作为明清之际三大杰出思想家之一，有着比同时代其他儒家学人更为高远而深刻的学术建构，诚如钱穆所言：

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然梨洲贡献在学案，而自所创获者并不大。船山则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1]

王夫之站在他那个时代的高点，俯视中国历史发展的兴衰繁荣，怀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情怀，注六经，解历史，为他那个时代甚至万世提出了诸多幽深警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在经济伦理思想方面，他不但“坐集千古之智”，对于他之前的经济伦理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而且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品质及其胆识，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矛盾运动进行了“会其参伍，通其错综”的辩证考察，“特别是按‘依人建极’的原则，高度重视人类史观的研究，使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并落足到天人、理欲等关系问题上的明确的人文主义思想”^[2]，为建设“破块启蒙，灿然皆有”的经济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谢芳的《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从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以及消费伦理四个方面，系统论述和精深阐发了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揭示出了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

最后，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全面展现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的诸多观点与论题，并对之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与评价。王夫之思考的很多问题都源于他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这导致了他对很多经济伦理问题的分析并不是仅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存在之视角而开展的。这就决定了在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存在的新与旧交织、创新与落后并存的状态是不可避免的。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就不能因为其中的某些观点契合了新兴市民阶级，就说他是市民阶级的代表；也不能因为其中一些落后守旧思想，而把他当作一个封建落后的地主阶级代表，而看不到他的开明、与时俱进的进步面。该书认为王夫之在对社会政治经济之现实问题的思考上，尚未以新兴社会阶级的面貌出现，这既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时代之必然，但是其在形而上层面的理论思考特别是民族未来之精神建构中，却体现了卓越的超越意识和前瞻眼光。应该说该书的此种认识非常有见地，亦是非常有价值的，也对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启蒙性质作了较好的证实。

总之，该著着眼于学界关注不足的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不仅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本质上也是对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治学精神的传承，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船山思想研究力作。该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多学科综合分析等方法，对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作出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造性开掘，为以后船山经济伦理思想的全面研究和持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从现实意义上看，研究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并从中得出相关启示，对于我国当前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改革，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谢芳的《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成功面世，理应而且必将引起对船山思想感兴趣以及有志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学人们的关注。这既是谢芳长期从事船山学研究的一个成果总结和展示，亦将是她开启船山学更进一步纵深研究的又一个开端。我坚信并期待着：她将有更多更好的船山思想研究成果面世！

王泽应

2017年9月24日

于长沙岳麓山下景德楼

[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2] 萧萐父：《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