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世纪的非洲：重现的时光

打开这本书，读者将踏上一段穿越数百年非洲历史的旅程。我们的第一位向导是来自中国的旅行家，他将带领我们走进8世纪的非洲；而最后一位则是葡萄牙征服者，他将带我们前往15世纪的非洲。旅途中，还有许多人的陪伴，其中有商人、地理学家、外交官；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以及诸如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Ibn Battûta）那样的大旅行家。我们应当明白，不要仅仅理解我们读到的东西，也不要总断定我们读到的东西就是向导们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们描述了一些奇闻趣事，但这些趣闻常常是道听途说。我们不应畏畏缩缩，哪怕不能确定当时的地理环境，哪怕对从一个大陆前往另一个大陆的冒险家们抱有怀疑的态度，哪怕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内容自相矛盾。我们应该消除脑海里固有的印象：非洲是“永恒的”、是由部落组成的非洲、是原始的，因为这部作品要讨论的非洲是一个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非洲。

八个世纪，近一千年的时光。然而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投向古代非洲文明：法老时代的埃及、麦罗埃时期的努比亚、古迦太基时期或是古罗马时期的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这些地方宏伟壮观的建筑遗迹，自古以来不断颠覆着我们的想象。我们或许更了解，或者说，自认为更了解近几个世纪的非洲，因为非洲大陆被迫与欧洲列强的命运绑在了一起，遭到了强盗们的“开发”和“探索”，经历了奴隶贩卖与殖民侵略，最终，现代非洲面临着剧变。古代非洲的繁盛引发无限的怀念，现代非洲的动荡激起强烈的好奇。在这两个我们相对熟悉的非洲之间，延续着一段非洲的“昏暗世纪”。

但是，真的是“昏暗世纪”吗？那是雷蒙德·莫尼（Raymond Mauny）的说法，他是法国著名的非洲古代史研究创始人之一。非洲古代史指的是大发现时期（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拉开了这一时代的序幕）和殖民时期之前的历史，这是一个一手文字资料相对丰富的时代。雷蒙德·莫尼并不是想贬低非洲的过去，而是想表达一种缺少可用原始资料、无法追寻过去的挫折感。非洲的这几个世纪之所以“昏暗”，那是因为文献资料的光芒过于微弱。尽管非洲有关“昏暗世纪”的资料少之又少，且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实际上我们仍然应该把“昏暗世纪”称作“黄金世纪”。尽管这两种说法都不妥，但是，“黄金世纪”的说法要贴切得多：根据不可多得的资料，过渡时期的非洲见证了繁荣强盛的社会，被卷入了洲际交流的浪潮，人口和商品在大陆之间得以流通，宗教观念也互为传播。那时的非洲还目睹了城市的发展，非洲亲王建造了宫殿，外国商人在那里定居，奢侈品和奴隶在那里交易，清真寺和教堂拔地而起。那时的非洲还积极开发资源，享誉全世界的黄金就是在那里被开采出来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昏暗的历史说成灿烂的传奇。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过渡时期的非洲在当时成了璀璨文明的中心？后来，又为什么黯淡到让后人觉得探索非洲是白费力气的地步？这段历史为什么会被遗忘呢？首先是因为缺少来自非洲外部的研究资料。读了这部作品，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欧洲文字资料少得可怜，相比于阿拉伯人的资料来说，欧洲资料几乎不值得一提，而前者充其量也只有几百页而已——远不及古代非洲资料那么丰富。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非洲，我们将要讨论的是一个距地中海沿岸更远的非洲，而后再讨论它原来的轮廓。通常，长途跋涉的船队和驼队实现了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信息是随商人而流通的。但是，商人只关心交易的地点和自身的利益，对供货地点、交易方式、具体路线和接触的人员则闭口不谈。幸运的是，一些风风火火的旅行家，还有一些闭门造车、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地理学家，他们不时地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经历和发现。欧洲资料的记载始于15世纪末欧洲扩张的初期，资料侧重的是另一个非洲，也就是热带沿海地区的非洲，这里的非洲与欧洲、美洲共同构成了三角贸易的三个极。除极为特殊的情形之外，欧洲资料明显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造成了人们对非洲国家历史的漠视。

“黄金世纪”被遗忘的第二个原因是，在这段时期，很少有非洲国家通过写作和档案记录“从内部”证明自身的强大和繁荣。然而通过不同的语言和书写体系，古代许多非洲国家也整理出了一批文献资料，其中就有用布匿语、利比亚地区的柏柏尔语、吉兹语（le guèze）、古努比亚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的资料。现代非洲国家则按时间顺序编写了从17世纪（例如撒哈拉地区团体，尤其是廷巴克图，[1]或者斯瓦希里[2]海岸的团体）开始的历史。从19世纪开始，非洲普遍开始了写作。但是，我们所关注的这段时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特例以外，非洲国家并没有保持写作传统，也无法为历史学家提供什么原始资料。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动机或能力不足，而是因为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实际上，许多非洲国家有着另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信息同样由专人记录，但不是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口头的形式：我们姑且可以将之称为“口头传统”。一些传说故事历经数个世纪的传递，最终为我们耳熟能详，但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究竟经历了多少变化，而且，更进一步说，也无法确定其可靠性。即便我们获得了某次历史事件的文字记录，注疏工作也并非易事，比如马里帝国皇帝穆萨（Mûsâ）获得皇位的故事就是由他口述的，由开罗的阿拉伯掌玺大臣公署的秘书负责记录。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无法追溯久远过去的口头故事搁在另一边。

那么，究竟有没有能够让我们追本溯源的城市、宫殿、废墟和宗教建筑的实物呢？有，但是很少，而且都是些残垣断壁，相关研究的文献价值也不多。试想想，我们甚至不知道在14世纪中期，哪里才是处于鼎盛时期的马里帝国的首都。是因为研究得不充分吗？可能是，但必须要补充一句：如果这些遗址消失了，被沙丘、红树丛或稀树草原湮没了，如果勘探时偶然发现的遗址没有被真正地保存，那么不光是文字资料不充分，就连记忆也会随之中断。一座遗址、一处遗迹要在时间的长河中保存下来，需要长期或不断地投入，也就是说，要由继承这份文化遗产的人整理、修缮，甚至是占有。记忆是记录历史的条件，而不是对历史的否定，更不是对历史的颠覆。然而，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建立起王国和城市的地区都缺少记忆的延续。定居的外国商人离开了，与他们合作的非洲商人离开了，精英甚至还有当地居民也离开了。如今，即便还有一群人愿意站出来，证明自己对某个长期以来无人问津的地方还留有记忆，他们也只是为了把遗址的废墟作为迁移的起点和故事的起点，很少有人是为了接受这份城市遗产。所以说，黄金世纪并不昏暗，它只是被遗忘罢了。

遗忘限制了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因而也限制了历史的书写。那些被遗忘的世纪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清晰但有待考证的线索。这些线索甚至都不是同一张拼图散乱的碎片，因为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这些碎片属于哪一块拼图。石头上几乎被磨平的碑文、几枚钱币、业余考古队或地下考古队发掘的文物、残缺的遗迹、外国作者的只言片语，这些就是某个历史阶段或某个几乎无迹可寻的历史背景仅有的遗物。除“发掘的文物”和找不到源头的线索外，历史学家常常“一无所有”，只能从中得出片面的认识。我们尽力了：这本书之所以以排列碎片的方式呈现，并从侧面揭示碎片的内容，是因为相较于宏大的叙事性壁画，人们更偏爱彩绘大玻璃。壁画会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在进行庄严的言说，然而这样一场关于中世纪非洲的言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不论是哪方面的相关资料都出奇的沉默，例如“经济的”或社会组织的形式、权力关系、家庭、村庄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而彩绘大玻璃有自身的优势：通过碎片的挑选，我们拼接出了一段历史。对于这段历史的某些面，我们掌握了充足的资料，如皇权、城市和贸易商品。通过选择性的排列，我们能对不同的区域和时期进行比较。通过碎片的收集，我们可以化挫折为动力，继而发掘并重新理解这段残缺的历史。

资料的稀缺让我们不得不把每条线索视作一份文献。毫无疑问，这是非洲史学家的职业特征之一。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老生常谈。但是，真是这样吗？研究过去的文字线索的史学家如果想了解其中的内容，就需要把档案变成资料，然后才能知道答案。对于文字，我们就习惯这么做，但是对于其他线索，我们也细心地这样做了吗？当文字资料不再是重现历史的主要依据时，其他线索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我们恰恰就属于这一种情况。对于非文字线索，是否有相应的语文学家呢？有时，井然有序的发掘过程和详尽的考古报告通过资料的编辑，描述了物质遗存和发掘的方法，成功地将遗址记录成了文献。在考古行动中，这份成果尤为珍贵，因为发掘本身会破坏考古的现场，许多观察到的情况只能通过资料来呈现。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要么没有系统的方法，要么没有考古报告——有时甚至一个也没有。文物偶尔获得了与文献同等的地位，不会在被研究之前就消失，但是，对于文物的出土环境，我们又有多少次是全然了解的呢？确实，以整理文献为目的的研究，并不总是万事俱备。从这点看，实地考察与理论研究也不一定能够有机地结合，原因是很多的，有时是大量考古队进入部分地区后实际情况的限制，有时是资金的不足，有时是部分地区的政治风险。多亏了伟大先驱西奥多·莫诺（Théodore Monod）的辛勤工作，一处岬角才得以留存下来：我们才会看到，在撒哈拉最贫瘠的西部展开工作时，西奥多发现了唯一的一座遗址，不过他只有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座遗址面积并不大，但意义非同凡响。西奥多本该整理出一份相关文献，但考虑到考察团的情况，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他在现场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档案，递交了一份不尽完善却无与伦比的文献资料。

这种务实的典范不多。一般来说，我们应更加注重考古发现的情况，这么做不是为了说明最近两个世纪非洲学研究的历史，也不是为了了解遗址或文物得以留存的途径或者是考古环境的情况。有关这一点，我们也许会感到很惊讶，从本书标题中的马蓬古布韦（Mapungubwe）金犀牛说起，那么多非洲出土的“宝藏”通常就是故事的开始。但换个角度来说，哪里缺少考古文献，哪里就有宝藏，而考古文献应与考古发现是对应的。仓促的采集活动以及随意的或选择性的发掘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宝藏”。对于史学家来说，这些“宝藏”也许是意外的收获，但一定意味着破坏的过程。所有可能被记录下来的文献资料、遗址的资料，甚至是地区的资料或历史阶段的资料都会不复存在，只有“宝藏”才能残留，成为唯一的遗物。我们必须记住，所有围绕类似的线索展开的历史猜想都是基于这一现象。研究的滞后、殖民时期的恶习和这片大陆上依旧薄弱的遗产意识，使这一点在非洲尤为明显。

我们的新发现使被遗忘的世纪获得了新的历史价值。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能称其为中世纪。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一定要把这种说法“引到”非洲吗？这不就是硬要与欧洲的中世纪进行比较吗？对此，我们还有其他证据能证明这种说法的合理性。首要的证据就是我们划分的时间节点，也就是8世纪至15世纪这个时间段。这些证据不是出于一种毫无根据的选择。根据文献记载，黄金世纪的非洲，也就是中世纪的非洲，实行着某种政体。但政体相关的国家内部文字资料一片空白，国家外部文字资料众说纷纭，实物资料模棱两可。总的来说，这些过去的证据有时很特别，有时自相矛盾，因此我们只能采用不同的叙述方法，时而鞭辟入里，时而蜻蜓点水。这样的叙述方式不仅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有时还能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既然文献记载的中世纪政体既不是古代非洲政体，也不是现代非洲政体，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这种政体具有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可以证明这段时期在非洲历史中与众不同。

然而，我们之所以称其为“非洲中世纪”，并不是因为这个时间段与欧洲中世纪重合了，这可能只是个巧合；也不是因为文献特征，这是历史学家关心的问题；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发生了一些影响旧世界格局的历史事件。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部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点。这些地点可以连成一个巨大的月牙。这个“月牙”西起撒哈拉沙漠和萨赫勒[3]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东邻红海，中连尼日尔河和尼罗河中间河谷的盆地；北起非洲之角的高原，中接亚丁湾的非洲海岸，南抵非洲南半球的东部边界和马达加斯加。我们不必刻意强调这片横跨东西两个半球的区域是多么广阔、多么异彩纷呈，自然环境如何多变以及文化反差多么强烈。中世纪时期，这些地理环境和人口组成都不尽相同的地区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活动有关，更确切地说，是像市郊一样积极地参与其中。伊斯兰世界即自7世纪起新的宗教政权——伊斯兰教在不断征战后建立起来的文化世界。这个世界统一于由单一政权统治的帝国，但从9世纪起，政权逐渐分散；渐渐地，穆斯林占了大多数，但很少专权；阿拉伯人和说其他语言的人住在一起，这一情景随处可见，有时做出让步的还是阿拉伯人；但一系列制度、习俗和法律规定，商人和朝圣者的流通，共同文化和审美参照的传播，都使这个世界凝聚在一起。从波斯帝国时代起，从印度世界的边境到地中海盆地，几千年来地处贸易轴线两极的东方和西方，第一次融于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之中，而灌溉它的正是一个庞大的交流系统。

从前，埃及和北非都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后来渐渐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融入伊斯兰世界这个“中心帝国”。统治伊斯兰世界的政权向南扩张征服范围，最后，在沙漠和绿洲那儿，他们停了下来，不再让圣战向前延伸。在这条重新划分的边界之外，拉开了一条萨赫勒边界的商业战线。伊斯兰世界发现了撒哈拉南部的非洲，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伊斯兰化的波斯和东非海岸之间也是如此。印度洋就像撒哈拉沙漠，岛屿就像绿洲。沙漠商队骑在驼背上，水手投身于一场危机重重的航行，驶向新的海岸，希望找到新的财富。

非洲的各条“支线”形成速度不同，密度也不同。如果说伊斯兰世界差不多是同时进入萨赫勒的长“岸”——沙漠的南部以及从索马里至坦桑尼亚这片地区的北部的话，那么进入萨赫勒以南的地区或内陆地区的时间则稍晚一些。透过原始资料，我们看到一些转瞬即逝的画面，看到了一个向外拓展的地理环境、不断增加并向外推移的交点、在交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国家以及另一些重新加入日益成熟的地方系统的国家。对于巴格达或开罗的居民来说，地理学家笔下的这座臣服于国王权威的商业城市已经充满了异国情调，但在更远的地方，还生活着其他非洲民族，我们只能勉强猜出他们的名字；再远一点的地方，还有贩卖奴隶和出产黄金的国家。这些地方有过辉煌的历史，人们却从未到过那儿。对此，我们只能了解到一些模糊的概况。而更遥远的国家连文字资料都没有，我们只有通过考古才能了解到它们可能加入了地方系统。斗转星移间，长达八个世纪的非洲中世纪缓缓地延续着。

中世纪时期，不是只有月牙地区的非洲国家才有历史，这一点无须赘述。这些非洲国家并不是想通过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来创造令人瞩目的文明。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使月牙地区的文明比其他实行中央集权的地区更加丰富多彩。关于后者，我们只能掌握一些中世纪记录者眼中的确切信息。月牙地区的历史之所以生动，不是因为这里的国家被写进了历史（这些国家一直都处于历史的进程中），而是因为它们被写进了文献资料，而我们的资料对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只字未提。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我们必须承认，在非洲中世纪，有一个交流活动飞速发展的阶段。要理解这一阶段，就必须换个角度思考。这些国家之所以被写进文献资料，是因为它们突然之间就与先前互相不了解的世界建立起联系，希望进行深入的改革。这些国家加入了庞大的“全球”体系，但不是被动的合伙人，而是积极的合伙人：思考着如何在商业贸易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收益，能够协商贸易条件，接受社会变革，尤其是宗教变革，并掌控变革的影响，进而转变自己的身份，让自己成为这个整体的合伙人。在这些消失的城市中，回荡着各种语言的呢喃细语、街上母骡和单峰驼的脚步声、人们卸下驮鞍时牲口的嘶鸣、庭院里或清真寺前文明的商谈以及四处散播的私生活秘密。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城市更能让人同时体会到命运前的抗争与无助。这些被遗忘的世纪与重现的世纪，像黄金反射的光芒一样闪耀夺目，却又转瞬即逝。

这部作品大体上以时间为线索，有时也会以地点或主题为线索，带领读者从大陆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故事开头引用的文献可能是中世纪非洲史的“经典”文献；也可能是相对陌生的文献。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文献都能提供一个新视角。这也许是因为一部刚刚出版的校勘本、一篇推迟了很久才出版的考古专题论文，或者是一次针对文物出土情况或遗址发掘情况的再调查，为考古现场提供了一条新线索，而考古现场的相关文献形成了有力的证据。不管文献为人所知还是不为人所知，只要变换一下研究方法，接触一些不常见的文献或是遥远地区的相关文献，调整一个视角或提出一种假设，或者更简单地说，回顾一份文件的内容，读者就可能受到启发。

这部作品省略了页脚的注释，但是读者可以参考每章最后的概述。首先，这些概述是为了整合参考文献和直接或间接引用的评论，其次是为了体现对文字资料或考古资料、文献内容的相关评论以及实地环境和实地研究历史的相关分析所做出的选择。一部瑕瑜互见的作品通常在综述方面更加见长，而不是对资料的关注。参考文献主要反映的是文献本身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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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廷巴克图（Tombouctou），英语中拼作Timbuktu，马里北部城市，跨撒哈拉贸易途中黄金与盐的主要贸易中心。——译者注

[2]斯瓦希里（Swahili），东非海岸与岛上伊斯兰化民族的统称。——译者注

[3]萨赫勒（Sahel），北非半干旱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形成了沙漠南部的过渡带。跨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与布基纳法索等国境，覆盖苏丹北部地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