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代文明之痛：“理”的独大；“情”的文明迷失

现代社会所遭遇的文明忧患到底是什么？

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不再仅仅停留于原因的探寻，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学术的角度为这一问题的化解努力建构一种指向未来的文化设计，为现代人的精神迷茫提供一束价值之灯，以期为现代社会的前进之路减少一些曲折和痛苦。

随着近现代社会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理性独大的局面迅速蔓延全世界，中国近代被迫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基于救亡图存，“学习西方”的社会浪潮迅速席卷中国大地，随之西方理性主义价值观也渗透到中国近现代文化中，于是两大不同的文明传统共同遭遇到理性独大（以技术理性、经济理性为主要形态的工具理性在现代文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引发的精神文明危机。理性的根本哲学属性是别异性，人类利用理性对象性认识的能力把个体从与世界的原始同一中挺立出来，并经由实践活动，人类为自身创造了强大的属人世界。而且，现代人在以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为具体形态的工具理性的支撑下，改造世界的能力愈发强大，甚至具有上帝之手的神奇力量，并由此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工具理性的独大局面使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人对物的改造中，而是渗透到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中，其带来的最深刻的伦理忧患就是：个体对自由的追求脱离“伦”的支撑而成为抽象的自由，现代人最终沦落为与人之精神诉求渐行渐远的“流浪者”与“观光客”；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和工业生产的双重裹挟中，个人的物质欲望被无限刺激，其极端结果就是以人失去主体性为代价的人与物的合一，即人也被纳入到物的价值序列中，成为利益交换的媒介物，即人被物质化、工具化，同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坠落为人对自然的掠夺和占有。特别是个体对抽象自由的追求和对物的占有，使现代人的道德价值观在工具理性的支撑下直接走向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现代人的主体性自由，但是其“从原子出发”的道德思维方式本身又潜藏着巨大的伦理风险和文明忧患：即对“伦理精神”的解构。

“伦理精神”是人之追求“生命同一性”的文化表达。西方宗教型文化以上帝为最高伦理实体，西方人对“一”的追求、终极伦理目标便是“与上帝同在”，然而由于西方文化主要依托理性主义，以“理性”为主导的文化最大的文明风险就是建构与解构同生共存，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走向巅峰的文明后果就是，“理性”本身遭遇到批判甚至否认，由此，尼采从生命意志出发宣布“上帝死了”，西方人陷入无伦理依托的漂泊之境。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关于“伦”的文化设计。儒家道德哲学在建立之初便基于中国血缘文化传统和中国由家及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建构了“人伦本于天伦”的伦理秩序。“伦”是中国人的“上帝”：从现实层面看，个体由生到死无不在对“伦”的承诺和维系中履行自身使命，“伦”是人作为精神生命存在的现实表达；从超越意义看，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对无限和意义的追求在于自身伦理实体性的实现，正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伦”对于中国人具有终极意义。而“伦”的实现，有赖于发挥精神基于伦理普遍性的同一性力量。在以知、情、意为主的精神结构中，最具有同一性品质的精神因子便是“情”。儒家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道德哲学形态不仅从理论上自觉地适应了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精神诉求，而且也为现代遭遇的文明难题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文明资源。

至此，现代人要从“流浪者”“观光客”的精神漂泊中寻求到赖以“委心”的港湾，就需要从现代理性主义文明的失败中寻求新的精神形态：重新发挥“情”的文明功能，使现代人依托理性获得强大力量的同时，也能在新的世界中寻求到超越世俗世界之上的至情至性！

[1] [英]狄更斯：《双城记》，高奋、陈姝波、张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5页。

[3] 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4] 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5] 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6] 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7] 成中英：《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8] 成中英：《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9] 成中英：《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