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类如何走向美好？

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这多方面的变化彼此绾结在一起，相互影响，逐步形成一个危机与新生并存的复杂多变的局面，正如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吟唱：“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最为愚笨的时代；这是一个明媚的岁月，又是一个黑暗的岁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纪元，也是令人绝望的纪元；这是一个一切都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时代，也是一切都向我们封闭的时代。”^[1]这一复杂局面挑战着人类已有文明，考验和解构着人类已有的人文智慧，同时也带给人类走向新的文明高峰的机会，如何抓住这个机会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意义丰富而深远。

这个复杂而多变的时代对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呢？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图景，人类该如何主动地应对？作为具有意志自由和“类”的属性的人而言，我们必须积极而清明地认识世界的两个重大层面：一是客观世界的存在及其变化是真实无妄的，人作为世界中的一员，虽然具有不同于“物”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能力，但是必须承认甚至顺从客观世界之“真”，也只有这样，人才能在世界中生存，才不至于因自身的无知而陷入泥淖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由此人在世界中的挺立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养成必须以获得客观知识为保证，与外客观世界既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又应当直面世界之“真”；二是人作为有精神生命的存在和“类”的存在，自然情欲、主观任意性与基于“类”的伦理实体性，也面临着一个重新整合的重要契机。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无论人类历史呈现出怎样的具体样态，人类始终都致力于解决两大基本问题：“人应当如何生活？”和“我们如何在一起？”前者的追问主要源于人的意志自由或基于人的理性能力，后者的追问主要源于人的伦理实体性。就人所具有的提升、超越和创造的能力以及追求真善美的愿望而言，这两大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就是“人如何过好的生活？”以及“我们如何幸福地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自人类觉醒以来，就对这两大问题进行孜孜不倦地探求。

与其他的生命形式相比，人的生命始终处于未完备的生命状态，“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是由于人具有意识，因而成为这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人因为意识的支撑，不仅不会被动地服从世界，而且还能通过意识主动构建以“精神”为联结的“人类世界”，通过“类”的集体力量弥补个体生命的微弱和不足，“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荀子·王制》）面对人类自身拥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在新的时代挑战中，在希冀与痛苦并存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必须要追问和回答：如何面对我们的历史？如何构筑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命动力来自何处？我们的目的为何？我们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什么？面对这些只有人类才会觉知的追问，对追问本身予以回答的人类的生命动力源于人的两大精神因子：情感与理性。人类依托理性的认知能力能够获得对外在客观世界以及人自身的知识，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导，进而使人类更好地弥补自身生命的不足，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别异性把人从世界的自然同一中挺立出来，经由自由意志的反思性，个人成为个体；基于人的类本性，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和人的终极追求个体获得伦理普遍性。关于此，中西方文化皆有认同和表达：“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人类把伦理看作是永恒的正义，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神，在这些神面前，个人的忙忙碌碌不过是玩跷跷板的游戏罢了。”^[2]那么个体如何超越自身的个别性而获得伦理普遍性呢？这就是情感。情感的哲学本质就是基于人与人、人对物的感通而拥有的合同本性，特别是以真善美为内核和导向的人类情感能够使人拥有同情共感、克己度人的能力与意志，从而消融人的个别性，使“我”成为“我们”的存在，并且，在以真善美为导向的情感支撑下，“我们能够幸福地在一起”，即如西方宗教文明所追求的“与上帝同在”和中国文明例如儒家所追求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

由此，人类因何强大？因为理性！人类因何美好？情感！人类依托于对外在世界的改造中如何既能强大又走向美好？情理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