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探讨
从时间上看，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稍早于马克思。他在1842年年底到英国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学习经商的同时，就开始研究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亲自走访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和工人区，考察了英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参加了工人集会和宪章运动。同时他还阅读了以前所有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籍，细心地研究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各种官方文件。此外，他还系统地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
经过仔细的观察、探索与思考，恩格斯与马克思基本上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看法，即经济关系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1885年10月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其中他特别强调指出：“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48]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对经济重要地位认识上的同步性。同时，针对“经济关系”，恩格斯做出了如下具体的解释说明：“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49]这里恩格斯列举了几个方面的内容，是从技术层面来界定“经济关系”内容的。不过，正是从恩格斯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推断，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关系”是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的经济结构”相一致的。
1843年到1844年初，恩格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发表在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上。这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指出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政治、经济矛盾的根源。在私有制统治下，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后果又必然引起社会革命。恩格斯从私有制出发研究了价值、资本、利润、利息、地租、工资等重要经济范畴。马克思称赞这部著作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他仔细地阅读了全文，并摘录了要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引用这部著作中的一些科学论点。这部著作在推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844年9月—1845年3月，恩格斯写作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该书于1845年夏季在莱比锡问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引用恩格斯这部著作。该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做了材料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845年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布鲁塞尔到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旅行。在这次旅行期间，马克思亲自考察了英国的社会生活，熟悉了英国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8月底，返回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共同着手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1846年初夏，这部著作得以完成。这是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共同创作的第二部著作，第一部是《神圣家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社会经济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理，并对历史上相继更替的各种经济形态的特征作了简要分析。他们指出生产力与交换形式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使用的术语，这就是部落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奴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更替。资本主义是最后的社会对抗形式，在它的矛盾发展进程中已经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这次革命将由无产阶级来完成。
1857—1858年，马克思完成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手稿，并且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该书在柏林问世。为了向广大读者宣传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应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在1859年8月出版的英国《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详细的书评。在书评中，他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50]在这里恩格斯以自己独特的解释方式将经济与阶级联系在一起，并且强调了阶级关系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阶级与政治的关系来看，这种联系也是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展开说明。
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期间，恩格斯撰写了《反杜林论》，并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陆续发表于1877年1月3日至1878年7月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及其副刊上。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写道：“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51]在这里，恩格斯以鲜明的方式强调了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一致性，而且这种强调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了某种差异性。
晚年的恩格斯已经意识到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流行的“经济决定论”，将会对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带来的危害。马克思去世后，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明确说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52]尽管恩格斯在这里只是重申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是这种重申却使不能将经济因素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这一重要论点得以凸显出来，而且历史证明，这一凸显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它是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流行的“经济决定论”的严厉驳斥。在上面的论述中恩格斯还详细地介绍了哪些因素构成为上层建筑，这种介绍使人们对于上层建筑的外延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既然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必须认真审视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宗教等经济之外的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重申，实际上将重新梳理经济与其之外的因素，如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宗教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晚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做的导言中曾经对如何正确地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更为辩证的说明。首先，晚年恩格斯充分肯定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表明马克思“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53]。其次，晚年恩格斯指出极力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可能会带来的弊端。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54]在这里，恩格斯认为利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极力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也势必会带来对于经济之外各种因素以及种种变化的忽略，从而成为产生错误认识的根源。而且，恩格斯认为这种错误在马克思那里也是难免的，因而他明确说道：“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55]应当说，正是从晚年恩格斯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与说明中，人们清楚地看到，晚年恩格斯认为辩证地理解经济的决定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在恩格斯看来，之所以强调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出于研究自身的需要，因为“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56]。
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撰写并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在正文的开篇中他们便明确提出了针对阶级斗争的著名论断，即“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7]。但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针对上述论述，晚年恩格斯却进行了这样的修改：“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8]在这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中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加进了重要注释，显然考虑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时限过宽，所以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从土地公有的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人类的全部历史”。而且晚年恩格斯还专门指出，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9]因此，应当说，上面这种修改反映了恩格斯对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出现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他不再以非常含糊的方式来理解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与意义，而是明确强调阶级斗争的出现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强调使得人们对于阶级以及阶级斗争存在的经济条件性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
前面提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早年出版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具体地说，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根据当时英国各种出版物公布的材料和自己的实地调研，详尽地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产业革命进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境地，尤其是他们被剥削和受到不人道对待的情况。这部著作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界，并且对马克思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在揭露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时，不止一次地强调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到尽头，就要被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所摧毁。然而到了1892年，在该书印行德文第二版的时候，恩格斯却这样说道：“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24岁。”[60]他还写道：“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社会主义才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61]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晚年恩格斯认为他的晚年思想与青年时期有了一些变化。晚年恩格斯已经深入地认识到政治与经济有着不同步性，在经济发展尚未达到实现全面社会解放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可以进行自我解放，而且这种自我解放是可以依靠工人阶级自己单独的力量来完成的。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在早年曾不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就要灭亡。但到了晚年，恩格斯承认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还仅仅是开始，它还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扩展能力。晚年恩格斯指出：“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的废除及由此而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空间。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来说也是空前的……此外，前一时期未开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1844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62]“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63]从历史上看，1845—1846年英国出口额下降，同时农业欠收引起粮食投机并引发了1847年经济危机。尽管1847年经济危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晚年恩格斯对于1847年的经济危机却有了新的认识。在晚年恩格斯看来，一定要看到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