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承启关系中的民俗

作为一个现代学术学科的民俗学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一次革命，或者说学科的范式转换。其核心就是从“文本中心论”的（民间）文学路径转向“承启关系中心论”（包括由此发展出的“表演中心论”）的路径，吸收了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等理论概念与方法。在这场范式转换中，将民俗界定为“交际”“事件”，这标志着一代学者的新观念和新方向，也奠定了美国民俗学至今还在延续着的研究模式。代表这场学科革命的年轻学者之一，并提出“民俗是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的就是丹·本-阿默思。

本编中的四篇文章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由此，系统地体现了本-阿默思在研究和发展民俗的定义与承启关系概念过程中，如何追根溯源，借鉴多学科理论观点，为民俗学提出新的思考。从1967年的《在承启关系中探求民俗的定义》，到1977年的《民俗的承启关系：暗示与启示》，再到1993年的《承启关系中的“承启关系”》，本-阿默思以这“三部曲”展示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理论探索，更是民俗学在这几十年所经历的学科拓展和深入。尤其有意义的是，在2014年，本-阿默思以《民俗的定义：一篇个人叙事》回顾和反思了近半个世纪里有关思想的经历，通过个人叙事，展现了民俗学家之间互动的“亚民俗”实践，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学术定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的确，至少在美国民俗学界，对民俗的承启关系的关注已经是学科的基础，而每当提到这个理论观点，本-阿默思的这几篇文章是无法回避的。尽管现在“表演”成为更为流行的术语，但是，表演论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承启关系概念。正是本-阿默思将民俗学的承启关系从最初的狭隘的口头言语表演的“语境”或“场景”，通过借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术语，扩展到更大的社会和历史层面上的“文化承启关系”，有助于民俗学研究能从更高的视野对民俗在历史、社会和政治，以及多元文化中的运用与地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并找到更合逻辑的分析路径。这个路径不仅有助于民俗学走出“文本”的象牙塔，而且也成为后来发展起来的公共民俗的核心关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