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人格的痛苦抉择：亡宋作家的人生历程（代序）

宋末元初是中国知识阶层最纠结最挣扎的历史时期。在理学200多年的长期浸润下所建立起来的以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为核心的理想信仰和道德人格——崇尚礼义道德、追求操守气节、强调历史使命、讲求社会责任、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一批以文天祥、家铉翁为代表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他们面对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局面，面对南宋政权的腐朽、倾覆和元朝在全国建立的异族强权这一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在痛苦挣扎中做出了最卓绝的人生选择，他们表现出的浩然正气、铮铮风骨，成为中华民族最富有理想价值的思想信仰和道德人格的核心内容。这一坚守理学精神、道德人格，处于痛苦现实的激烈冲突中的知识群体的文学创作，正是这一特殊心理历程的真实表现，成为宋代文学史上最为绚丽最为感人的一页。

“亡宋作家”是宋元鼎革之际的一个复杂的文学创作群体。这些深受“华夷之辨”和理学思想影响的“亡宋作家”，在尖锐的政权和族群对立的双重矛盾中，在这种改朝换代的社会巨变中，他们的思想信仰和道德人格都受到了激烈冲击，他们的心理历程也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痛苦挣扎，是坚守志节忠于故国，还是降服异族改仕新朝，或是隐遁江湖置身世外，这无疑是一个极其痛苦而又必须面对的人生抉择。而那些被推到历史前排的“亡宋作家”，其人生抉择体现了其人生品格，是我们认识这些作家的思想、人性和文学创作的复杂性最鲜活的历史标本。“北解流人作家群体”就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被推到历史前排的特定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亡宋作家”中最具典型意义。但在前人诸多研究宋元之际的作家和文学的论著中，对“北解流人作家群体”的构成及其特殊经历、生存环境、人格特征、心理历程、文学创作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仍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对他们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接受与价值更缺乏深入考察。闫雪莹博士的《亡宋北解流人作家群体研究》足以弥补这一前人研究的不足。这部著作以先后被元军押解北上元廷的宋朝“官人”并被长期流放在北方的“流人”群体及其文学创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以相关的历史和文献的考察为基础，以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和作品的个案为考察研究的切入点，通过个案与群体、实证与阐释、文史互证、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借鉴传播与接受理论的研究方式，充分揭示了这一文学群体的人生轨迹和文学活动。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对立政权的流放对象，他们或以群体组织或以个体形式的“流人”大量存在。当局对流人表现的否定态度、远在异域的悲惨遭遇加之与往昔生活环境的断隔，无不激起这些被流放者愤懑不平的情感，使他们激发出了超乎寻常的创作激情，具有迥异于平常生活的创作灵感，将之行诸笔端，很多成为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流”引发了“变”，流人的创作也因为环境的改变、思想的变化、境遇的不同、人生感悟的不同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这也使流人文学具有了独特的悲剧色彩和情感魅力。可以说，宋代使中国封建文化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在政治上其自建国起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武力威胁，受尽屈辱。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使帝王、宫妃、官人及数以十万计的百姓被羁押于北方的金国，备尝奴役之苦。南宋末年的临安之变使宫室、朝官等三千余人被押解元朝上都、大都，饱尝亡国之痛，成为亡国流人。《亡宋北解流人作家群体研究》就是以元朝的伯颜率军南征兵进临安灭亡南宋后，元人押解宋人北上为切入点，探讨不同批次被元军押解北上的宋人文学创作的相关问题。作者将北上宋人按照时间顺序及群体类型分为四批，也是四类，即祈请使群体、宫室群体、崖山群体和拒聘群体，抓住每一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既分析群体的人物构成、创作情况，又挖掘具体作家的基本信息、创作心态等问题。将作家重置于变化中的创作环境中加以客观剖析，勾勒出生动而丰富的时空画面与历史格局，将芜杂的文献史料条分缕析，并从时间轴线上明晰了这些群体中的士人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

“北解流人”角度的选取是该著的最大特点。任何一位作家都是多元存在的。亡宋北解流人作家很多也是南宋遗民作家。“流人”与“遗民”是互相交叉的概念，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天祥、谢枋得、汪元量、家铉翁等作家既有着遗民与流人的双重身份，但是他们又不是一般的遗民，因为这些作家创作精品时或是在被押解途中，或是在流寓之所，或是在监禁狱中，或是在流徙途中，或是在圈禁之地，总之不是在熟悉的江南故国。国家灭亡，使流人作家与江南故国完全断隔，他们在精神上无处安栖，灵魂久久栖息于梦中的家园。从身份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些被羁押北方的流人大别于遗民。我们以往多以精神、气节为遗民命名，但从流人角度探讨这批遗民作家，则增加了理解的维度与分析的广度，以“流”为着眼点的研究，使研究对象表现出更加复杂的思想情感、人性特征和无比纠结的心理历程。研究者正是抓住了研究对象的这些丰富的人物特征而增加了研究深度，突破了学界以往多从“遗民”角度宽泛地考察宋末文学的局限。

作为南宋末年以忠义精神传诸史册的作家，如文天祥、谢枋得、家铉翁等，前人往往多专注于研究其作品本身，而对后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挖掘不多，未能从思想传承及文化传播方面深加考述。《亡宋北解流人作家群体研究》的另一特点是从后世接受的视角给予进一步的审视，考述了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对重要亡宋北解流人文学创作的富有个性的分析解读和情感认同，深刻揭示了作家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影响力，丰富了对这些作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认识，更有助于我们重新构建文学观念史和文学接受史。如剖析宋度宗昭仪王清惠《满江红》词的传播与争议，从共时性出发探讨文天祥对王清惠“从圆缺”立场的驳斥，又以历时性为脉络捋清元明清后世对王清惠忠节观的认识，揭示出人们对王清惠是否有失志节的争议及随着年代迁延而被逐渐淡化，逐渐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

宋末文学文献、历史文献等记载庞杂，歧异纷繁，加之某些细节失于隐微，梳理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亡宋北解流人作家群体研究》从史料的爬梳出发，精心措意于资料的相互参验，大凡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家传记资料以及文学作品，多能搜罗排列，辨析厘正，努力探寻历史事实及文学面貌的客观与真实。正因为这种认真严谨的问学态度，闫雪莹博士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并解决了某些具有歧义或被历史隐没的问题。该著对亡宋北解流人的分类，对文天祥批评王昭仪词问题的探察，对家铉翁家世、生平及其著述的考证，深入细致，显示出严密的逻辑思维，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对谢枋得江东策问文、家铉翁诗文的辑佚，指出学者在汪元量研究中的失误等，都显示了细密的功夫和对问题的识见力。

历来研究宋末文学者，大都以“忠义”气节、爱国情怀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宋史？忠义传序》云：“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斑斑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死节、死事，宜有别矣：若敌王所忾，勇往无前，或衔命出疆，或授职守土，或寓官闲居，感激赴义，虽所处不同，论其捐躯徇节，之死靡二，则皆为忠义之上者也；若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审义自裁，斯为次矣；若苍黄遇难，殒命乱兵，虽疑伤勇，终异苟免，况于国破家亡，主辱臣死，功虽无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变沦胥，毁迹冥遁，能以贞厉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欤！至于布衣危言，婴鳞触讳，志在卫国，遑恤厥躬，及夫乡曲之英，方外之杰，贾勇蹈义，厥死惟钧。”认为死节、死事有别，将忠义人物按照事迹来定位等差。此外，《昭忠录》《忠义集》《宋季忠义录》《宋史翼》等诸书也多以表彰宋季“忠义”为主，所述忠义者有战死、赴水死、自焚死、绝食死、自缢死等多种，但入元仍能继续活下来者更占绝大多数，如何认识这些或死或生的“忠义”者及其文学作品中思想情感的复杂性？《亡宋北解流人作家群体研究》认为谢枋得殉国既源于自身忠义的秉性，更有来自外界的道德压力，当死节的意义与价值远远超出生存的意义，思想坚定、持身严苛的遗民毅然决然完成自我证明，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人格的纠结与实现，体现出一定的认识深度。对家铉翁之忠义的认识，作者认为是其能够坚守孤苦寂寥，在漫长岁月中经受磨砺，以此成就学术造诣和文学才能。这种不同个案不同分析的方法，找到共性中的不同，避免了看待问题的同质化。

闫雪莹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一直勤奋向学，善于独立思考，尤能思辨质疑，治学精益求精。在宋元文学与文献这一研究领域用功多年，甘于孤独寂寞，晨昏笔耕不辍，学术自有建树。本书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几年的潜心修改充实完成的，在宋元文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其影响自可期待。

曹书杰

2018年8月26日

于长春净月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