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的当代实践价值

中国古代哲学处处彰显着鲜明的主体心态和厚重的人学意涵，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精神特质与价值取向表明，中国哲人善于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即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予以内在整合，试图实现“完人”“至人”“圣人”。从学理上系统梳理与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中国化拓展的内在文化底蕴，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张立文先生认为，中国儒学的人学资源可谓博大精深且极具当代实践意义，“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学’”[8]，中国古代人学既是一种方法之学也是一种人本之学，而且它能够通过方法与人本的内在统一来探求人的意义与人的价值。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材料可谓汗牛充栋，评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汲取其合理成分，表明从古代哲学对人的问题的初步发现，到近代哲学对人的主体性本质及其能力的竭力推崇，再到现代哲学对人的生存欲望的过分张扬，西方哲学固有的人学精神和人文指向，虽几经周折却一路高歌猛进。然而，其人学取向上的一切努力，在后现代主义这场精神自虐、自杀行为中却突然发生了断裂并陷入荒诞，从而昭示出当哲学与人学的价值勾连被打断后而势必产生一种虚无主义走向。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与自然进行积极能动的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互换，就需要发明和创新科技，并以此从生物生存走向技术生存，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实践的基本内容。当代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也一样，仍然需要借助社会实践的伟大变革，需要发展现代科技并推动实践的不断创新。然而，当代实践中表现出来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人们在利用现代科技对自然进行大规模变革以期获得更多物质资源时，却导致了人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引发了一系列危及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球问题，如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世界性经济危机频发等等。马克思分析说，正如资本家在生产集中、资本集中的同时导致工人失去了一切一样，科技在生产过程运用中的智力与工人的知识、技能相分离，似乎科技也异化了，“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9]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都走向了它的反面，科技的每一次胜利都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这深刻表明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的矛盾，对科技利用不当及无限制，引起了人的畸形发展，这固然是由于人对自然规律认识不完全和对科技发展所引发的消极后果缺乏有效控制有关，但最主要的恐怕是由于缺乏科学形态的人的发展观的实际运用。唯有将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统领“四个全面”的协调推进，真正树立全球观念和危机意识，克服眼前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狭隘视域及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正确对待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尊重、善待、合理开发自然，同时还要及时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发展形式，摆脱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的制约，这样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党最近推出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及“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这必将会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加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必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人与自然的和合共生、一同发展。

研究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实践价值是：通过梳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形成过程旨在表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随着现代无产阶级的诞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不断暴露一起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他各种共产主义理论批判扬弃的结果。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他共产主义学说，虽然深刻而尖锐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发展的全面压制，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解决人的发展困境的未来社会形式，但是其对人的发展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抽象的人性和资本家某一天的良心发现，并不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马克思的研究旨在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人类的彻底解放问题，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实践问题，不是少数资本家自我觉醒、良心发现的问题，也不是普遍人性复归现实生活的问题，而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实践问题。人的解放、人的发展首先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发展，唯有将自己的理论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内在相关，对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才能获得科学的解决。

前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观，如旧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人的发展观，只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不合理的财富累积方式及其两极分化的尖锐矛盾而提出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既不能说明也不能对付这种生产方式，“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10]马克思哲学则通过揭示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而得出共产主义结论的，其人的发展理论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现实的人性。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建基于对现代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分析上，消除了人的发展理论中的各种空想成分，科学说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当今，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实践变革的深化、科技创新的发展与知识信息的爆炸，使作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那个时代”[11]的哲学，必然在关注重大现实问题、迎接各种质疑与挑战中增添新的内涵、注入新的活力、提升新的语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将人的问题作为核心，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把握人的发展的时代性、规律性，为之积聚新的人学内涵和精神能量、顺应时代要求并走在时代前列。马克思哲学自身的发展，实质上表征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发展，是不断向人敞开真义的思想历程，不断证明人的实践生存本质与真实关切人文状态的人学发展的历程。马克思哲学对人和生活作实践的诠释，真正在人的发展理论中注入了全面发展的内涵和自由发展的意义，实现了人的发展观科学形态的积极而合理的当代构建。

社会发展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推动的，人的发展史就是社会发展史。人的发展状况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提高人自身的各种素质、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这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必然要求。从其全面发展的理性内涵上讲，社会发展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运动和变化，也不是自然事物的自在性发展及其在社会领域的简单延伸，而是具有价值内涵的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是人类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实践中引起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进化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都是抱着特定的目的、热望、激情与意图而在社会中进行各种活动的，不追求某种目的的人的活动很难理解，这才表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属人性质，它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也就没有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发展规律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是人的社会行动的规律。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本质，当然也构成了社会历史的主体性内容和马克思人的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结合当下中国社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发展的最新实际，可以证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和社会发展在根本方向上的总要求，在治国理政方面坚持了人民至上、民生优先原则，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朴实追求与共同愿望；“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人和社会发展在动力源泉上的总要求，寄托着亿万人民的幸福梦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价值定位；“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人和社会发展在国家法度上的总要求，“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12]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推进人和社会发展在领导体制上的总要求，是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集中显现，执政为民是我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这“四个全面”的总要求内在结合、协调推进就构成了在高举伟大旗帜、坚持伟大道路、构建制度体系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四个全面”是马克思实践人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表述，蕴含深厚的“人民性思想”。[13]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地贯穿于其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的思想精髓就是：代表好、落实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惠民方向与民本立场；其“五大发展理念”很明显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民性、属人性的重大发展与创新，是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实际运用与具体展开，“是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14]

在“四个全面”中，四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表现为层层推进、相互传导，显示了我党对整体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谋划。它作为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布局和总方略，旨在把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变成我们自觉的行动、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成衡量一切工作至高无上的准绳、把社会的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视作重中之重的关键举措。“四个全面”的协调推进，全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15]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

本书主要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发生学方法、文本研读方法，并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旨在考察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创立的历史过程及其基本理路，从学理上阐明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发生发展及其核心内涵、理论实质与思想精髓；重要的还在于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法，旨在突出强调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党的“四个全面”发展战略总布局之间的紧密联系，并结合自己研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经验，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怎样的意义上才能成为最大化的人学，弄清“四个全面”发展战略总布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价值旨归，全面推进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及其现代整合的现代化进程，现实中华民族再次崛起和盛世复兴的伟大梦想，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惠及民众、“还惠于民”，不仅要执政为民、造福人民，而且要由人民共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中国拓展与重要的现实关切。另外，还采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辩证分析法，意在表明基于现实语境而产生的当代马克思人学思想，是马克思哲学对自身发展困境以及如何以哲学方式求解人的发展和阶级解放课题的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担当意识，也是它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渴望拔高生存质量的终极牵挂和生命情怀。以马克思人学思想为依据，解读当代人如何实现全面发展、阶级解放的问题，必须在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弄清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性，相反，若马克思人学思想一味在抽象层级上运思、在形上理性中谋划，那就很难从抽象、虚幻的理性泥潭脱身并走向现实牵挂、终极关切，更遑论实现二者的内在整合了，那它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求解就只能是一种无稽之谈，这样就导致了马克思实践人学向费尔巴哈抽象人本学的“退行性规定”。费尔巴哈也不满意甚至非常憎恶用抽象的方式去理解人及其发展，但他仅仅滞留于感性直观中，认为自然界都是“通过直观、通过感觉而为我们拥有的”,[16]而非通过实践实现对人的不断生成，不是通过实践去把握自然界的属人性，从而在感性的道路上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马克思则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置于自己哲学的核心”，并将之阐发为克服对人的依赖和对物的依赖而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从而在人的社会实践的内在本源处、生命根本处打造了一种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学”。[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