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的界定与说明
要研究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首先要探究一个基础问题：王夫之有没有经济伦理思想？这是开展本课题研究必须回答的一个逻辑前提问题，它是直接关系到文章接下来的议论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命题，否则，本课题的所有论述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关于这个问题，本部分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如何界定经济伦理；王夫之有没有经济伦理思想；本书研究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是按照怎样的逻辑线路。
第一，什么是经济伦理？这个问题是至今为止学界仍在热烈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经济伦理”这个概念是由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当前我国对“经济伦理”范畴内涵的理解大致存在三种类型[1]：一是经济的伦理，代表人物如万俊人，他认为“经济伦理实际上是一种以人类社会实践中某一特殊类型的道德伦理问题——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为主题对象的伦理价值研究，它关注的首先是人类经济活动本身的道德基础、道德规范、道德秩序和道德意义问题，其次才是为人们寻求合理有效的经济伦理策略或决策提供必要的伦理咨询或伦理参考，从而最终为人类及其社会的经济生活或行为达于既正当合理又合法有效的状态，提供独特而具体的伦理价值解释”[2]。这就是说，把“经济伦理”理解为对经济活动、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道德追问和价值要求。二是伦理的经济，代表人物如许崇正，他认为伦理经济是人们以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评判、制约和指导人们的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3]这种理解是强调伦理规则对经济活动的规约。三是经济与伦理，代表人物如章海山，他认为“经济伦理，简单说来就是要研究和解决经济活动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研究和解决道德行为与经济活动的关系”[4]。诚然，以上诸种理解“经济伦理”的方式都能成立，但根据王夫之思考社会经济伦理问题的特点，本书主要根据第一种逻辑结构——经济的伦理——论述分析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分析王夫之对社会经济活动、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伦理判断和道德评价。
第二，王夫之有没有经济伦理思想？其一，从理论上讲，王夫之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宋明理学的终结者之一，毋庸置疑，他有丰富的伦理思想。那么，从一般意义上讲，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关联呢？正如唐凯麟先生所言，“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无疑是近代以来的产物，但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则早已存在于古代中外思想家的思想中”[5]。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问题”是人们面临和思考的基本问题。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面临着阶级的分野，这就意味着人们对经济现象的思考中内生地含有价值诉求的因子，或者说人们理性地思考经济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纯粹经济学式的，而是“一种与物质利益的分配密切相涉的政治经济学式的”，因而“公平问题”必然是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另一方面，人们的伦理思想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形态的存在，必然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分析经济现象中产生的。恩格斯权威地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或者说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之间存在内生的关联，从来不可分割。恩格斯在《论未来的联合体》一文中指出：“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古代的巴力斯、中世纪的城市或行会、封建的土地贵族联盟——这一切都有意识形态的附带目的，它们是奉为神圣的，而在城市望族的血族团体和行会中，则来源于氏族社会的回忆、传统和象征，同古代的巴力斯的情况差不多。”[6]这说明，自古以来，经济生活就实质而言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议题，不同社会的共同体都是为经济生活服务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伦理思想都是经济伦理思想。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王夫之有伦理思想就必然有经济伦理思想，有经济思想也必然有经济伦理思想，这是肯定的。正如著名伦理学前辈唐凯麟所言，尽管传统中国的经济思想未能如西方传统经济思想那样“从知识谱系的角度”与政治学、伦理学区分开来，“但我们不能以这种形式上的差异性来否认这样一个中西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共性，即经济、政治与伦理三者是同宗而共源的。因此，只要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经济思想这一事实，就必然同样承认有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存在”[7]。王夫之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于他是否具有经济伦理思想问题的考量同样适用于这个原则，即要考察王夫之有没有经济伦理思想首先考量其有没有经济思想。
第三，王夫之有没有经济思想，是否有对社会经济活动、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思考？
从王夫之是否使用过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一词来看，他虽极少使用，但具有现代意义。“经济”这个词是一个外来词，在中国古代社会很少将“经”与“济”合在一起用，而是分开使用，而且其原意与今天也有不同。根据《说文解字》，经是指纺织；济是河川名，济水源于常山郡房子县的赞皇山，向东流入泜河。清代段玉裁把“经”解释为一个与纬相对应的名词，把“济”解释为济渡之意思。《古代汉语字典》解释“经”为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意为经络、经脉、经典；“渡”为渡水、成功、成就。《新华字典》解释“经”为织布时用梭穿织的竖纱，编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经纱、经线、经纶，喻为政规；“济”为渡、过，对困苦的人加以帮助：济世、救济、赈济、周济。由以上字典的解释可知，经与济在古代社会几乎很少放到一起使用，“经”主要是引申为用一定的规则治理国家，而“济”则主要是指救济，最为主要的成语表达则是“经邦济世”，意思是治理国家，救济人世，主要是指国家的一切管理事物。比如，明代洪应明《菜根谭》：“济世经邦，要段云水的趣味，若一有贪着，便坠危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东晋时期也曾出现过“经济”一词，不过其含义就是经邦救世之意，包括国家的一切治理事物，因而最开始“经济”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而我们今天使用的“经济”一词则主要指社会物质生产、流通、交换等社会经济活动。王夫之是否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伦理思想？可以从这些方面去考察：首先要考察其是否使用过经济之概念；其次考察他是否有关于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的论述；最后考察其这些论述是否有是具有伦理的视角。
那么，王夫之是否使用过“经济”一词？根据对王夫之涉及经济方面的主要论著，如《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俟解》《思问录》等书籍的阅读查询，发现他几乎很少使用“经济”这一词语，仅仅在《宋论》卷七有这么一段话：
乃若术疏而不逮，则虽博练如温公，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数、畜积之实者有故……即及于天下之务，亦上推往古数千年兴废得失之数，而当世出纳之经制，积聚之盈歉，未有过而问者。故亿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亿其无，而不知其未尝无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合其散者之几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几何也。虽以温公经济之实学，上溯威烈，下迄柴氏，井井条条，一若目击而身与之，然至于此，则有茫然若群川之赴海，徒见其东流，而不知归墟者何天之池矣。[8]
在这段话中，王夫之主要批判历史上大臣们为了不让君王沉迷于奢侈败德，于是对君王隐瞒国家财富实力，君王对国家经济现状、国库收入支出等一概不知，最终导致国家出现君臣上下互相欺骗隐瞒的不道德现象，此种不道德现象长期积累的结果，便是君臣竞相争利，置国家于内外交困的危难之中。这里上下文中主要涉及的问题是“所入”“所出”“出入之数”“畜积之实”等领域，根据对这段话上下文的理解以及司马光的主要学术贡献，此处的“经济”应该很明显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之义，主要是指国民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另外，王夫之思想体系中，有大量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论述，而且他把司马光经济思想称为“实学”，以他专注于实学的思想风格，可见对社会的经济现象及规律的论述在他整个学说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从王夫之的生平经历来看，王夫之的人生历程与明王朝的衰落、覆灭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批判理学、心学等空疏学误国误民，立志专注于与社会发展、国家民族富强息息相关的经济实学问题。4岁与次兄同入私塾从长兄受读，7岁就熟读十三经，直至24岁，王夫之一直在书斋里接受传统的诗书经义的教育。而伴随着他成长的是明王朝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导致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由于国难，本一心读书求功名的王夫之及其兄长屡遭磨难而深受打击，仕途梦一再破灭。26岁时，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先生始闻国变，悲愤不食者数日”（张西堂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王夫之开始走出书斋，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28岁，始注周易，思考社会变易之理，并开始了“我注六经”的学路历程，之后相继有《宋论》《读通鉴论》等大部头史论面世。
从著书来看，在王夫之800余万字的著述之中，有相当多的篇幅对历史或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过理性的思考、批判或者构想。在农业生产方面，他思考了传统社会农业生产的重要地位、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问题，行政干预与农业生产的问题等；在商业领域，他对社会商贸活动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证，对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进行了辩证的剖析；在分配领域，极力主张“公平与效率”兼顾并倾向于“公平”的原则，试图构建一个有先有后、逐步实现的“均天下”理想社会模式；在消费领域，主张适当消费，反对过度节俭或者过度奢侈，以絜矩之道作为社会的消费伦理理念，把百姓的消费要求置于“正当”的伦理地位。
那么，王夫之的经济思想是否具有伦理的向度呢？所谓“经济思想的伦理向度”，是指“经济伦理学研究必须从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出发，将经济生活视为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为实现个人目的和社会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为经济生活提供更高的目的，以保证经济生活的合伦理性，使其不会越出应有的界线之外”。[9]王夫之关于经济方面的论述是否具有伦理经济的特性呢？这要考察其思想是否以“人的需要”和“社会发展”为目的或者价值取向。事实上，王夫之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于明王朝的灭亡，因此其以“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豪杰精神从各个层面探寻民族之存亡、生民之生死的重要问题，因此其经济思想始终关注的是：如何使民族国家强大、如何使生民过上好的生活等这样极具伦理色彩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王夫之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掺杂了“价值诉求”的因素，而不是一种“纯粹的体现效益优先原则的知识经济学式的思考，而是一种与物质利益的分配密切相涉的政治经济学式的思考”。[10]这个事实决定了在王夫之的经济思想中，道义因素（如公平）会比纯粹经济因素（如效率）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分析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王夫之深刻地意识到国家的覆灭首先亡于农民大起义，其次才是亡于趁火打劫的清朝。因而，农民问题成为王夫之经济思想关注的焦点问题，如农民的生计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以及赋税问题、分配问题。由此可见，王夫之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起点不是纯经济的而是伦理的。
由以上论述可见，王夫之拥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伦理思想是毋庸置疑的。
而按照现代学术界对经济伦理学的概念解释：经济伦理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主要地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因此，经济伦理主要研究人们在这四领域之行为的道德根据和道德价值。[11]本书对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论述也主要按照以上四个环节来展开。
[1] 龚天平等：《经济伦理内涵的反思意识、规范和实践的统一》，《中南财政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 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3] 许崇正：《人的发展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01页。
[4] 章海山：《经济伦理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5] 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6]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页。
[7] 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8] （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81页。
[9] 李志祥：《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双重向度》，《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0] 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11] 参见夏伟东《经济伦理学研究什么》，《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