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作为语素化发生主体的传承语素
汉语词汇系统在中古发生了重大转变，传承语素作为承上启下的活跃成分在语素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古以后汉语词汇的发展有三个途径：一是上古汉语的词语传承；二是新造词；三是外来词，包括东汉以后随着佛教传入而输入的佛教词语，以及近代来自西洋、日本的词语等。但综观整个词汇发展的历史，上古词语的传承始终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主体，一直作为词汇发展大潮中的主流在持续流淌，并因此形成了汉语词汇系统古今融合、无法分割的现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主体没变又如何来适应语言的重大转变呢？我们以为，正是语素化的发生适应了语言变化的现实，而传承语素作为语素化发生的主体，贡献尤为显著。语素化构词，帮助汉语词汇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也确立了语素化本身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古以后的书面语系统，其主流形态始终是模仿上古文献而形成的文言文系统，这就使中古以后的每一个时代，上古汉语传承词的语素化，既具有历史的基础，又有着现实的条件。文言文是模仿上古汉语形成的一个独特的书面语系统，由于这个书面语系统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主要的书面语言和书写体系，所以它一脉相承，延续不断，至今人们若写文言文，还是要模仿先秦。但现实语言生活从中古开始毕竟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语言现象出现了：白话文系统与文言文系统并存。一方面，白话文系统中的语素化在充满生机地推进、发展，而另一方面，长期位于主流形态的书面语系统中的上古单音词却始终保持不变的身份，两个系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互相影响。两套系统的并存使得中古以后的语素化过程既能和历史紧密相连，又具有现实的语言根据和基础。这种变与不变的统一，就形成了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再到近代汉语、现代汉语既一脉相传又各具特色的丰富多彩的局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语素化的普遍发生时段我们定在中古，但作为一个具体的词，何时启动它的语素化进程，却有着各自不同的情况：或由于现实语言的变化，或由于记录事物的需要，或由于某部作品的流传，或由于某个名人的使用，都可能使某个词突然开始流行，并进入语素化过程，这是词汇发展的正常现象，所以我们不可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来简单划定。因为任何词汇的演进都是渐变的，总体发生的过程与个体启动的时间不可能完全重合，我们在研究中也只能是总体把握其发展进程。毕竟，语素化的进程非常漫长，融入语素化进程的每个语素都曾经是独立、完整的个体，因此不可能出现齐步走的现象，有些可能发生在东汉末，有些可能发生在元明清，有些甚至到近代才开始汇入语素化大潮。而上古汉语的词之所以可以在五四运动前的任何时代根据语言发展的需要随时转换为语素，就是因为有一个传承久远的文言文系统一直在保持和延伸，从而使得这个进程的启动，在任何时候都有它的合理性。即使进入现代汉语，文言文不再作为交际工具使用，仍然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再次激活上古汉语中的某一个词，让它转换成语素。因为中国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延续性，先秦经典一直在通过种种渠道代代传播，那些生活在当代的文化人，对先秦作品依然非常熟悉，随时都可以从死的语言中，挖掘出活的要素，如先秦汉语中常见的叠音词语和“～然”类词语在鲁迅小说中就大量使用。鲁迅曾说过，文学语言也可以“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11]。这种传承，使得汉语词汇既有厚重的历史支撑，规范与影响着现代口语，同时又充满了鲜活的创造力。
传承语素是构成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基干，具有基因性质，起着关键性作用，从本质上体现了汉语词汇的动态发展。在语素化过程中，两个语素（语素甲和语素乙）结合后意义往往会发生某些变化，这种变化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1）等于甲；（2）等于乙；（3）既不等于甲，也不等于乙，结合后产生了一个丙。要了解这些变化，只有了解语素化的历史进程，并且把上古词语的含义与语素化之后作为语素使用的语义进行比较，才能透彻地认识现代汉语词汇的构造及其词汇意义，了解它的特点和规律。
[1]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页。
[3]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4]程湘清：《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7、105、182页。
[5]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9页。
[6]王力：《古代汉语》（修订本）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
[7]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8]程湘清：《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7—178、182页。
[9]程湘清：《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9、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