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准备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及其治理具有复杂性和现实性，一方面既涉及政府、市场、村委（居委）、居民等行动主体，也指向了组织管理、空间改造、文化传承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内容；另一方面本研究力图把“村改居”社区置于两种城乡关系之中，即“宏观—社会”背景性的城乡关系与“微观—社区”场域性的城乡关系。因此，本著作主要以“城乡关系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但是也关涉国家与社会、社会转型等较为相关的理论体系。
（一）主体理论框架：城乡关系理论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话题和理论视角，也是各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关系。马克思[10]曾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城乡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视角和理论体系，既涉及产业关系中的工农关系、社会关系中的农民与居民之间的关系、社会政治关系中的行政组织等级及其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等。其理论演变过程存在“合—分—合”的三个阶段[11]、“冲突—融合论、社会结构转型论和一体化论”[12]等视角以及中国特色的“从原生性城乡二元结构、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到市场主导型城乡二元结构”[13]的发展轨迹等不同分析视角。
“冲突—融合”视角下的城乡关系，主要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对立既是文明时代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发挥着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权力不对等的历史动力[14]。当然，城乡关系失衡或城市与村庄的对立被看作为非公正的结果。不论是古典制度经济学[15]还是空想社会主义学派[16]都把城乡融合看作为社会和谐运作的一个基本条件。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 （Lewis Mumford）在其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表示，“城市与乡村，同等重要，不能截然分开，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一定要回答哪一个更重要的话，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17]中国学者费孝通、梁漱溟等都对城乡关系保持一致的看法，但是费孝通[18]更注重从“城市入手”融合与发展乡村，而以梁漱溟[19]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则主张从“乡村入手”来推动城乡互补。
社会结构转型视角包括经济二元结构论、地理二元结构论和社会二元结构论三种维度。经济二元结构论以刘易斯1954年发表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城乡关系的核心，力图用二元结构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工农关系。地理二元结构论以缪尔达尔在1957年的《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力图揭示城市区域和乡村区域在发展上的差异、竞争和互补关系。社会二元结构论主要建立在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成本—收益”比较和发展效益比较基础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和人的社会需求层面的变化，则不是其关注重点。这种社会二元结构不仅存在城乡之间和工农职业之间，也在城市内部复制出“同一城市内的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和城乡关系”[20]。
一体化论主张城乡的联合与一体化发展。强调城乡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一直是一条重要的线索。Tacoli（1998）等指出，“许多发展理论和实践关注城市或乡村问题而忽略两者之间的联系，为描述城乡关系，区别城市和乡村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将空间和部门上紧密联系的两者一分为二看待的做法是武断的”[21]。这一理论取向倡导加快城乡在空间布局规划、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保障、各项改革等方面的一体化。
城乡关系理论既涉及人口、商品与服务、部门关系等元素，也涉及破除二元结构难题、城市化程度与定位、主体性建构等议题。如同Bang[22]认为，“城乡关系的存在意味着有些地方被称为城市，有些地方被称为乡村；它们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决定它们的联系；但是，城市和乡村不是人类活动和兴趣之外的独立实体，城市和乡村的性质是由人定义的；因此，定义城乡关系主要在于明确它的主要特征”。本研究是在宏观与微观、背景与动力、现状与趋势等不同维度下，使用和理解城乡关系的。既要把城乡关系作为一种背景，也要看作一种要素流动甚至是一种发展思路，更要在“村改居”社区呈现城乡关系和要素组合，甚至可以把“村—居”本身塑造为城乡关系本身。就此，本著作是在四种关联性意义上使用“城乡关系”：一是把城乡关系看作宋村变迁与发展的结构性背景；二是把城乡关系看作宋村内部的问题根源；三是把城乡关系看作宋村内在各要素的兼容性存在；四是作为宋村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思路。
（二）借助分析的相关理论
1.社会转型理
西方社会学家借用“社会转型”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观。社会转型也被国内学者用来分析传统——现代的发展逻辑。例如郑杭生[23]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他在总结各种社会转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并对其内容进行了阐述。“社会转型度”可从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层级区分。而“社会转型势”可以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三级不同的转型地区。郑杭生通过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身份制和单位制；义利观和公平观；甄别机制与激励机制四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背景和宏大叙事的视角被看待，比如刘祖云[24]所强调的“社会转型”是整体性的，孙立平[25]强调的是“共产主义文明转型”具有的宏大的文明转型特征。
社会转型既是中国宏观的背景和结构，又是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力量。这种“转型”既带有过渡、发展、转向的渐进性，也带有从传统到现代、从闭塞到开放、从落后到文明等道德的“改造”意图和反滕尼斯的“哀愁”意味。具体到“村改居”社区，社会转型主要在“状态”“过程”和“转变”等意义下使用，是用来描述和分析农村社会到城市社区在特定空间和情景下，其组织、生活、交往、生产等方面所发生的转变与状态。
2.“国家与社会”理论
作为一种极具解释力的话语范式，“国家—社会”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使得在分析问题上特别有效。“国家与社会”理论在当代中国不但具有三种明显的研究范式，而且也形成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西方参照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二元分析[26]，在中国遭遇到了本土现实的不适应，“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理论取向，成为更契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常常以“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共治”或黄宗智的“第三领域”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强调对来自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进行局部改造，以摒弃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判断。
“社会中的国家”是米格戴尔等学者[27]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等学术主题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国家与社会相互嵌入、相互适应、相互合作、相互联盟关系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在社会中”指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那么，国家中心论者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共治”则直接指向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国家与社会共治”理论是指国家与社会、公与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公民参与可以加强国家力量，国家制度可以建立一个促进公民参与的环境，二者互为条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将国家嵌入社会或者让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国家与社会共治。而黄宗智在批评以哈贝马斯为首的西方学者的公民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的误读时，提出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28]来概括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客观地界定中国传统中延续下来的基层公共事务的治理方式，强调国家意志和民间社会力量的互动交叉。后来他又使用“集权的简约治理”[29]概念，从统治意志的实现和相对低廉的统治成本出发，来解释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双向互动理论取向的社区研究，强调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不仅是国家自上而下渗透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自下而上生长的过程，倾向于从一种国家自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相互结合的视角，来审视当前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并与此同时，揭示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不同于西方的重要差别所在。
国家与社会不仅是宏观性的分析视角与理论框架，在基层社区亦呈现为复杂、多元状态。具体到“村改居”社区，由于深受宏观的国家法规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影响，呈现了国家力量主导、市场资本介入与社会、村庄和村民及社区居民产生的竞争、冲突或联盟等关系。同时，通过不同情景下的街道、村委会、居委会、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和社区居民的互动，映射了“国家—社会”关系和力量强弱的不同。这也充分说明国家权力的大小强弱，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与之的互动”[30]。社区干部从整体性与合法性上，是作为社会的主体而出现，应呈现社会的属性，但是由于居委会行政化与社区工作职业化，社区干部有时候是以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出场。股份经济合作社管理人员来源于社区居民，既是社会的典型代表，也是市场利益的代表，但是因为与社区干部或社区居委会的“交叉”属性，使其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力量从城乡的自然关系到社区转制初期的冲突、转制中期的互构、转制后期的融合，实际上构成了宏观结构的微观基础，其在“国家与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都需要加以厘清和分析。
国家、市场、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结构领域，三者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衡，并具有各自独特的行动逻辑。社区层面的这三种力量的互动、合作和融合甚至冲突，构成了宏观结构的基层社会的微观基础。这就决定了对于“村改居”社区的研究离不开一种“国家—市场—社会”的内在规划。“村改居”社区转型过程不仅深受国家、市场和社会等主体行动及其合作治理的实践，其居住形态和社区空间，亦充斥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交织，塑造了不同甚至对立、矛盾的城乡关系表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