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宋、高丽、辽的三角关系

十世纪中叶至十二世纪初是北宋、高丽、辽三国并存的时代。“高丽在朝鲜半岛上奉行北进政策，一心想恢复高句丽昔日盛况，实现太祖王建的夙愿；辽在东北蠢蠢欲动，想进攻中原和朝鲜半岛；北宋则在中原费尽心机，欲非统一中国不可。”[3]同一时期，东北亚三大政权为达到各自目的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出现了北宋、高丽、辽复杂而微妙的三角政治关系。三国之中高丽最弱，高丽的外交政策不仅须视宋、辽的外交政策而定，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宋、辽两国间的关系。北宋力图“联丽制辽”，对高丽采取了优待和联合的策略；辽则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外交手段或直接以武力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在这种情况下，高丽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在北宋与辽之间以求自保。“高丽在事大外交的名义下，实质上追求的是实利外交，亦是善于适应既成事实而随机应变的适应外交。”[4]

一 宋初三十年（962—994）

宋初三十年指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光宗十三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高丽成宗十三年）。五代十国废墟上建立的北宋王朝，雄心勃勃地以汉、唐正统的合法继承者自居，试图把高丽完全纳入传统的封贡关系中，但由于缺少强势军事实力的支撑，宋不像汉、唐那样对东亚地区有足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所以宋、丽结成的朝贡关系并不稳定。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高丽遣广评侍郎李兴祐等入宋献方物，次年（963）春宋太祖遣使册封光宗王昭（949—975）为高丽国王。宋太祖降制曰：

古先哲后，奄宅中区，曷尝不可同文轨于万方，覃声教于四海？顾予凉德，猥被鸿名，爰至宾王，宜优锡命。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昭，……可加食邑七千户，仍赐推诚顺化保义功臣。[5]

同年（963）十二月高丽行宋年号，标志着宋丽封贡关系正式确立。对高丽而言，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需要来自宋廷的认可与册封；对宋而言，与高丽建立封贡关系是明确其宗主国地位的基本方式。自此双方聘使不绝，封贡关系一直持续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高丽断绝与宋的官方往来为止。这一时期宋方使节大都为册命使，高丽则以朝贡使为主，这表明宋与高丽仍保持着传统意义上的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

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决定征伐北汉，派张洎出使高丽通告北伐并加封高丽王。此举一方面有拉拢高丽之意，另一方面也有向高丽炫耀和展示大国之威的意思。“对宋而言此次北伐确实具有摧枯拉朽的必胜之势，而这个必胜之势之变成现实，关键在于‘围城打援’，即挫败契丹的援军。”[6]第一次北伐的结果喜忧参半，北汉虽被灭亡，但宋却未成功收复幽蓟之地。太平兴国四年（979），也就是北伐失利后，宋又遣王僎出使高丽加封高丽王，“四年，复遣供奉官、阁门祗候王僎使其国”[7]。宋这样做的用意十分明显，一是担心伐辽失利会影响高丽对宋的归附之心，二是以此来掩饰伐辽失利的尴尬，毕竟此时的宋还有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高丽成宗五年），宋为收复幽蓟之地发动第二次对辽战争。高丽与辽接壤，是辽背后一股重要的牵制力量，故宋遣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至高丽，要求高丽出兵。《高丽史》卷3记载：

宋将伐契丹收复燕蓟，以我与契丹接壤，数为所侵，遣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来谕曰：“……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仪之邦，而接彼犬戎，……可申戒师徒，迭相掎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8]

高丽从本国安全考虑，对宋伐辽一事表现得十分冷淡，只是观望战争形势。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从地缘上看高丽与辽境土相接，若发兵与宋西会，一旦失败将会给高丽带来严重后果；第二，高丽对辽的军事实力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非像宋那样盲目乐观，在高丽看来当时宋军的实力还未强大到足以灭辽的程度；第三，辽灭掉渤海后一直怀有进攻高丽、扩张领土的野心，高丽自知实力难与之抗衡，所以一贯采取十分警惕的防范策略；第四，高丽正在积极开拓鸭绿江流域，与女真的关系紧张，如果贸然渡江击辽，侧后方可能会受到女真的威胁。所以高丽王一直“迁延不发兵”，这主要是基于对现实威胁的考量。但韩国华“谕以威德”，提醒他们须遵守作为臣子的节操，感念朝廷的威严与恩德，否则朝廷军队东下，罪责难逃。此种状况下高丽王无言以对，只能口头许诺“发兵西会”，但此次口头上的宋丽军事联盟并非是两厢情愿的产物。与此同时，辽大概得知了宋与高丽的动向，特意“遣厥烈来[高丽]请和”[9]，目的就是阻止宋丽联盟、避免两面作战。

第二次北伐的结果以宋的惨败告终，高丽虽先前许诺出兵，但并无实际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事后宋不仅没有责备高丽，反而于端拱元年（988）、淳化元年（990）、淳化四年（993）连续三次颇具戏剧性地加封高丽王。“此时宋对高丽王的册封，不再是出于结盟目的，而只是为了维护名分上的宗藩关系，册封已沦为宋朝维护天朝上国脸面的遮羞布。”[10]两次北伐失利使宋丧失了进攻的主动权，逐步陷入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局面。“宋不得不暂时放弃武力收复燕云之地的打算，对辽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11]，北宋与辽遂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宋辽战争结束后，辽迅速把矛头转向高丽，淳化四年（993）辽大举进攻高丽并大获全胜。翌年春双方通过谈判协定以鸭绿江为界，辽实现了迫使高丽臣服的意图，辽统和十二年（994）高丽“始行契丹统和年号”[12]。同年（994）六月，高丽“遣元郁如宋乞师，以报前年之役，宋以北鄙甫宁，不宜轻动，但优礼遣还”[13]。面对辽的强压，高丽在无宋援助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奉辽为宗主国，并断绝了与宋的关系。辽于统和十三年（995）完成了对高丽国王的册封，辽、丽敌对状态暂时结束。

北伐失败后，宋朝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开始收缩，对高丽的政策由原来的积极争取，转变为用一种怀柔的外交策略定位两国之间的关系。从高丽方面看，在遭到辽的第一次入侵后便积极要求与宋联盟，并把与宋保持紧密联系作为维持其政治地位的制衡力量。但辽为避免宋和高丽结成同盟而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总是单独对一方采取行动，孤立另一方，使得宋丽同盟之路十分坎坷。

二 澶渊之盟前后三十年（999—1030）

澶渊之盟前后三十年，指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高丽遣使入宋，到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宋丽官方断交。辽实现了迫使高丽臣服的意图后，很快对宋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辽统和十七年（999）九月辽侵入宋境，宋辽双方互有胜负，十二月辽撤回北方。宋辽大战爆发之际，高丽于宋咸平二年（999）冬十月秘密“遣吏部侍郎朱仁绍如宋，帝特召见，仁绍自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持之状”[14]。在宋辽关系如此特殊而敏感的时期，高丽不惜获罪于辽而遣使入宋，目的就是希望促成宋丽联盟。高丽不甘被辽控制，利用辽攻宋的短暂时期加强战备，在鸭绿江东筑六城，同时再次遣使赴宋。咸平六年（1003）高丽派户部侍郎李宣古来，言“晋割幽蓟以属契丹，遂有路趋玄菟，屡来攻伐，求取不已，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15]，再次显示了强烈的结盟意愿。但时局瞬息万变，对于高丽的结盟意愿，宋还未来得及有所回应，就再次遭到辽的入侵。

景德元年（1004）辽大举南下，次年与宋媾和。宋真宗畏敌，以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代价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并约定宋辽两国为“兄弟之好”、“平等之邦”。澶渊之盟以盟约形式确定了宋辽两国以白沟为界，燕山要区成为辽统治地区的一部分，辽成为实质上的赢家。盟约签订后，宋辽之间维持了八十余年的和平，对东亚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姚从吾先生高度评价了澶渊之盟的历史价值，“助成了东亚区域内东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彼此交流混合，契丹人很自然地归入中原汉、唐文化的主流，广义的中华民族实奠基于这个辽宋对峙的时期”[16]。但就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的影响而言，并非全部都是积极的，其中有关“岁币”的约定以及双方领土的分歧，又为这种“友好”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可以说，澶渊之盟给宋辽关系带来的影响是平等与不平等并存、友好与不友好并存、和谐与争斗并存。”[17]澶渊之盟后，高丽即遣使向辽致贺。“以中原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开始发生动摇，被视为夷狄的辽王朝，终于取得了与素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宋王朝对等的国际地位。”[18]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辽圣宗遣使册封高丽王，“春二月，契丹遣耶律延贵来加册王为守义保邦推诚奉圣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兼政事令、上柱国食邑七千户，食实封七百户”[19]。高丽密切关注宋辽双方的较量，并将筹码投向实力更强的一边，有力地表明高丽外交乃是一种动态的实利外交。

虽然高丽并未成为辽对宋战争中的绊脚石，但高丽秘密结宋的做法仍招致了辽的极度不满。为进一步加强对高丽的控制，统和二十八年（1010）辽再次征伐高丽，并且在问罪书中质问高丽为何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伐丽前辽故技重施，特意向宋告知，宋朝此时紧守澶渊之盟，不愿介入其间。

这次辽对高丽的征伐断断续续近十年，高丽一面采取战和兼备的策略，一面积极寻求外援，一直为结宋抗辽而努力。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高丽显宗五年）,“八月甲子，遣内使舍人尹徵古如宋，献金线织成龙凤鞍幞、绣龙凤鞍幞各二，良马二十二匹，仍请归附如旧，宋帝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之”[20]。次年（1015）十一月，高丽又“遣民官侍郎郭元如宋献方物，仍告契丹连岁来侵”，并明确请求宋对高丽进行军事援助，“借以圣威，示其睿略，或至倾危之际，预垂救急之恩”[21]。然宋婉言拒绝，宋帝诏曰：“朕位居司牧，志存安民，虽分域以有殊，惟推诚而无间，念卿本道固深，轸于怀思，眷彼邻封，亦久从于盟好，所期辑睦，用泰黎蒸。”[22]可见，宋对辽丽战争的态度是务实的，不愿贸然介入。宋对辽作战屡遭败绩，在失去东亚军事强国地位的同时，宋亦对自身的实力有了初步清醒的认识，不再像宋初那样抱有堪比汉唐的雄心壮志。为求自保，宋对高丽与辽的纠葛避而远之，对高丽采取了不干涉的策略。大中祥符九年（1016），高丽自行恢复行用宋年号，此举既可以向宋廷表明高丽欲与辽决裂的决心，又试图在舆论上将宋朝拉向自己一边。此后，自高丽显宗八年（1017）至显宗十三年（1022），高丽每年都遣使至宋献方物，尽管如此，宋仍表现冷淡，并未对高丽做出进一步回应。

高丽显宗九年（1018），高丽击退辽军，丽辽战争逐渐停止。显宗十一年（1020）双方达成停战协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战争状态。宋乾兴元年（1022），高丽停用宋“天禧”年号改用契丹“太平”年号。宋天圣八年（1030），高丽王遣御事民官侍郎元颖等奉表入宋，“贡金器、银罽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硫黄、青鼠皮等物”，之后再度断绝对宋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23]。

在宋丽断交的四十余年间，宋丽双方都曾为打破僵局做过努力，但因各种原因，通使一事一再被搁置。宋庆历元年（1041）辽屯兵宋边境，以武力相要挟，求取关南地。宋枢密院副使富弼根据与辽交涉经验，上《河北守御十三策》，在守御十三策第四条中回顾了淳化至天圣间（990—1032）宋朝四次拒绝高丽之请，以致为辽所用的历史，并提出“联丽制辽”之策。富弼指出：“朝廷若能许高丽进贡，正遂其志，则必反为我用矣，契丹何能使之耶？臣熟知高丽虽事契丹而契丹惮之……朝廷若得高丽，不必俟契丹动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卒未尽而南，只此以为中国大利也。”[24]富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而系统的“联丽制辽”蓝图，但书上未及一月，富弼便被排挤出朝廷，其建议也未被采纳。宋庆历六年（1046）九月，宋枢密院奏请派人到登州与知州刘涣秘密商议，想通过高丽客商捎带消息，秘密侦察沟通两国外交关系的渠道。

与宋一样，高丽也为宋丽复交开始采取行动。高丽靖宗十二年（1046）五月，靖宗薨，文宗（1046—1083）即位。文宗王徽是高丽著名的英主贤王，他十分崇慕宋朝的先进文化，甚至祈愿来世能生在中国。1058年，文宗欲在耽罗及灵岩伐木造大船以通宋，然遭大臣极力反对。《高丽史》卷8记载：

王欲于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内史门下省上言：“国家结好北朝，边无警急，民乐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昔庚戌之岁，契丹问罪书云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是欲何谋？又尚书柳参奉使之日，东京留守问南朝通使之事，似有嫌猜，若泄此事，必生衅隙。且耽罗地瘠民贫，惟以海产乘水道经纪谋生，往年秋伐材过海，新创佛寺劳弊已多，今又重困，恐生他变。况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实无所资，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从之。[25]

慑于辽的威胁，高丽对与宋复交一事十分谨慎。宋丽外交关系中断后，民间贸易成为两国交流的主要渠道，宋丽关系以非官方的方式得以延续，为日后两国复交奠定了基础。

三 北宋后期五十年（1071—1127）

北宋后期五十年，指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高丽遣使入宋恢复外交，到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这一时期由于宋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均陷入困境，因此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宋再次把高丽纳入宋的整体防御战略构想之中。宋积极打造新一轮的“联丽制辽”方案，对待高丽采取了招徕与厚待的策略。如设立亭馆接待高丽来使，提高接待规格，保护高丽使臣的经济利益，厚赐高丽国王等。这次“联丽制辽”战略是伴随神宗年间的熙宁变法而出现的，是熙宁变法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也注定了这一外交策略多舛的命运。

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即位，被搁置了二十余年的“联丽制辽”方案重新启动。宋神宗励精图治，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在对待高丽的问题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针。加上此时辽因内部争斗走向衰落，“联丽制辽”方案逐渐提上日程。同年（1068）宋神宗令福建转运使罗拯派人赴高丽商议复交，罗拯委托商人黄慎赴高丽，向高丽文宗表明宋欲复交之意。《高丽史》卷8记载：

（文宗二十二年）秋七月辛巳宋人黄慎来见，言皇帝召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制置发运使罗拯曰：高丽古称君子之国，……暨后阻绝久矣，今闻其国主贤王也，可遣人谕之，于是拯奏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王悦，馆待优厚。[26]

罗拯派遣商人黄慎对高丽做复交的试探，宋熙宁二年（1069）黄慎返回，同时带回了高丽礼宾省的回牒。高丽表示愿意通使，但提出恢复宋丽关系的原则是保持丽辽关系现状不变，继续向辽称臣纳贡，在此前提下发展与宋的友好关系。宋恐信息不准确，命罗拯再次派黄慎前往高丽报信，“宋湖南、荆湖、两浙发运使罗拯复遣黄慎来”[27]。高丽在获悉宋的复交意向后，于文宗二十五年（1071，宋熙宁四年）三月庚寅，“遣民官侍郎金悌奉表礼物如宋”[28]。宋神宗对金悌一行款待甚优、赐物丰厚，金悌返回高丽时带回宋神宗敕书竟达五通之多，足见此次宋复交的诚意。宋丽复交后，辽即生事端，不但挑起宋辽边界之争，而且通过东京留守向高丽提议勘査鸭绿江以东疆界。尽管如此，也未能影响宋丽已经复交的事实。

为进一步联络高丽，宋神宗于元丰元年（1078）正月命安焘、林希出使高丽，出使前宋下令在明州造两艘巨舰，一曰“凌虚致远安济神舟”，一曰“灵飞顺济神舟”，作为出使高丽专用。同年（1078）五月庚子，高丽文宗遣工部尚书文晃、户部尚书崔思训迎安焘一行于安兴亭，六月安焘抵达礼成江，文宗命兵部尚书卢旦为筵伴至西效亭，又遣中枢院使、刑部尚书金悌为筵伴入顺天馆，以知中枢院事、户部尚书金良鉴及礼部侍郎李梁臣为馆伴，且命太子至顺天馆接待，款待甚殷。安焘出使高丽是宋丽外交的大事，因为从淳化四年（993）刘式、陈靖出使高丽以来，八十余年间宋朝再未遣使高丽。宋经过熙宁年间的改革，外交上再度展现实力与活力，试图联合高丽突破辽的压制，安焘出使就是宋这种策略下的产物。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1085—1100）即位，宋对高丽的积极态度有所下降。整个哲宗时期，宋没有派使臣出使高丽，这与宋国内政治的演变有关。哲宗时期新旧党争激烈，最终演变为权力之争，宋与高丽的外交事宜降为次要目标。相反，高丽于哲宗时期却频频来朝，除了朝贡贸易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外，双方文化交流也发展迅猛。

宋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徽宗（1100—1126）即位。徽宗继承了神宗时对高丽的政策，一改哲宗时期只来不往的做法，宋崇宁二年（1103）诏“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拭往使”[29]。高丽得到宋的特殊眷顾，从睿宗六年（1111）至睿宗十三年（1118）共派出五批使臣至宋，宋朝在这期间也提高了高丽使团的接待规格，升其为国信使，礼在夏国之上。

徽宗中期以后女真逐渐崛起，宋政和五年（1115）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国号金。金建国后立即举兵攻辽，辽统治危机四伏、节节败退，宋看到辽的衰败之势，欲联金抗辽，于是打算借高丽之手向金转达意图，并希望由高丽携金使同来。睿宗十一年（1116）七月，高丽派谢礼使李资谅到宋，宋徽宗召一行人赐宴并作诗示之。李资谅将还，密谕曰：“闻汝国与女真接壤，后世来朝，可诏谕数人偕来。”李资谅奏曰：“女真人面兽心，夷猿中最丑，不可通上国。”宋宰臣闻之曰：“女真地产珍奇，高丽素与互市，不欲分利于我，故阻之，陛下于高丽爱之如子，今负德如此，可遣一介之使招女真，不必借高丽。”[30]

政和七年（1117），宋以买马为名与女真联络，约共同伐辽。政和十年（1120），宋派赵良嗣使金，双方最后商定：金取辽之中京大定府，宋取辽的燕京析津府，灭辽后宋将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转给金国，双方还约定不能与辽讲和，史称宋金的“海上盟约”。翌年起，宋金开始联合作战夹攻辽朝。高丽对辽金战争持中立态度，但对宋金联盟颇感忧虑。作为友邦，高丽想提醒宋朝防备金，但又不愿卷入其中，于是睿宗决定用求医的方式向宋朝示意。《宋史》卷487记载：

俣之在位也，求医于朝，诏使二医往，留二年而归，楷语之曰：“闻朝廷将用兵伐辽。辽兄弟之国，存之足为边杆。女真虎狼耳，不可交也。业已然，愿二医归报天子，宜早为备。”归奏其言，已无及矣。[31]

此时宋正沉醉于“联金抗辽”的幻想，根本听不进高丽的提醒。政和七年（1117），金寄书高丽，表示双方结为兄弟以成世世无穷之好。金的意图在于稳住高丽，全力进行对辽战争。高丽对金的阴谋早已识破，所以不予理睬，只是增筑长城三尺以巩固边防。

睿宗十七年（1122）四月高丽睿宗卒，仁宗（1122—1146）即位。宋遣给事中陆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入高丽吊慰，言“大观年间所降诏书内，特去权字，以示真王之礼，今此御札，亦示殊恩，但先王为已受辽册命，故避讳耳，今辽命已绝，可以请命朝廷”[32]。可见，宋想重新正式确立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但高丽谨慎的态度一如既往，并未贸然请命宋朝，而是选择进一步观望。仁宗答曰：“所谓册命，天子所以褒赏诸侯之大典也，今尤制未终，而遽求大典，于义未安，实增惶愧，冀于明年遣使谢恩，并达微诚，惟公等善为敷奏。”[33]高丽以“尤制未终，遽求大典，于义未安”婉言拒绝了宋朝前来请命的建议。

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金灭辽后便发兵大举攻宋，宋徽宗匆匆将皇位让给钦宗。危急时刻宋欲结高丽以抗金，靖康元年（1126）七月丁卯宋遣阁门祗候侯章、归中孚等赍诏至高丽，诏以恩义，希望高丽共同伐金以缓解金对宋的军事压力。但高丽仁宗言：

以中国之大而如此，况小国孤立，其将安恃乎……今诏书委曲御示，此实血旧耻报大恩之日也。然以残弊之兵，当新胜之虑，恐非勉强所能及也。[34]

高丽仁宗以内外疲敝为由，拒绝了宋夹攻金的要求，“这既是拒绝助宋攻金，又是对宋害怕金兵不行抗金的批评”[35]。1127年宋全面溃败，金兵攻破开封，掳徽、钦二宗北上，北宋灭亡。宋朝置高丽的警告于不顾，取得燕云之后盲目乐观，终致酿成靖康之祸，但在这一点上高丽较为务实，“于辽、金、宋三方关系激荡之中保持着理性和克制”[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