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作为政治地理学的客观现象，国家自产生伊始就是政治理论家们研讨不衰的话题。“对国家的研究构成了传统政治学的基本内容”[1]，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的“神学政治论”、马基雅维利的“新政治科学”、霍布斯的“利维坦”，等等，从古代至近代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思想家们理解的政治学其实就是国家学。现代以降，虽然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中，“国家被视为过时的概念，代表着对民族国家特定的宪政原则的干瘪无味的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2]，但是偏用社会中心论的立场、纯以技术主义的经验分析来解释政治现象和国家行为，在政治理论研究中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复回价值理性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和持以国家中心论的回归国家学派，最终又“提倡把国家找回来并赋予其在社会科学的分析议程和研究路径之中更核心的地位”[3]。福山认为，世界政治的趋势弱化国家概念的时间只有三十年，“对于后‘9·11’时代来说，全球政治的首要问题将不是如何淡化国家概念而是如何重建这个概念”[4]。在当代社会，国家机体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依旧扮演着难以超越的角色，国家概念仍是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政治科学理应迎纳国家学作为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成。因在国家的实质、国家的历史演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与资本和经济关系、国家与官僚和统治阶级、国家与文化和意识形态、国家与社会和人民大众等重大问题上均有创造性的言说，马克思建立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国家理论。基于当代社会的历史情势与理论情境，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进行翻新解读，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一大学术任务。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中，任何机构都无法同国家的重要性相比。对国家问题的过分注意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他重要政治因素的贬低”[5]。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青睐国家问题，按照奥勒姆和李普塞特的观点，缘于马克思首先是社会冲突论者。“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诸如阶级冲突的思想、诸如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原理”[6],“把冲突视为政治学研究主要旨趣的最雄辩的发言人是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复杂的社会，或者以不断的冲突为特征（即使受到压制），或者以保持共识为特征，但不能两者兼而有之”[7]。马克思时代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爆发的生产潜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对抗的加剧，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国家在保障利益剥削与稳定社会秩序上的显著功效。马克思认为，建立在社会冲突之上的国家与社会形态的生产体系和阶级结构保持着直接的联系。马克思逝世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始终浸淫于政治经济学（国家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政治社会学（国家是由统治阶级掌控的暴力工具）的话语窠臼之中，加之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忽视基于现代政治的经验观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实践所施展的意识形态性，后马克思时代的国家理论研究一度陷于停滞之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反思性批判，从而为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带来了契机。不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以及某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国家学说中，都充斥着强烈的拒绝阶级主义国家观念的理论倾向，学术话语褒奖的是一种作为社会管理机关、代表全民利益、供给公共产品的公共权力国家。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在执政理念上继承了马克思的国家阶级性的理论传统。改革开放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家生活主题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统合同构状态逐渐走向了良性分化，国家适度地退出了社会领域，社会自组织的力量也在发展壮大。以简政放权、国家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调整为内容的政治改革的缓步启动，预示着“公共服务型政府”将取代“全能型”国家成为国家重塑和政府再造的新标杆。经济全球化潮流削弱了传统国家的地域性的强力控制，政治民主化进程则减少了传统国家对社会的政治统治，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在跨越国界的同时，国家的各种行动也在积极向社会公共领域靠拢。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我国虽然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国家构建上的“唯经济论”仍是制约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严峻问题。于是，在社会公正和民生问题更加凸显的当代中国，进行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研究也就具有了非常现实的意义。

社会政治的结构形态的变迁、双向互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国家提出的新课题，警示我们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要避免“左”的和右的错误，应对各种政治理论思潮的挑战，就必须按照实践的要求还原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本相，消除意识形态架设的障碍，澄清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回应来自政治、理论立场上的责难，还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都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8]在国内学术界，尽管马克思阶级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几十年来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检讨，然而时至今日，国家理论研究的编年史依然僵化地固守国家阶级性的思想传统，教条式地宣讲此类主张：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海伊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至今都还不是非常深入。”[9]毋庸讳言，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打上了浓厚的阶级烙印，阶级与国家纠结缠绕、生亡与共，国家阶级性学说当之无愧地构成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主要部分，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自然不能回避国家的阶级性。然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解释学意义上的开放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活动中国家现象的复杂性以及国家展现的性质和功能的多向性，都是有所评估的。国家社会性思想亦属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构成性内容，但是却被长久以来主流的国家阶级性话语淹没了，以致未能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体系中忝居一席。因此，找回马克思文本中失落的国家社会性思想，研究这一思想的话语渊源、内容构成及当代启益等也是扩展和深化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