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农民教育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首先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即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并得到认同、接纳后逐步向工农大众传播。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建构起有关中国革命的一套理论和观念，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核心的内容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斗争”“革命”“人民群众”“民主”“平等”等。显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现代性革命在指导思想、观念和目标方面都与中国旧式的农民革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国内外的研究者都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基础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工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并不具备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因此，中国共产党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实质上就是一场先进的革命思想在古朴的乡土社会的广泛动员，不能不面对一种现代革命与农民传统纠结的局面。以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一方面是理论上的理想“大众”，即作为“革命主力军”，具有革命反抗精神，能够担当社会变革、成为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理想主体的“大众”；另一方面则是在现实中切切实实存在的农民大众，绝大部分为文盲，与现实政治隔膜，有着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理想，束缚在家族、宗教等等地方关系之中的眼光狭隘的小农。当面对真正的农民大众时，不难发现，现实中的农民大众与旧式造反的农民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农民大众有着自身特有的习性和文化传统。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现代性梦想如何实现？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争取劳苦大众解放的理论落实到农民大众身上？如何顺利地实现政治功利目的制约下的社会现代性追求与农民大众固有的传统、话语形式的合理融合，就成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面对和解决的中心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即是必须对农民进行全面的教育和动员。中国革命不同于马克思所讲的西方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将小生产者农民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又需要对农民进行引导和改造，“由于政治变革指向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梦想，现实中的‘大众’本身也是被规训和改造的对象，只有按照政治意识形态和理想建构出的‘大众’，才能满足其作为主体的条件。”[12]这中间的转换环节就是大规模的教育和动员，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教育和引导农民，亦即毛泽东所说，必须将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在先进政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农民将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实践探索。

本书所论说的“农民教育”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它并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或文化教育，而是包括政治教育和动员、意识形态灌输、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教育和改造等非常丰富的内容。确切地说，延安时期的农民教育，不是单纯由专业教育组织进行的以传授文化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教育活动，而是由革命政党、革命政权所进行的以彻底改造原有社会为目标，以培养教育对象增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为表现形式，并由此引起社会结构、生活样式发生变革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传统社会，教育往往是通过宗教机构、家族或专业组织进行的，而在现代社会，教育则是国家社会的公共事业，现代教育对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至关重要，它将一种所谓民族的“高级文化”灌输给大众，使得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的沟通整合成为可能。普及教育使得一般民众建立起对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对都市的官方文化变得熟悉，有利于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现代教育对于形成“想象的社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和认识功不可没。[13]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农民进行的教育，并不是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但也同样起到了类似的显著效果。

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的民主革命时，使用的是“政治动员”的概念和分析视角。“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14]政治动员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其解说模式主要关注动员者的政策、动员技巧、动员类型、动员效果，而较少从被动员者的角度看问题。动员者往往处于领导的地位，具有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有着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政治动员理论往往忽视了农民在革命中的能动性，容易把农民当成中国共产党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或手段，而不是主体。事实上，农民是革命主要的参与者、合作者，农民不仅仅是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治动员和符号权力，而会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和运用。政治动员注重对政治理想、组织方式、动员的技巧等规范性内容的研究，但容易忽视农村社会日常生活作为动员“情境”的重要意义。

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时，使用了“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政治立场上的“意识化”“同化”“灌输”，或者“教育”。[15]本书所说的农民教育与“政治社会化”的含义比较接近，它类似全面的政治教育，但又不仅仅关乎政治。它是“一个由领导者对现代与传统的文化资源灵活运用的策略、与参与者时时矛盾而又不断协调一致的实践活动所组成的集合。”[16]政治社会化和教育的过程是赋予农民大众权力的过程，将农民政治化，使其理解革命目标和自己所担当的使命，农民才能真正参与革命并成为革命的主体。由此，现代意义的中国革命真正体现出与传统农民战争的根本不同。

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展工农大众教育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认为，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作用，需要让初步掌握这一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17]他还亲自领导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开展活动。李立三、刘少奇通过办夜校、教文化的方式，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和做人的尊严，提出“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并成功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建立了被称为“小莫斯科”的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地。[18]毛泽东主持了广州农民讲习所，向农民宣传工农大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提出了必须通过经常性的无产阶级意识教育来克服农民思想狭隘性的毛病，对农民加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强调对以农民为主的人民军队进行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强调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提出要把农民的思想提高到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上去。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苏区也实施了农民教育，其主要内容是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创造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中心始终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动员大众，即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列宁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需要长期的努力。“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器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20]中国广大农村经济十分落后，不可能短期内具备机械化、电器化生产的物质条件，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对人的意志力、主观能动性的坚强信念，认为农民大众经过教育可以成为理想的革命主力军，其创造性的表现即是实施持续的、大规模的农民教育。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解决了现代性革命与小生产者农民的矛盾这一中国特色的历史难题。

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教育活动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二是培养青少年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三是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21]这三种类型中的社会教育实际就是面对广大普通农民的教育，干部教育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农民教育，因为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尤其中下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农民，军队的中下级干部大多数也出身于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党员队伍中占了绝大的比重。[22]在农村建党，大量吸收农民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实质上就是对具有革命要求的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小资产阶级（农民）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2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是一个深刻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通过农民教育，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社会政治动员，加强政治教育、传播政治文化、获得政治认同，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日益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转化为社会大众日常话语的一部分，并最终引起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总之，延安时期农民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发展、中国革命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走向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学术界给予高度关注。同时也必须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展更广阔的视野，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向更加细致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