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宋与高丽的海上航路_宋朝与高丽往来人员研究-QQ阅读男生武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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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宋与高丽的海上航路

宋与高丽之间的往来路线有三条：一条陆路和两条海路。陆路由于须经过辽境，所以实际已废弃不用，双方间的交通主要依靠海路。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对宋丽之间的交通做了基本概括：

其国[高丽]在京师（汴京）之东北，自燕山道，陆走渡辽而东之，其境凡三千七百九十里。若海道，则河北、京东、淮南、两浙、广南、福建皆可往。今所建国，正与登、莱、滨、棣相望。自元丰以后，每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放洋，绝海而北。舟行，皆乘夏至后南风，风便不过五日即抵岸焉。[61]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载“河北、京东、淮南、两浙、广南、福建皆可往”，指的不是从这些地方出海东渡，而是指从各地出港顺着沿海至京东、两浙，即至山东、扬子江口等地方以后，由此出发可抵达朝鲜半岛。海路可分为东路和南路两条，“自礼成江泛海而南，至于登州或至明州，前者曰东路，后者曰南路”[62]。又《萍洲可谈》卷2曰：“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63]可见，东路的主要港口在登州、密州，南路的主要港口在明州。

东路又称北路，由于宋辽的敌对关系，北宋中前期以北路为主，北宋末期及南宋改走南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金悌使团入宋，高丽开始恢复向宋朝遣使。熙宁七年（1074）为躲避辽的干扰，高丽使臣金良鉴向宋正式提出使团由明州入境的请求，“欲远契丹，乞改涂由明州诣阙”[64]，宋廷从之。从此，宋丽两国之间的交通路线由山东半岛登州、密州到瓮津（礼成江口）的北方航路改为从礼成江到黑山岛、明州定海的南方航路。姜吉仲认为，“这不是单纯的航路变迁，而是意味着宋、辽、丽三国之间的秩序变化以及宋丽关系的萎缩”[65]。

一北路

北路可分别从山东登州和密州板桥镇（今胶县）启航。登州至朝鲜半岛的海路，唐时已有，即唐人贾耽（730—805）所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所记载的“登州海行入渤海、高丽道”。“这一航路从山东登州（蓬莱）出发，往东北经大谢岛（今长山岛），再往北到乌胡海（老铁山水道），然后往东经青泥浦（大连湾附近）到鸭绿江口（乌骨城），再往南沿着海岸及韩半岛西海岸南下，经乌牧岛（平安北道宣川郡）、大同江江口和翁津湾江华岛、德积岛，到达南阳湾（今京畿道的南阳）。”[66]这条路线是唐代与新罗来往的主要航路，尽管航路遥远、耗时长，但因沿着近海沿岸或岛屿而航行，比较安全，所以直至新罗灭亡前一直利用该海道。

北宋初期，登州港仍为宋与高丽海上交通的首选港口，从登州出发经芝罘岛（今烟台），东航至朝鲜半岛西岸海州的瓮津登陆，再由陆路至海州、阎州、白州，再往东可至高丽国都开城。淳化三年（992）二月，宋廷派遣秘书丞陈靖、刘式出使高丽，“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罘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瓮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67]。宋初高丽使节来贡也经由登州上岸，“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68]。为接待高丽使者，宋廷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在登州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外事活动，“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使者”[69]。后由于北宋与辽敌对，这条航线受到严重影响。《庆历编敕》和《嘉祐编敕》中有关市舶的条法，曾明文规定禁止商旅从登、莱前往高丽，稍后的《熙宁编敕》甚至规定违反者徒刑二年。熙宁七年（1074），高丽派使臣金良鉴向宋廷提议更换路线。为保证登州的稳定和安全，杜绝辽国奸细进入，朝廷下令封闭登州港，严禁商人前往贸易，改由南方明州港登陆。登州丧失商港的作用，逐渐转化为军港，如“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开始约金攻辽的军事活动就是通过登州纵渡渤海海峡的航海往返进行的”[70]。

密州至朝鲜半岛的航线，从密州板桥镇启航，出胶州湾，东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西海岸。元祐五年（1090）,“杭州市舶司准密州关报，据临海军状申，准高丽国礼宾院牒，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有客商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71]。海商王应升假托往高丽领取公凭出海，实往辽国贸易，这一事件是由密州临海军申报，可知王应升是由密州板桥镇出海的。密州板桥镇是宋丽来往使臣和商人的必经之地，商人在此登陆到彼国经商，使节从板桥镇出发或停驻，还有很多文人、僧人也由此入宋。高丽名僧义天就是由密州板桥镇登陆入宋，且曾在密州的高丽馆暂住。

密州港的繁荣与北宋曾在这里设置市舶司有关，“由于形势变化，北方边疆政局和形势的关系，登州港不可能有充分的发展，山东半岛南部的密州板桥镇于宋哲宗元祐三年设司，而隋唐至北宋均相当发达的登州港终无设司之说”[72]。元祐三年（1088），北宋在板桥镇设置市舶司，升板桥镇为胶西县，管理对外事务，兼临海军使，并筑高丽馆于城外。历史上与朝鲜半岛的交通往来，最值得利用的港口虽是登、莱二港，但由于宋、辽的敌对，这二港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密州板桥镇作为港口便进一步发展起来，跃居登州、莱州之上，成为宋与高丽北方航线的另一个重要出海口。北宋末年，由于金的扩张，海道受到极大限制，到宋徽宗政和时期（1111—1118），宋政府不仅禁往登州、莱州出海，而且禁往密州。密州板桥市舶司自设置到此时仅活跃了二十六年。

二南路

北宋中前期，北方、南方航路都在使用。但到了北宋中后期，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宋丽之间不得不舍弃北方航路。当时宋辽南北对峙，且辽占攻势，考虑到登州、密州濒临辽境，发往高丽的船舶易受攻击，于是宋丽双方便选择更换港口，登岸地点南移至浙江明州（今宁波）。从此以后，北宋前往高丽的使臣，皆由明州定海县出发，越东海、黄海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到礼成港口岸，再陆行至开京。高丽使来朝的话，先渡海到明州，再入运河北上至宋汴京。南方航路取代北方航路，成为宋朝与高丽往来的主要海上通道。

南方航路相对北方航路而言，路程险远，不大容易往来，因为从明州至高丽航线要经过黄水洋险区，而登州则不必，海上交通更为顺畅。但当时人们已掌握了利用自然季风的技术，南路航线如能利用季风，也能快速到达。“由于宋人气象知识丰富，航海技术高明，经行这条海路是利用季风。我国东南沿海海岸和朝鲜半岛西部海岸，呈南北走向，这与东南季风、西北季风的风向几乎一致，宋人正是掌握了季风规律，扬帆经由两国南北沿岸海面，横渡辽阔的黄海，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73]同时明州具备优越的港口条件，有前代通航的传统基础。“明州港在唐代已有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乘坐的船进出，高丽船最早何时抵明州，尚未考出，至迟在唐太和年间（827—835）半岛三国之一的新罗国张保皋商团的船来过明州港。”[74]北宋末至整个南宋时期，明州港长期成为宋朝对高丽唯一开放的口岸，往来便捷，使节商旅络绎不绝。

“南方航路由明州（宁波）经昌国沈家门（浙江普陀县）、蓬莱山（大衢岛），向北进入大海，与海岸线平行，过淮河入海口，大约在莺游山附近洋面转而向东，进入黑水洋，直趋朝鲜半岛西南的黑山岛（今名大黑山岛），然后沿半岛西海岸北上，进入礼成江，至开城。”[75]这条航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9、《宋史》卷487、《文献通考》卷325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但寥寥数语，过于简略，难以窥测全貌。有关南路最详细的记载见于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至卷39“海道”条，其途经的地名等问题，王文楚先生在《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76]一文中已做了详尽的考证。据徐兢记载，他们一行所走的南方航路路线如下：

1.（宣和五年，1123）5月16日自明州出发，19日达定海县（今浙江镇海）招宝山；24日自招宝山启航，25日抵沈家门（今浙江舟山普陀沈家门）,26日入梅岑（今普陀山）候风，28日过海驴礁、蓬莱山（今大衢山）、半洋礁（今黄龙山之半洋礁）,29日过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今东海、黄海）。

2.6月2日抵夹界山（今小黑山岛）,3日过五屿（今大黑山岛西南五小岛）、排岛、白山（今荞麦岛）、黑山（济州岛西北之黑山岛）、月屿（今朝鲜全罗北道兴德里西之海中）、阑山岛、白衣岛、跪苫。

3.6月4日过春草苫，经槟榔礁、菩萨屿，至竹岛（今朝鲜前、后曾岛）,5日到苦苫苫（今扶安西南之猬岛）,6日到群山岛（今群山群岛）,7日到横屿。

4.6月8日自横屿出发，过富用山（今元山岛）、洪州山（今安眠岛上之承产里）、鸦子苫（今安兴西贾谊岛附近）、马岛（今泰安西之安兴）。

5.6月9日过九头山、唐人岛、双女礁（今安兴以北海域），午后过和尚岛（今大舞衣岛）、中心屿（今龙游岛）、聂公岛、小青屿（今永宗岛以南小岛）至紫燕岛（今仁川西之永宗岛）。

6.6月10日自紫燕岛起航，午后至急水门（今朝鲜黄河南道礼成江口），抵蛤窟（急水门锚地）抛泊。

7.6月11日经分岭，至龙骨（礼成江口锚地）再抛泊。

8.6月12日，随潮至礼成港（今开城西礼成江畔），旋入碧澜亭。

9.6月13日，至于王城。[77]

徐兢所记南路航线的起讫、途经十分清楚，由高丽至宋也经此海路，并且此海路的利用一直到南宋末。徐兢此行去程共花18天，但回程虽走同一航路，却花了一倍多的时间，这是由于他们当年返航时处于西南季风与东北季风交替转换之际，中途遇上“东南风暴，复遇海动”，故不得不在沿途找地方逗留。当时的船只为帆船，故如何顺利利用季风十分重要，一般是夏季东南风时从宋起航至高丽，秋季西北风时自高丽返航。

南方航路在江南沿海另有两条支线，一是长江入海的海门县（今江苏启东县东北）、江阴县，二是福建泉州港。海门县位于长江海口料角嘴岸边，此处为海道航行必经之处，因而海门县也是当时北宋港口，高丽船舶由此登陆。如熙宁四年（1071）入宋的金悌一行就是在海门县登陆，“通州言，高丽使民官侍郎金悌等入贡，至海门县，诏集贤校里陆经假知制诰馆伴，左藏库副使张诚一副之”[78]。北宋中期以后，料角嘴海岸不断向外伸展，海门县失去了作为海港的自然条件，此后高丽船只便不再经此港。“长江通往大海的另一港口是江阴（今江苏江阴县），北宋时外国船舶常由此进出，这条航线在长江海口之外，与海路南线相接，属南方航路的支线。”[79]

泉州港位于福建东南海滨，扼晋江下游，在江海交汇之处，拥有优良港湾，是宋与高丽南线通航的重要港口。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元祐四年（1089），泉商徐戬载高丽僧寿介等来到杭州，后来他们要返回高丽时，宋地方官将他们送到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归国”，但“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

图1 两宋与高丽海上航路图

资料来源：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载《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页。

入高丽国”，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80]，于是不得不又将他们送至泉州，搭附泉商的船归国。可见，当时往返于泉州与高丽的船只有很多。南宋迁都杭州后，因泉州与杭州交通便利，加上大宗出口的瓷器产地也多在闽、浙两地，泉州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因此南宋时高丽船舶常至泉州。除明州、泉州外，还有杭州乃至广州都可至高丽，但主要港口仍是明州和泉州。

[1]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绪论。

[2]有关宋与高丽关系的分期，主要有以下几种分法：首先是国内学界，杨渭生分成三个时期（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1页）；李立分成四个时期（李立：《宋朝与高丽的外交关系》,《城市研究》1995年第5期）；吴玉亚、包伟民分成五个时期（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徐连达将北宋与高丽关系分成三个阶段（徐连达：《10世纪中叶到11世纪初北宋与高丽王朝的友好关系》，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136页）。其次是韩国学界，全海宗分成五个时期（[韩]全海宗：《论丽宋交流》，载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申採湜分成三个时期（[韩]申採湜：《宋代官人的高丽观》，载林天蔚、黄约瑟编《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版，第138页）；朴龙云分成三个时期（[韩]朴龙云：《高丽与宋朝交聘问题探讨》，载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3][韩]卢启铉：《高丽外交史》，紫荆、金荣国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4][韩]卢启铉：《高丽外交史》，紫荆、金荣国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译本序言。

[5]（元）脱脱等：《宋史》卷487《高丽传》，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14036页。（以下均用此版）

[6]漆侠：《宋太宗第一次伐辽——高梁河之战》,《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7]《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37页。

[8][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3《成宗世家》，朝鲜科学院古典研究出版委员会1957年整理本，第38页。（以下均用此版）

[9]《高丽史》卷3《成宗世家》，第39页。

[10]齐廉允：《宋朝的高丽政策》，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第25页。

[11]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12]《高丽史》卷3《成宗世家》，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