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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

第一节现代文学形成的文化背景

中国现代文学在它的诞生之初被叫作中国新文学，这一命名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性的指代，更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标志。其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学本身现代化的过程，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艺术呈现。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又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是五四文学。五四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具有本质性裂变的文学，它划定了从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的不同历史时代。它的发生与发展有着复杂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交融的深刻背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息息相关、互为表里，贯穿于中国社会长期、繁复的现代化追求的努力之中。“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既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1]在此过程中，文学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的社会运动及文化生态相勾连，中国社会发生的政治运动、经济改革、文化重组、中西对峙与融合、社会结构重建等文学外部事件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组织的建立、文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文学经典的生成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它多元化、多样性的生成、发展和演变，成为中国文学史带有重要历史转折和突变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就应该以一种更加宏阔的视野在其内部和外部之间复杂的矛盾运动中穿梭、游弋，以此发现其真正的动因和完整的脉络。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追求与西方世界的强势崛起，以及其所形成的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示范效应相关联。这种关联的建立是在一种主动与被动、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运动中达成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方面使中国陷入民族灾难和屈辱之中，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全体国民的图强意识，促使知识阶层对民族的文化及其传统进行积极的反省。在此阶段，中国社会开启了全方位的变革，无论是中国政府的顶层设计，还是民间的乡野杂谈，抑或是社会精英的启蒙引导、普通民众的精神诉求，可以说中国社会集体进入到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变革与保守、救亡与启蒙的论争与思考之中。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掀开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厚重帷幕，戊戌变法、新民运动、洋务运动等现代化社会变革运动在中国持续上演。中国现代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独特历史语境和时代情境中孕育而成。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将中国社会的目光聚焦在西方国家的现代科技上，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构成了西方国家超强的军事实力的根基。因此，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潮，而现代科技“硬实力”背后所暗藏的现代化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文化结构等“软实力”却一度被轻视和忽略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再次溃败使中国社会意识到，社会变革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追逐，更重要的是把西方的现代文化体系、社会机制和先进的现代科技一起引进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先导。因此，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先驱严复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主张向西方现代思想学习的文章，认为“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2]“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3]，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等命题，并相继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西方文化思想书籍，尤其是《天演论》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重要基点和参照。严复在《天演论》中所提倡和贯穿的现代时间观念和社会进化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循环重复等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构成了极大冲击，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的、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和发展理念。同时，这也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时间坐标、特性和历史框架，而中国现代文化所展开的各种文学运动和文艺思潮基本上都遵循的是这种线性时间观念和思维理念。从1811—1911年的100年间，政府部门、知识精英和文化先驱等机构和群体共同加入到译介西方著作的行列之中，翻译了《海国图志》《万国公法》《文学兴国策》《路索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原论》等西方著作2291[4]种，涉及科技、工业、农业、哲学、经济、文学、宗教诸多领域。在翻译西方著作过程中有着鲜明的主题诉求：共同指向国家强盛、民族救亡、民主自由、精神启蒙等研究方向，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参照。这种翻译浪潮裹挟着各种西方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集体涌入中国，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等等，以及人道主义、进化论、实证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叔本华悲观论、弗洛伊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有人介绍并有人宣传、试验、信仰”[5]，这些西方文艺思潮和哲学思潮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思想的精神资源。

随着西方经典著作的大量翻译和引入，大量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也被批量的翻译和介绍过来，因此，晚清成为翻译文学的“大盛的时代”。[6]根据樽本照雄的粗略统计，《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共收录翻译作品4362 种[7]，根据晚清小说史开创者阿英统计，晚清期间正式出版发行的翻译文学共有628部，翻译文学超过了原创文学[8]，根据中国学者陈平原统计，1899—1911年，至少有615种西方小说被译介到中国。[9]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学者在翻译文学统计数量上存在差异，但基本达成一个共识：晚清时期中国翻译文学进入集体爆发期，对文学转型和现代文学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的翻译小说主要集中在社会问题小说、政治官场小说、通俗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科技小说等几种基本类型上。在数量众多的翻译小说中，林纾的翻译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节点。1898年，林纾翻译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被晚清知识分子称之为“破天荒”[10]，其后他陆续翻译了《吟边燕语》《伊索寓言》《鲁滨孙飘流记》《汤姆叔叔的小屋》《情天补恨录》等作品184部。[11]林纾的翻译视野极为广泛，先后选取11个国家的98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翻译。林纾虽不懂外语，但是其通过他人的口译而自己加工润色的翻译小说，极其出色地展现了他深刻的人生感悟能力和独特的文学理解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林译小说”成了晚清翻译文学的起点和基点，开创了晚清翻译小说的潮流。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构成，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和新文学的发生。

钱锺书曾经说过：“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12]要知道，钱锺书并不是最早接触“林译小说”的现代作家，可见其影响之大之久之远。林纾的翻译小说呈现了西方文学作品在晚清和五四时期存在和被接受的一个侧面，西方文学作为一种外来的现代文学，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容和审美风尚，在二者相互对峙和冲撞中不断调整和推进中国传统文学的转型和变革，并为这种转型和变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文学样本。“人的文学”观念、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学语言、有别于传统的表达和叙事方式等这些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因素，逐渐被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所熟知和接受，并转化为文学创作和鉴赏的重要资源。“‘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文学观念、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倒装叙事、‘译本小说’、‘新学诗’、‘新派诗’、‘新文体’散文等等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13]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文化先驱而言，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接受不仅仅只集中在外在审美“新”形式上，而是对外在形式所夹带的“新”的现代性思想观念的普遍接受，构成了对于传统儒教伦理纲常的道德观念的冲击。“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扼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14]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基础上，对民主、科学、自由、国家、政体等现代性概念及其理论体系进行了勘察和探究。晚清知识界发生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及一系列文学论争和文学思潮都与此密切相关，进一步促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晚清新兴传播媒介的兴起。虽然19世纪末现代传播媒介已经出现，但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相关联却是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的联系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远渡日本，并在此期间（1920年）创办了《新小说》[15]。作为发表和传播小说的平台，《新小说》成为中国最早专载小说的期刊，“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语怪小说、法律小说、外交小说、写情小说、社会小说、札记小说、传奇小说”[16]等多种小说题材和类型在《新小说》刊发，《新小说》同时也发表文艺理论、戏剧、民间歌谣等内容。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文学的观念中，更多推崇和神化的是道德文章、科举八股，而把小说、戏剧等置于下九流的地位，那么，《新小说》对晚清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小说地位的提升、小说功能的现代转型、小说接受阶层的拓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新小说》开启了依托现代印刷工业和最新兴起的现代传播媒介来进行文学传播的新路径，以及以报刊连载为主要形式的小说传播新样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带动了文学报刊的崛起，《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礼拜六》《小说林》等文学期刊接连创办和兴盛，同时《申报》《大公报》《时报》《京报》《世界晚报》《东方杂志》《甲寅》《新青年》《每周评论》《现代评论》《星期评论》等报纸也创立了刊载文学作品的版面和副刊，拓展了文学的平台和空间。在这种全新的机制和体系下，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了改变，它更加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效应，文学逐渐由强调内在的审美愉悦而转向外在的功能化的社会言说，文学承担了国家复兴、民族富强的现代化启蒙之责，“载道”功能和感时忧国的精神被放大，甚至走向极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在全社会扩展了这种思想和观念，文学也成为现代报刊中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现代报刊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推行社会革命理想的载体，知识分子借助文学来阐述自己的革命理想和践行理想的基本路径，继而通过报刊进行传播和扩散：“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借重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17]例如，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以这两个杂志为载体，不断阐述自己的“新民”主张，并把社会革命与小说功能嫁接在一起，发动“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和机制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生产模式，“新式出版业也与‘启蒙’、‘救亡’等一系列思潮联系在一起，这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强烈的鼓动”[18]。同时，现代新兴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推行现代稿酬制度等，也促使了吴跃人、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张恨水、刘云若、顾道明、赵焕亭等一批现代职业作家的出现，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着重要意义，不仅解决了因科举制度废除而造成知识分子现实生存窘迫的困境，而且使知识分子能够有较多的平台自由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

现代文学的发生除了上述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外，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现代性”精神体验的内部因素也同样不可或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19]使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自我封闭性、内向性和排他性等特征，作为这种社会结构的文化支撑、思想根基极深的封建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沉滞和僵化的特性。而作为“载道”功能的中国传统文学也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批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终结，而是一种转型和新生的开始。尤其是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强行介入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中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和制度为参照，意图重新构建中国现代社会体制及其文化体系。因此，在晚清时期出现了一批研究介绍西方科技文化及社会制度的知识分子。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政治精英表现出对晚清政府政治体制的焦虑，他们在提出政治变革的同时，大力倡导文学变革。其后冯桂芬、王韬等人成为率先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有着切身的体验：“越两日，抵马塞里，法国海口大市集也。至此始知海外阛阓之盛，屋宇之华。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皆七八层。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足炫耀。街衡宽广，车流水，马游龙，往来如织。灯火密于星辰，无异焰摩天上。寓舍供奉之奢，陈设之丽……环游市廛一周，觉货物殷阗，人民众庶，商贾骄蕃，即在法国中亦可曲一指。”[20]此后，集体留学逐渐成为潮流。以留美和留日学生为例，1872年，清政府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900年后又派遣183 名学生赴西方学习，1910年在美中国留学生达到600 余人；1905—1910年，赴日留学生则达到8000人，成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21]。这些留学生中涌现出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许地山、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和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他们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以此为参照呼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革新，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帷幕，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

第二节现代文学观念的重塑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现代文学观念的重新构建，特别是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现代性重构。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没有被划分到文学范畴，这种文学观念和思维逻辑将小说的地位推向两个极端：一方面专注于小说作为经史子集的附属物所具有的“载道”功能；另一方面，强化小说的“小道”属性，将小说归为“杂记”“闲书”“消遣”“游戏”等难登大雅之堂的街谈巷语之列。这种传统文学观念成为中国传统小说现代转型的致命症结，虽然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发动“小说界革命”，对小说的社会地位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然无法摆脱小说“载道”功能的束缚和局限，小说难以避免地再一次充当了社会政治理念和实践诉求的宣传工具，小说在变革的名义下并没有实现自身的彻底转变和重新构建。更为重要的是，当小说努力表达的政治意图和革命实践诉求遭遇到现实危机，其“载道”功能失效后，便不由自主地由“载道”一端转向了“游戏”一端，小说的商品属性从政治属性背后挤到了前台，换成了一副商业化面孔在迎合普通民众审美趣味的道路上肆意奔跑，甚至放弃了自身所具有的审美特性和美学追求，沦落为市场流通的商品。因此，在清末民初出现了商业化和市场化早熟的“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并占据了阅读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小说面临着新的危机。在这种情境下，中国社会需要文学观念和小说观念的彻底革新。因此，这一阶段也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西方的“民主” “自由” “个性”“科学”等现代性词汇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核心语汇，小说需要与这些现代性词汇和观念对接，并在对接过程中重塑自身形象。

在这样一种思想环境中，将现实“人生”作为切入点，寻找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方向和路径，成为小说的叙事核心。“为人生”的文学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小说观念也由“载道”和“游戏”转向“为人生”，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等现代作家集体将“为人生”和“思想启蒙”作为小说写作的终极目标。鲁迅认为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根本原因在于改良人生，“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2]；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口号；郁达夫的作品虽然具有强烈的自传特性和颓废主义色彩，但仍然难以掩盖作家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小说的目的，在表现人生的真理”“在小说中所说的真理 Truth，是我们就日常的人生观察的结果，用科学的方法归纳或演绎起来，然后再加以主观的判断所得的一般公理，艺术所表现的，不过是把日常的人生，加以蒸馏作用，由作者的灵敏的眼光从芜杂的材料中采出来的一种人生的精彩而已”[23]；瞿世英认为现实人生是小说的叙事核心，小说讲述故事的一个基本指向是庸俗琐碎的现实人生，而小说的价值也取决于与现实人生的契合度和深入度，“小说的价值，便在乎能描述人生至于若何程度。愈能将一幅人生之图画描画得逼真的，便愈有价值”[24]。这种小说观念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体系的构建，1910—1930年，《小说论》《创作的准备》《小说研究法》《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小说作法》《小说创作论》《短篇小说的构造法》《短篇小说的特质》《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小说的图解》《关于新心理写实主义小说》等一批集中阐释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的专著相继出版。虽然，中国现代小说观念的“为人生”转向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载道”观念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及特定的思想和理念的阐释功能，都没有彻底根除小说的中介性、工具性和载体性，但“为人生”与“载道”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第一，小说调整了自己的话语指向，不再将小说的视阈集中到对封建统治阶层的道德伦理和政治思想的阐释和解读上，而是将小说视角下移，聚焦普通人生和社会现实，既具有宏观普泛性又具有微观私人性；第二，“为人生”的小说观念是受到“民主” “自由”“个性解放”等西方文化思潮和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而产生的，这种文化背景使小说能够从国家话语、政治话语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小说的个人性；第三，“为人生”的小说观念逐渐淡化了小说的工具性，探寻一条人生、小说和审美相互指涉的路径，进一步完善了小说本体的审美自律性。所以，“为人生”的小说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有着重要作用，“人生意识直接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也无不以人生意识的具体化和深化为主要依据”[25]。

在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中，作为个体的“人”始终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只是小说呈现为政治思想、封建伦理的一个载体，读者无法通过阅读小说而感受到一个真实、独立、个性、鲜活的生命个体。这种传统小说观念实际上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封建政治体制具有极大关联，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对个体人性的压抑及其形成的历史惯性，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体只具有统一的、模糊的集体面相，而缺乏独特的、个性化的自我形象。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一个先决条件和后续实践就是改变这种传统小说观念，一方面使“人”在小说中复活，另一方面，通过小说进行社会启蒙，以此在“为人生”的文学中重塑现代性的“人”。“小说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依赖于两个重要的条件——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人的价值，并由此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的读者的兴趣……它们都依赖于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的巨大复合体——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的建立。”[26]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确立是建立在一系列以“人”为中心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可以通过鲁迅的文艺观来窥探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变革。1906年年初，鲁迅在日本仙台经历了改写自己人生道路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幻灯片事件”，中国民众在围观中国人被日军杀害时所展现出来的冷漠、麻木和残酷，让鲁迅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7]。鲁迅将文艺视为启蒙人生，重构个体“人”的意识的首要途径，撰写了《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阐释自己的文艺观，这些文章都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迎合科学、民主、自由、解放等西方现代思想，试图通过文艺运动将个体从精神奴役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恢复个体的自由精神，塑造“精神界之战士”[28]。例如，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认为现代科学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单向度地推崇科学而忽略了文艺的发展，不能在科学和文艺之间保持平衡，那么，一个国家和民族将丧失思想根源和精神资源，只有文艺感性和科学理性、文艺作品和科学知识并存才能“至人性于全”[29]。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并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世界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及其带来的物质发展和社会统一的“众数”放在首要位置，而“个人”“精神”等非物质化因素逐渐滑落到边缘位置的情境进行批判，并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30]，并指出如何获取精神文化资源的方式和路径，“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故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31]，同样，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观点。与鲁迅的“立人”说相似，周作人有着同样的人道主义思想。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提出“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凡是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32]，并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形成的一整套文化运行机制和体系进行批判，同时指出如果想真正构建“灵肉一致的人”必须完善个体的道德伦理观念，“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从而塑造“‘人’的理想生活”。[33]

简而言之，中国社会千百年来所有问题的根源是对于“人”的不尊重。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等知识分子和文化前驱对重建“个体”在小说中的地位，倡导“为人生”“为人性”“为个体”的小说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亦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第三节现代文学语言的变革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整体性批判的基础之上的，而如果要对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进行变革，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合理并且有效的突破口。于是，像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诗歌变革首先从形式变革开始一样，语言作为文学的重要载体再一次成为这个改革的实验场。“文言”作为汉语书面语唯一正宗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白话”逐渐从乡野杂谈和市侩之语跃升为主要的文学语言，并直指“文言”的权威地位。“白话”超越了语言学本身的范畴和意义，转而成为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普泛性的易于传播和接受的文字符号，成为知识分子启蒙民众，构建现代化民族和国家的载体和工具。“我们不能将白话文运动视为一场语言内部的自足的变革，从而孤立地、单纯地从语言的内部来理解它，而是和中国整个现代社会和生活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白话文运动作为中国语言的现代变革，是和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相联系在一起的。”[34]不难理解，语言的变革是社会性的，也是历史性的。文化的变革，甚至社会生活的改变，都可以直观地体现在语言形式上。

1868年，日本政府推行明治维新运动，通过在政治上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实行“殖产兴业”，文化上奉行“文明开化”，逐渐将日本带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并完成现代化国家的初步构建。日本作为一种新兴势力在亚洲的全面崛起，一方面加剧了晚清政府的危机，另一方面促使晚清政府进行反思，对日本的现代化革新之路进行研究和效仿，这种参照是自上而下的、全方位学习。“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士学子酣睡未起，睹此异状，巧口绛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35]1877年，黄遵宪以清政府参赞身份出访日本，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带来的现代性革命感同身受，并决定撰写书籍阐释日本的革新之法，以推广日本变法求强的改革思想。“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屿！”[36]在这段表述中，黄遵宪将当时国人“闭关锁国”“自命不凡”的保守主义和大国之居的傲慢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借由邻邦日本改革的成功，更加突出了中国改革的必要与迫切。1887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一书，对日本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在“学术志”中梳理了近代以来日语的演化脉络，从借鉴日本维新经验出发，《日本国志》在勾画日语发展路线图的同时，对日语现代化进程中所吸收和采纳的西方语言知识进行了重新清理和归纳，并在阐释西方语言变迁史的同时，将论述的重点集中在语言与启蒙的关系上。

余观天下万国，文字言语之不相合者莫如日本。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乎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乎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37]

从黄遵宪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黄遵宪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语言变革本身的重要性，而是通过语言变革推动个体的思维方式变革，通过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来寻求整个中华民族思想启蒙和现代精神重塑的可能性和路径。而黄遵宪的这种思路和方法在晚清政府内忧外患和中华民族亟待走出民族困境的背景下，得到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先驱的呼应和认同。宋恕提出了“造切音文字”的主张，以此能解“民之疾困”；卢憨章在《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38]，并表述了对中国文言的忧患，“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英美二十六，德法荷二十五，西鲁面甸三十六，以大利及亚西亚之西六七国，皆二十二，故欧美文明之国，虽穷乡僻壤之男女，十岁以上，无不读书，据客岁西报云，德全国，每百人中，不读书者，一人而已，瑞士二人，施哥兰七人，美八人，荷兰十人，英十三，比利时十五，爱尔兰二十一，澳大利亚则三十，何为其然也，以其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画简易故也”[39]。由此不难看出，在推行启蒙的过程中，文字简化的必要和汉语拼音体系的特殊意义。虽然，这些中国语言变革先驱提出的语言革新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但他们所提供的关于语言与启蒙的关系的构想，以及语言变革的方案为晚清知识界设立了参照，语言革新成为晚清社会现代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有为提出“世界语文大同”的主张，“定一万国通行之语言文字，令全地各国人人皆学此一种以为交通，则人人但学本国语言文字及全地通行语言文字二种”[40]；蔡元培也试图构想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会意，一学就会，又用着言文一致的文体”[41]；吴稚晖提出“中国新语”的主张，表达统一语言的诉求，“能合各国之语言，代表以一种之语言，是谓万国新语；则能合各省之语言，代表以一种之语言，始足称为中国新语”[42]；谭嗣同在《仁学》中也提出改革文言的主张，“又其不易合一之故，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更苦中国之象形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合而为一”[43]。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关于文言改革运动，1910年成立资政院，在全社会推行“合生简字”，并对现行使用的官方教材是否使用“合声字拼和国语”进行勘察，收到437份改革文字议案。1911年，“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主，审定标准音，以官话为主，审定标准语”[44]的原则。在晚清知识界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中国文言改革在全社会推广，白话文呼之欲出。

除了精英知识分子和政府的推行，民间群体也加入到文言文改革运动中，尤其是民间白话报刊成为白话文确立和普及的加速器，为白话成为现代文学的载体和最终登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舞台提供了坚实基础。1898年，晚清白话文运动先驱裘延梁发表《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一文，在文中阐述了文言文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专制主义的关联，力主革除文言文，并提出白话文的八大优势，以及推广白话文及其裹挟的现代启蒙思想的必要性。

一曰省目力：读文言日尽一卷者，白话可十之，少亦五之三之，博极群书，夫人而能。二曰除骄气：文人陋习，尊己轻人，流毒天下；夺其所恃，人人气沮，必将进求实学。三曰免枉读：善读书者，略糟粕而取菁英；不善读书者，昧菁英而矜糟粕，买椟还珠，虽多奚益？改用白话，决无此病。四曰保圣教：《学》《庸》《论》《孟》，皆二千年前古书，语简理丰，非卓识高才，未易领悟。译以白话，间附今义，发明精奥，庶人人知圣教之大略。五曰便幼学：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六曰炼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恃熟读，而恃精思，脑力愈濬愈灵，奇异之才，将必叠出，为天下用。七曰少弃才：圆颅方趾，才性不齐；优于艺者或短于文，违性施教，决无成就。今改用白话，庶几各精一艺，游惰可免。八曰便贫民：农书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二年，终身受用不尽。[45]

在这种语言主张的推动下，晚清白话报刊强势崛起。1876年3月30日《民报》在上海创刊，1897—1911年，出现《演义白话报》《蒙学报》《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直隶白话报》《京话日报》《智群白话报》《童子世界》《西藏白话报》等白话报刊200多种。[46]这些白话报刊有着共同的目的：以白话报刊作为启蒙载体，在开启民智的同时，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想要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想要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想要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47]。这些报刊有着相似的内容：针砭时弊、揭露黑暗、转播新学、移风易俗，尤其是对封建传统文化批判成为白话报刊的共同内容取向。例如，《杭州白话报》开辟“俗语之谬”“俗语存真”专栏，对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和使用的俚语、俗语进行学理分析，对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痴男胜过巧女”等封建思想进行批判，并重新塑造现代性的女性主体。同时，有着趋同的语言风格：使用白话文作为报刊文章语言，力求文章语言的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在语言修辞上多使用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比喻，并采纳民间戏曲的语言形式来写文章。白话报刊的兴起和拓展，为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革新提供了平台和契机，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创作了前提条件，“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绝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异物，而是清末发展的延伸和强化。换句话说，清末的白话与五四的白话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发展，而是同一个延续不曾断绝的新的历史动向的产物。我们说五四白话和清末的白话属于同一个不曾断绝的传统，最直接的证据是领导1910年代白话文运动的两个台柱子胡适和陈独秀都在1900年代的主要白话刊物上写过大量的文字，而且其中的一些主张都成为1910年代启蒙运动中新思想的要素”[48]。

第四节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晚清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历史情境中肩负着唤起民众立志图强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视阈从内部转向外部，聚焦于现代西方世界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希望从封建文化体系中突围出来，在汲取西方现代知识的同时，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1840—1911年，以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挣脱封建传统知识体系的拘囿，开始睁眼看世界，接触、学习、翻译和移植大量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思想文化成果，提倡通过发展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实业实现国富民强，这些先驱在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上已经开始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他们编撰了《四洲志》《海国图志》《康輶纪行》等22部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同时，在农民阶层中涌现了一批诸如洪仁玕一样，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和现代观念的农民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根除封建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晚清时期也出现了脱离传统教育，在西方化的新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主要来源于马礼逊学堂、英华书院、宁波女塾等教会学校；现代出版体系的建立也为培养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平台和机遇，例如，墨海书馆作为上海最早的现代出版社，培养了王韬、李善兰等现代知识分子。[49]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在工商实业、教育事业、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和多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而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拓展，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除了从传统政治体制和传统士大夫阶层转化而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教会学校和新式洋务学堂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聚集地，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马尾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26所洋务学堂，到1909年国内新型学堂大约有5.7万所，新式学堂的学生数量高达164万多人。[50]这些在新式学堂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人文思想的学生，在长时间的学习和演化过程中逐渐接受了现代化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他们对现代科学理性、直线性的时间观和历史观，对独立精神、民众自由、政治民主、个性解放等现代因素持认同态度。这些新思想和精神特质的生成，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这些秉持现代观念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逐步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改变着民众的日常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民族价值取向和精神结构，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洋务运动时期，不仅在创办企业与引进西方科技的实践中培养出了徐寿、华衡芳、李善兰等科技型知识分子，出现了王韬、沈毓桂等任职于现代报刊与出版机构的传媒知识分子，亦出现了其他一些在通商口岸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出现了着眼于工具批判、尤其是提出了设立议院的构想、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人文型知识分子，还通过新型教育使一部分人接受新型知识、从而培养了将在下一世代登场的现代知识分子，包括像严复那样具有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51]在上述众多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王韬、容闳、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马建忠、陈炽、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文人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并不是单纯的文人学者和文学作家，但是他们在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利用在国外游历的机会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西方世界的风土人情和地理特征。林乐知的《地理浅说》、蔡尔康的《三十一国志要》、马礼逊的《外国史》、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奋的《瀛寰志略》、薛福成的《大九州说》、郑弢的《地球方域考略》、王韬的《琉球朝贡考》《漫游随录》、袁祖志的《谈瀛录》等著作相继出版，这些域外游记、考略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新鲜的现代价值观念和理论研究基础，提供了西方化的视阈及可参照的方式和路径。

其中王韬的旅欧游记具有典型意义，通过王韬的旅欧游记我们可以勘探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先行者的内在精神取向和思想发展脉络。王韬在中国近代史有着教育家、思想家、报业精英、时评家等多重身份，虽然他并未置身于晚清政府体制之内，但却以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了创办报纸、翻译西方经典、出书立传、速写时评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1867年，王韬因太平天国事件流亡香港多年以后，受到香港英华书院的邀请，前往英国游学，1870年返回香港，17年之后发表了《漫游随录》记录这段旅欧生活。王韬作为既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有着独特的异域生活经验的近代知识分子，他所具有的中西混杂的文化属性“代表了中国背景中的某种非常新的东西”[52]。同时，作为近代“口岸知识分子”[53]的代表，因为被排除在主流政治体制之外，而始终与政治体制保持足够的距离，因此更能够以一种清醒、独立、自由的立场和姿态观察西方世界，并走在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前列。“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即文人腾流亦复绝迹。”[54]作为中国率先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蜕变的新式文人，面对巴黎、伦敦的繁华景象和现代化都市文明，王韬的思维范式、认识框架和行为方式等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物质兴盛对王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泰西利捷之制，莫如舟车，虽都中往来，无不赖轮车之迅便。其制略如巨柜，左右启门以通出入，中可安坐数十人，下置四轮或六轮不等。行时数车联络，连以铁钩，前车置火箱。火发机动，轮转如飞，数车互相牵率以行。车分三等，上者其中宽绰，几席帷褥光洁华美，坐客安舒；中者位置次之；下者无蓬帐蔽遮，日曝雨飘，仅可载粗重货物或栖息仆役而已。其行，每时约二百里或三百余里。辙道铸铁为渠，起凸线安轮，分寸合轨，平坦兼整，以利驰驱，无高低凹凸、奇欠斜倾侧之患，遇山石则辟凿通衢大道，平直如砥。车道之旁，贯接铁线千万里不断，以电气秘机传达言语，有所欲言，则电气运线，如雷电之迅，猝不及避，有撞裂倾覆之虞，故凡往来起止预有定期，其当车路要衝，置驿吏邮役昼夜守立，严谨值班，须臾不懈。余居英商士排赛家，每至李泰国家晚餐，车必由地道中行，阅刻许始睹天光，或言地中两旁设有闤闠，灯光辉煌，居然成市集。[55]

在《漫游随录图记》中，王韬对英国火车从发明到应用过程进行了详细描写，但这种描写不仅仅是对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的炫耀式陈列和展示，而是从对火车模糊的抽象的主观感受，到对火车工作原理、外观样态、内部设置等的细节描摹，再到对相关配套设置和运作制度进行勘察，进而对西方物质发展史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因素的现代化进行思考，看出物质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意义：“英之为此，非徒令人炫奇好异、悦目怡情也。盖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有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于礼拜一、三、五日启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56]在某种意义上，王韬等人的域外游记是典型的文学现象，这些域外游记并非是简单的域外旅行见闻，而是在其中注入了作家的主体情感、思想诉求等诸多要素。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游记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现成的样板，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法兰西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相继出版，撰写异域游记成为一代风气，“这批人原是洋务派，出国后沐浴在欧美风雨之中，程度不同地知道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便懂得一点现代的市政、法律、人道、教育、科技、政体，有了向维新派过渡的趋势。这批人忠于君王和反对孙中山革命，是免不掉的，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到底已经是最通达的一个文人了。这些人是胡适们的前辈。”[57]

[1]罗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以文学教育为线索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

[2]王栻、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0页。

[3]王栻、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页。

[4]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6]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7][日]樽本照雄：《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经日本传到中国的翻译小说》，载王宏志编《创作与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8]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9]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 版，第28页。

[10]恽铁樵：《〈作者七人〉序》，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0页。

[11]连燕堂：《林译小说有多少种》，《读书》1982年第6期。

[12]钱锺书：《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