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南宋亡国后，大批南宋宫室、朝官、太学生等被元军押解北上，元廷希望他们与元人合作，对那些拒绝合作者或流放或软禁，使之长期滞留于北方，成为宋亡之际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宋亡后被元朝押解北上的宋人，有以宫人王清惠、琴师汪元量为代表的宫室群体，以家铉翁为代表的祈请使群体，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崖山群体，以谢枋得为代表的拒绝元朝征聘群体等。这些人有的长期流寓北方，有的终得南归，有的客死异乡，有的以身殉节，以特殊的人生遭际书写了宋亡之际的历史，是元初流寓群体的典型代表。作为被流放贬逐之人，他们又可以划入“流人”的范畴，故被称为“亡宋北解流人”。

流人源出于流刑，多为蒙冤受屈，备受政治迫害与刑罚之人。南宋亡国之际，无论是被元人押解北上、流落北方的流人，还是遁迹山林、拒不仕元的遗民，他们都怀着沉痛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创作了大量感人肺腑的诗词佳作。这些处于丧乱亡国之境写就的动人篇章，成为南宋文学最为绚烂的句点。明、清的一些学者都注意到宋末文学突起、兴盛的这一特点。明胡应麟说：“当元并海内日，或上书，或伏剑，或浮海，或自沉，其不平之鸣，往往泄于翰墨，所传诸古选歌行近体，大半学杜，时逼近之。以诗道否于宋世，而国亡之日，乃有才志若诸子，亦一时之异也。”^[1]指出宋末作家身遭丧乱，贞节守志，不平则鸣，文学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清初钱谦益云：“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胜。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冱寒，风高气憟，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2]指出南宋亡国激发了作家的才情，促使文风巨变。黄宗羲亦云：“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逮夫厄运厄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故文章盛，莫盛于亡宋之日。”^[3]指出丧乱厄运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作家将一腔悲愤倾注于翰墨，使得文学突盛，文风为之一振，而南宋亡国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尤大。

宋亡之际，文学突盛。不同于隐居遁世的南宋遗民，作为被元人押解到北方的流人，他们在宋亡之际所感受的亡国之痛更为强烈。而他们为宋代文学所吟唱的悲切而高亢的最后一个音符，既是宋代文学的有力结点，又是元初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虽有明清学者指出宋亡文学突盛的特点，却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研究也尚欠深入。有鉴于此，笔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宋末元初这一特殊的群体，以此观照改朝换代之际反映在文学领域的众生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