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群主义社会平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

社群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兴起的。社群主义社会平等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

一 社群主义社会平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社群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与西方社会20世纪末期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亨利·达姆认为，“20世纪末，当人们发现政府控制与市场主导都不能解决好社会问题时，朝着社会和政治改革整合方向的社群主义各种思潮就出现了”^[1]。例如，当时在英国，“一场关于‘社会民主’理念何以才能克服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威权主义弊端的讨论，为反思政府与社会之间如何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以发扬社群精神提供了启示”^[2]。而在美国，“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理念在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缺陷遭到了来自社群主义的攻击”^[3]。一方面要克服威权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要弥补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之缺陷，社群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力图寻找一条社会改革的新路。

任何一种新思潮的产生都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找到原因。现在让我们的目光暂且退回到100年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市场理论的弊端逐步暴露：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经济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便由此而被引发。这场大危机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长期以来实行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它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实际上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在人们愿意在手头持有更多货币的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曾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与企业的消费和投资热情全面消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并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生活”^[4]。于是，英、美、加、澳等发达国家纷纷意识到，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但不能保障个体的平等权利，还易于滋生权力腐败和权利分配的不平等，克服市场的失灵须重视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性，福利国家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建立。此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以刺激需求的凯恩斯主义逐渐占据主流。早在1926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书，他在书中表达了放弃自由放任原则的思想。凯恩斯认为，借助于国家对货币流通和信贷的调节，才有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失业和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爆发以后，凯恩斯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就业、信息和货币通论》（1936），提出了系统的就业理论和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同传统的自由经营论彻底决裂，这场经济学领域里的变革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当时，罗斯福总统执行的“新政自由主义”便是凯恩斯经济学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以提高社会保障和救济的福利国家制度。^[5]

然而，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再次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经济领域表现出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率的“滞胀”现象，社会领域里由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突显，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与平等这对固有的矛盾走向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受到了质疑。实际上，这场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的必然现象。“具体地说，是由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但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机构膨胀、政府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等多种原因所致。”^[6]然而，原来反对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那些人把危机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政府开支过大，他们以“政府失灵”为理由企图重新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7]

西方社会的福利国家制度面临着四大严峻挑战。其一，与经济危机相伴而生，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引人关注。频繁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说明，西方自由主义社会里自由与平等这对固有矛盾开始走向尖锐化。人们面对着一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这是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共同面对的社会背景。其二，政府职能弱化和公共服务缺失引起公众不满，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危机加重。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陷于贫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人们越来越希望政府能在消极权利之外多满足人们的积极权利，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负起责任，而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却频繁暴露出政府腐败滋生、效率低下等弊端，这使社会不平等问题没能得到及时限制。此时，政治领域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实践中的需求是驱动思想进步和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西方一大批政治思想家纷纷为拯救国家制度危机献计献策，社群主义也身在其中。其三，后冷战时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受到置疑，许多国家试图寻求一条改良主义的中间道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人们丧失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念，而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也给人们带来了现代化的隐忧，社群主义持有均衡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立场，它提倡的“公益至上的政治学”恰逢其时。其四，个人主义泛滥导致的道德衰败使社会秩序与良善生活的方向渐行渐远。正是在西方福利国家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率先提出了社会正义理论和平等原则，为福利国家进行辩护。社群主义以传承亚里士多德时代美德伦理学为己任，提出的重建道德秩序的主张渐受欢迎，社群主义社会平等思想的产生有了现实基础。

二 社群主义社会平等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

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开启了一场关于平等主义的争论。例如，塞缪尔·谢弗勒所说：“自罗尔斯《正义论》出版后，关于分配正义最主要的理论之一就是平等主义的分配形式。伊丽莎白·安德森称其为‘运气均等主义’。”^[8]“运气均等主义产生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政治哲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产生的年代正处于美国等自由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的时期。这一时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断增长的私有化以及对市场的依赖成为显著特征。政治领域，支持分配平等主义的趋势在上升。”^[9]这种理论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即如果不平等是出于个人自愿选择造成的，则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不平等是由个人不能选择的环境所致，则是不正义的。

在这场关于平等主义的争论中，有右翼保守主义的，也有左翼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代表主要有诺齐克、哈耶克，他们持有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反对平等主义，认为平等削弱自由，平等与自由相对立。左翼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尼尔森，他与保守主义相反，认为只有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才会削弱自由，平等只有促进自由。他坚持的平等观点被称为激进的平等主义。作为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尼尔森既批判极端自由主义的诺齐克，也不同意温和自由主义的罗尔斯。他与罗尔斯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罗尔斯试图减少不平等，但还是允许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的存在，并把它视为正义的，而尼尔森则主张，这种不平等是完全不应该有的，也是不正义的。”^[10]在尼尔森看来，罗尔斯的平等与自由是相冲突的，他提出的正义第一原则与第二原则之间相互矛盾。科恩的观点与尼尔森相近，他的平等观点被称为“社会主义平等主义”^[11]。

在几十年前这场关于正义与平等问题的大讨论中，社群主义与罗尔斯新自由主义之间形成的对峙局面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政治哲学领域里这场争论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发生在功利主义者（杰瑞米·边沁和约翰·斯图沃特·密尔）与坚持权利取向的自由主义者（康德和罗尔斯等）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正义和平等是基于功利还是基于个人权利。第二种发生在坚持权利取向的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诸派别之间，这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之争。前者的主要代表是罗伯特·诺齐克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们认为政府要尊重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反对任何杀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后者的主要代表是罗尔斯和德沃金，他们拥护福利国家制度，认为政府应保障每一个人享有生活的权利，如教育、医疗、住房、保健等。第三种主要集中在激进自由主义和平等派自由主义共享的一种假设上，权利取向的自由主义坚持权利（正义）优先于善，而社群主义却认为善优先于权利（正义）。^[12]社群主义对罗尔斯平等主义的批评主要不在“平等物”（“什么的平等”）上，而是不满于罗尔斯论证正义与平等的方法和视角。社群主义对罗尔斯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及关于平等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两点：社会正义与平等理论的建构必须诉诸共同体；正义与平等问题必然与善（德性）相关。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在设计平等原则时的出发点是个人权利。他们认为正义与平等原则与德性和共同善无关，因为自由民主社会里存在一个价值多元论的事实，人们之间不可能达成一个统一的善观念。虽然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不能达成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但可以达成一个共同的正义原则，正义原则的设计完全可以不考虑价值观或“善”观念的问题，即正义可以优先于“善”。社群主义认为，恰恰相反，他们强调对平等问题的考虑始终离不开具体的社群，应以社群整体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促进社群美德和共同善的实现为目的，因此平等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平等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平等物的分配，而是要实现社会平等，罗尔斯自由主义坚持的个体至上和正义优先于善，与其维护和构建的正义与平等原则相矛盾，要想走出困境，必须诉诸共同体及共同体的善。

当人们谈及运气均等主义时，社群主义往往不被提及，但社群主义也是平等主义的，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社群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高度关注。桑德尔指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达到了自20年代以来最高的水平。社会不平等的迅速加剧就是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之间。这一时期，家庭收入的增长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日益明显”^[13]。其他社群主义者在著述中也表达了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高度关注和不满。在当代政治思想、哲学、伦理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当代社群主义领军人物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都从不同角度剖析了社会不平等产生的西方社会制度根源，并对现代化的弊病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了生于这个时代的我们共同面对的困境。其二，他们抨击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如阿米泰·依左尼指出，“在美国，产生持久的、令人无法接受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力量无比巨大且根深蒂固”^[14]。“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使社会关系趋于紧张，其中潜存着社会经济关系走向分裂的危险。”^[15]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消解了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破坏了国家整体的团结与和谐，带来了社会道德风气的衰败和信仰的缺失。另外，几位社群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也都从德性的角度对社会不平等进行了批判。其三，提出了社群主义视角下限制不平等及维护社会平等的建议。“社会应建立起一种广泛包容的利益均衡机制，使国家建立在稳定的社会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严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完善市场机制之外的奖惩制度。事实上，这样的社会类似于一种‘中产阶级’社会，大量经验证明，一个人越是接近‘中产阶级’地位，就越是接近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16]大量研究资料表明，社群主义是平等主义的，只是他们观察平等的视角与其他平等主义者有所不同，尤其是呈现出与新自由主义的鲜明对立。

综上所述，正是在西方社会陷入社会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制度面临挑战、罗尔斯等人极力寻求解救方案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社群主义由于不满罗尔斯平等主义的理论前提而向新自由主义发起了攻击。20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在与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脱颖而出，90年代，社群主义理论已从欧美向全世界传播并在各个领域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