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阳修推扬“平淡”诗美

梅尧臣首倡平淡诗美，有功甚大；而欧阳修知之、推之，贡献尤巨。论者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如：

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之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44]

宋初诗文尚沿唐末五代之习，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偁欲变诗体，皆力有未逮。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其时曾巩、苏轼、苏辙、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其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其诗旨趣古淡，惟修深赏之。（四库馆臣《宛陵集提要》）^[45]

指出欧阳修对梅公知之最深，深赏梅诗之旨趣古淡，而梅尧臣也辅佐欧阳修变革诗体，二人乃志同道合，趣味相投。

一 欧公推赏梅诗之古淡、闲淡

欧阳修曾说：“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46]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说：“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世人咀嚼不入，惟欧公独爱玩之。”^[47]是知欧公与梅公有“知音”之交，欧公独赏梅诗之“古淡”“闲淡”，爱玩不已。

欧公《六一诗话》中有一段精彩议论，比较梅尧臣与苏舜钦诗之不同风格，其云：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辞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48]

欧公谓苏诗的“笔力豪隽”与梅诗的“深远闲淡”，二者各极其长，不能分别其优劣。然而他指出，苏诗之雄杰，苏诗之癫狂，有如“千里马”，一发不可收；又如满目“珠玑”，令人难以拣汰。而梅诗的“闲淡”，有如老来的美女，风韵犹存；梅诗的“古硬”，又如“食橄榄”，反复咀嚼，真味久在。他说“苏豪以气轹”，举世皆为“惊骇”，皆能赏识；而“梅穷独我知”，梅诗就好比“古货”难以出售。因为它不大符合时人的审美口味，一时还不能得到普遍的接受。欧公点明梅诗的“古淡”“平淡”是一种成熟的美，老境的美。在他看来，更为难识、难得。他在《再和圣俞见答》诗中说：

子言古淡有真味，太羹岂须调以虀。

怜我区区欲强学，跛鳖曾不离污泥。

问子初何得臻此，岂能直到无阶梯。

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惮入海求灵犀。

周旋二纪陪唱和，凡翼每并鸾皇栖。

有时争胜不量力，何异弱鲁攻强齐。^[49]

欧公将梅公的“古淡有真味”，比作“大羹”，不须调和，而自有真味美味。《礼记·乐记》云：“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郑玄注：“大羹，肉湆，不调以盐菜。”欧公自谦自己欲强学而不得，譬如跛鳖不曾离开污泥；又将梅诗比作“鸾皇”（鸾与凤），将己诗比作“凡翼”（普通的鸟）；又将梅诗比作“强齐”，将己诗比作“弱鲁”，赞美之词，流溢纸上。

由于欧公的极力推赏，梅诗遂风行天下。欧公在《梅圣俞墓志铭并序》中，精辟论述了梅公其诗之风格，得益于其君子人格：

而圣俞诗遂行天下。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坚。……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50]

欧公认为，梅诗的风格，并不是简单的“平淡”，而是丰富而有变化：“初喜为清丽、闲肆（悠闲自然）、平淡”“久则涵演深远”，是就其风格的变化及其给读者的感受而言；“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坚”，是就风格的辩证统一而言。梅诗在“清丽、闲肆、平淡”的主导风格中又包含着怪奇新巧的元素，而避免了风格的单一性。同时，其“清丽、闲肆、平淡”又非格力柔弱，而是气力弥满，老到坚实。简言之，平淡而含深远，平淡而出怪巧，平淡而有气力。这便是欧公对梅诗风格的解读。

欧公指出，梅诗平淡风格的形成是其“君子”人格的反映。其为人“仁厚乐易”，虽处穷而不忤逆于物，将自己的穷愁感愤骂讥笑谑发于诗，抒发的是他的人生态度，是心理的平和欢悦，而不是发泄怨怼的情绪，所以可称为“君子”。欧公所论，对于我们理解梅尧臣的君子人格，理解“平淡”诗美的实质极有助益。这也印证了本章的论点：处穷而能超然淡泊，才能成就“平淡”的诗歌风格。

欧公的极力推赏与王安石的“推仰尤至”，奠定了梅诗的崇高地位。陆游说：

先生当吾宋太平最盛时，官京洛，同时多伟人巨公，而欧阳公之文、蔡君谟之书与先生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师鲁，书如苏子美，诗如石曼卿辈，岂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万世公论也。……欧阳公平生常自以为不能望先生，推为“诗老”。王荆公自谓《虎图》诗不及先生《包鼎画虎》之作，又赋哭先生诗，推仰尤至。^[51]

陆游认为，宋初太平之时，欧阳修之文、蔡襄之书法与梅尧臣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至于尹洙（字师鲁）之文，苏舜钦（字子美）之书与石延年（字曼卿）之诗，不是不可以垂世，却比不得欧、蔡、梅三家，“此万世公论也”。又举出王安石对梅公的“推仰尤至”。宋末刘克庄亦称：“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52]当然，对梅诗的“平淡”，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朱熹《朱子语类》载：“或曰：‘圣俞长于诗。’曰：‘诗亦不得谓之好。’或曰：‘其诗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53]一向推崇平淡诗美的朱熹对梅诗不十分看好，认为他不是平淡，而是“枯槁”，与杜甫说陶诗“枯槁”略同。^[54]南宋初期颇有诗名的张嵲评曰：“圣俞以诗鸣，本朝欧阳公尤推尊之。余读之数过，不敢妄肆讥评。至反复味之，然后始判然于胸中。不疑圣俞诗长于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余。然其淡而少味，令人无一唱三叹之意。至于五言律诗，特精其句法步骤，真有大历诸公之风。”^[55]说明宋代大家虽然都推崇平淡之美，但对平淡的审美内涵的理解与具体评判，是有差别的。这也是诗歌接受过程中很正常的事。

二 改革文风以“平澹典要”取士

欧公既推赏梅诗之古淡、平淡，并进一步以此为诗歌鉴赏与评论的重要标准。如云：

世好竞辛咸，古味殊淡泊。否泰理有时，惟穷见其确。^[56]

辞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57]

又知物贵久，至宝见百炼。纷华暂时好，俯仰浮云散。淡泊味愈长，始终殊不变。^[58]

其为文章淳雅，尤长于诗，淡泊闲远，往往造人之不至。^[59]

欧公认为：世人竞好“味重”，而“古味”“淡泊”，其虽淡而醇厚；“纷华”的文辞只能暂时被人叫好，俯仰之间，便会如浮云散去，唯“淡泊味愈长，始终殊不变”，而且“淡泊闲远”的境界，往往是人难以达到的。可知，欧公是从诗歌发展史的开阔视域来观照诗歌的古味淡泊，实际上是在追求诗的本真，追求诗的高境，以反对晚唐五代以来险怪、绮丽、雕琢的诗风，其思路是借复古以革新。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路，欧公在权知贡举时，对科考取士作了重大的改革，以“平淡造理”为择取的标准。韩琦在《欧阳公墓志铭并序》中说：

嘉祐初，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大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纷纭，而文格终以复古者，公之力也。^[60]

欧公“取士”的择取标准是，黜去好“险怪之语”者，而“取其平澹造理者”，此项大胆革新举措，在开始时引发怨谤纷纭，后来逐渐被社会接受，对北宋文格诗风的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也说：

宋嘉祐二年，诏修取士法，务求平澹典要之文。文忠公知贡举，而先生为试官，于是得人之盛，若眉山苏氏、南丰曾氏、横渠张氏、河南程氏，皆出乎其间。不惟文章复乎古作，而道学之传，上承孔孟，然则谓为文忠公与先生之功非耶？^[61]

可见以“平澹典要”取士，不仅改革了文风，亦拔擢了一批真正的人才，如苏轼、曾巩、张载、程颐等，日后成为宋代文化之顶级人物。

三 借梅诗提出“穷而后工”的命题

梅公长欧公5岁，其59岁病亡。几年后欧公在“将告归”时“因求其稿”，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充分论述了梅诗的艺术感染力，并借此提出“穷而后工”的命题。

欧公在《书梅圣俞稿后》中，从论“乐”的巨大感染力量入手，进而论梅诗。他说：

八音五声……至乎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盖不可得而言也，乐之道深矣。……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62]

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63]，荀子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64]，欧公发挥了圣贤之意，认为“乐”有着可喜可悲或歌或泣的巨大感染作用。诗乃乐之苗裔。唐人之诗，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或得其“悲愁郁堙之气”……而梅诗亦得之于“乐”，读梅公之诗，感觉如春秋之风物英华，变态百出，使人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其入人之深，感人之至，完全达到“与乐同其苗裔”的审美效果与感染力。欧公的高度评价，以梅诗的审美接受为视角，反映出欧公的诗歌接受美学思想。

欧公又作《梅圣俞诗集序》，解答世人“诗人少达而多穷”之见，提出“穷而后工”的命题：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65]

在欧公看来，“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为什么呢？他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士之有才而不得施于世，“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能亲近自然山水，自能建立起较为纯粹的审美关系，往往能“探其奇怪”，写出独特的山水景致；其二，诗人内心郁积的忧思感愤，往往借助于比兴手法抒发怨刺情绪。此内情外景之融和，即能写出一般人难以体验、难以言说的东西，故愈穷则愈工，愈工则感人。梅尧臣的诗，正是抒发其“不得志者”，处穷而乐于诗而发之，故得其工也。欧公以梅诗为典例，提出“穷而后工”说，得到士人的广泛认同。特别是苏轼，继承与发扬了欧公这一观点，对其作了进一步的理解与阐发。如他在《题王晋卿诗后》中说：“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可谓深得欧公之精髓。“穷而后工”也成为苏轼重要的创作观念之一。^[66]

欧阳修对梅诗之古淡平淡之所以深美之、扬厉之：一在于其志同道合，他说：“宛陵梅圣俞善人君子也，与余共处穷约，每见余小有可喜事，欢然若在诸已。”^[67]二在于改革文风，如前所述。三在于他的贫寒出身与坎坷经历相关。欧公自谓“吾生本寒儒”^[68]。《宋史》本传载欧公“四岁而孤”“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入仕后因耿直敢言，“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69]。他说：“君子轻去就，随卷舒，富贵不可诱，故其气浩然；勇过乎贲育，毁誉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见于喜愠，能及是者，达人之节而大方之家乎？”^[70]足见其处穷而能恬然淡泊，风节自持。他强调“穷而后工”，但不喜那些遭贬之士，“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故戒人“慎勿作戚戚之文”^[71]。所以欧公之诗，清新秀丽，平淡有味；欧公之文，平易自然，纡徐委婉。苏洵称其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72]朱熹言其文“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却不是阘茸无意思”^[73]。欧公诗文的“平淡”“美丽”与“不可及处”，不独在字面，乃在其人生境界之淡泊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