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理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卓[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作为文学理论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杜博尼在1980年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英译本）的研究性序言。强调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解读《讲话》是这篇序言的一个基本切入点。这样做是为了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对于《讲话》的政治性解读区别开来。作为“文学理论”的《讲话》，是将《讲话》置于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的理解视野之下，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理解《讲话》中对于“工农兵”的重视，以及“工农兵”之进入文学生产的视野所引发的变革。
关键词：“文学理论”；读者；阶级性；文学平等
1980年杜博尼（Bonnie McDougall）出版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下同）英译本[2]。这并不是《讲话》的第一个英译本，它的特点在于译本前所附的研究性序言《作为文学理论的延安〈讲话〉》。之所以强调“作为文学理论”，是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海外中国学领域中对于《讲话》以及延安时期的文学、文艺活动从政治角度所进行的解读[3]。当时的研究主流倾向于认为延安时期的文学受制于当时的政党政治的实用性要求，亦即宣传功能大于文学性。与此相关，《讲话》更多地被认为解读为政党的文艺政策，而非尊重文学创作规律的理论性论述。
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主流中对于延安时期的文学、文学理论的否定，与对于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解读，分享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需要指出的是，杜博尼并不是因为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而论证《讲话》具有文学理论的质素。她同时也反对另外两位从政治角度来肯定《讲话》的意义的研究者，即王瑶的《新文学史稿》（1954）和普实克的《Die Literatur des Befreiten China》（1955）。她认为王瑶的分析过于应和《讲话》的作者本人的思路，说明性更多于分析性。这一评价也隐含着对于王瑶、普实克的阐释过于受到政治影响的批评。
那么，可以看出杜博尼坚持以《讲话》作为“文学理论”[4]，是将《讲话》做非政治化的处理。以一个不准确的比附，她是暂时剥离《讲话》作为政党的文艺政策的强制性及其历史语境，仅仅从文本的内在逻辑来解读。问题在于脱离其历史语境，《讲话》中关于围绕“文学”所产生的各项阐发，如“为什么人”的问题等，也只能退至一个抽象的层面，即“读者”问题。我们能够看到，虽然作者有意在行文中保持了缓慢的、贴着文本的解读的方式，但是仍然与《讲话》自身的问题意识和展开逻辑隔着一定的距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她不得不借助同一时代的西方文学理论话语，只能以这些话语为中介看到所要看到的“文学理论”质素，而非形成了真正的对话。
借助杜博尼的这个解读，其目的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审美/政治的对立式区分，也并不在于比较《讲话》与杜博尼所引入的诸多参照系，如接受美学、新批评、Raymond Williams的异同。严格地讲，《讲话》与20世纪60年代之后学院内部所产生的各类理论话语处于不同的层面。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前者其作为政党政策而更具强制力，而是指《讲话》中所未曾明言的“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与文学理论的话语中所排斥的起源。《讲话》中对于“文学”问题的反思，是针对具体的历史语境，从而突破了原有的文学表达方式和组织方式。这是一个将动态的实践、创新经验纳入自身思考范围的文学理论。它不仅不是被动的阐释，而且从对于文学的创新中反思自身的起源，进而重构“新文学”以来相关问题的表述。正是与实践的紧密关系，《讲话》中的文学理论表述，与杜博尼所援引的文学理论诸话语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下面尝试从杜博尼的研究中所捕捉到的“读者”问题谈起。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文艺生产中产生的一个变化是侧重于适应边区群众的欣赏水平和理解方式的作品，即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杜博尼从这一变化中，看到“观众”/“读者”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只有毛泽东才将读者的问题带入了中国讨论的前沿，他对于读者需要的分析，读者对于作者的影响，仍然是《讲话》中最为重要，也最有创见的部分之一”[5]。杜博尼所推崇的“创见”，应是指“读者”，亦即边区那些原本被忽略的、不曾被纳入文学视野的、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读者。在翻译中，同时在这篇研究性序言中，杜博尼最常使用的词汇是“audience/the masses”。从最表层的传达来说，audience所指称的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也不是不能接受。问题在于，这个接受群体并不是一个内部均质的、稳定的现代意义上的阅读群体，更准确地说，它是新生成的革命力量。在《讲话》中，这一提法的具体表述是，“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这四种人是指“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换言之，被“audience/the masses”这个翻译词汇所滤掉的是这一新生成的革命主体对于文学生产的能动性参与。
“读者”的因素也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接受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杜博尼提到了接受理论，但并没有直接引证从阐释学的脉络而来的姚斯的接受理论，只是强调姚斯的接受理论是基于反驳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的内部研究，将阐释的侧重点转移到“读者”。杜博尼更多的是借助于“文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literature）中对于读者的分析。杜博尼认为，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读者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关注的问题，在列宁的时代注意到无产阶级需要发展自己的新文学，只有在毛泽东这里，“读者”成为思考的主要问题。但是杜博尼没有试图深究的是，为什么“读者”会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领导者的文章中成为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指向是20世纪中国革命在农村所引发的长时间的社会动员。
她所引入的另一个参照系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兴起的文学社会学对于“阅读观众”（reading public）的研究。杜博尼认为对“阅读观众”的社会学分析，其动因起自对“自19世纪分散的阅读群体开始形成不同的分组，心理学和物理学的最新理论越来越关注‘冲击’和‘反映’问题，以及民主的左翼群体开始寻求更多的读者加入严肃文学”，但同时杜博尼也借伊格尔顿的批评指出其文学社会学的分析并不能够真正地具有批判性，“但就其本身而言，既不专门是马克思主义，也不专门是批评性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经过适当驯服的，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精神，以符合西方的口味”[6]。伊格尔顿做出如此批评，主要原因在于文学社会学之所为，“主要是谈特定社会中的文学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手段——书籍怎样出版，作者和读者的社会成分、文化水平，决定‘趣味’的社会因素”[7]。这与伊格尔顿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很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非不做社会的、历史的分析，而是说其创造性“在于对历史本身的革命性的理解”[8]。
虽然“文学社会学”从其方法论上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读者是否能够有效地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范畴之中。在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所列出的四个主题：“文学与历史”“内容与形式”“作家与倾向”“作为生产者的作家”，读者并没有独立成为分析的关节点，也并没有作为与作家、写作密切相关的问题而被纳入讨论。杜博尼在这里所暗示的实际上是，延安文艺实践的经验和理论思考中，有着诸多不能为经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所充分理解的部分。具体到“读者”问题而言，从接受理论和文学社会学中的参照视野中所引出的，是将革命理论中的“无产阶级”问题转化落实为文学理论中的“读者”问题。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样的转化，它是基于一定的经验性基础。从革命动员的角度来说，群众是潜在的革命力量。革命动员所着眼的是使得革命理念能够有效地传达到“读者”一方，并且起到宣传号召、改造思想的作用。因而，塑造革命主体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转而成为文学、文化生产领域如何理解、如何吸引更多“读者”的问题。
杜博尼在解读中，尝试做出这样一种区分《讲话》的前后在处理“读者”问题上有所不同：在《讲话》的“序言”部分，读者仍然是处于被动的状态，鼓励作家去主动接近读者，去适应根据地的读者，发现他们与重庆、上海等相对熟悉的读者群体，以调整写作的方式。但是到了《结论》部分，读者/作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作家失去了原有的优先性，而读者获得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两者之间的关系被修改为“服务于”。单纯从修辞上来说，“服务于”不能说真正改变了读者/作者的关系。在文学作为商品，由市场为中介所连接起来的阅读关系之中，读者的喜好、趣味仍可以被排在首位，不过它之所以被优先考虑是经过了市场的转化，换言之，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商业文学作家所服务的与其说是读者，不如说是资本。在这个语境下，“服务”仅仅是为了遮盖交换关系而产生的文学化修辞。
怎么来理解《讲话》的“序言”“结论”部分中“服务于”所标示的作者/读者关系的转变？更为常见的分析是因为阶级关系的引入，使得读者/作者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化。在引入了阶级分析的视野之后，边区的读者从其阶级成分上来看是农民、工人，是革命的依靠力量；而作家是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路人，具有摇摆的特性。“服务于”所连接的两端，实际上被纳入一个政治的格局中，依其对革命的远近，重构其内在的次序。与此相关，作者同样从革命文学的中心位置被移出，成为需要被教育的、被学习的对象。这也是对于常见的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理解，对于知识分子的规训；对于延安文艺生产实践的误读，即以“工农兵”取代知识分子作者成为创作的主体。之所以说是“误读”，是因为延安文艺生产实践的主体构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关系，其内在的变化与其说是依赖于构建知识分子/工农兵的二元对立，不如说将二者同时纳入其中。也就是说，文化领域的“读者”/作者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阶级对立。
对于“读者”的重新解释，难点在于摆脱了作为读者的被动、沉默的位置，从而参与进创作生产的流程。这与接受理论中作为阐释的虚拟立场的“读者”并不同。在接受理论中强调“读者”的影响，是在以“文本”（text）为中心而开始的阐释中起到作用（此处需要再细读接受理论中关于“读者”的问题）。而仅从“读者”来阐释文本的多重意义，虽然有效地打破了“本文”作为作品完成态的封闭性，但是却并不能阐释“读者”如何参与并改变着文本的生产、创作过程。杜博尼认为，《讲话》中毛泽东所分析的“读者”的能动性，主要是指读者还是通过参与创作而完成，亦即，读者所有的“文学期待、传统、信仰”都会影响到作者，进而表达在最后的作品中。
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服务于”一词所揭示的读者/作者关系。杜博尼认为《讲话》中毛泽东对于这一变化了的关系，作了两个引申：第一，作家必须创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第二，作家须向群众学习民间的形式。这仍然是对于作者的要求，是来自政党对于出身小资产阶级的规训，然而杜博尼从中读出了另外一层隐含的意思，“大众拥有平等的、至少是活跃的参与创造文学、艺术作品的能力”。这里并不是从作为革命的潜在力量来理解“读者”，或者理解边区的农民，而是在肯定他们同样具有创造文学的能力，即便他们的创造有可能是自发的、形式是原始的，但是他们不再是被动的[9]。在肯定其文学创造力的角度来说，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并非构建了新的等级，而是平等关系。从平等的关系角度重新看《讲话》中对作家所提出的要求，因而杜博尼认为，是“正当的要求”，而非仅仅来自政党的强力，以及阶级立场的对立。
在读者所具有的主动性问题，杜博尼的“读者”问题与布思《小说修辞学》中所强调的“作者不为个人写作”有着一定的共通处。但将两者相比较，《讲话》中的“读者”具有不同的含义，杜博尼所用的表述是，“未分化的大众”具有了“最高”的权力，来“构成读者”，并且“对作者具有排他性的权力”（exercise exclusive rights over authors）。在这个阐释之中，“读者”具有审判的能力，它不仅是参与者，而且可以掌控创作过程。这种掌控不仅取代了作家对于文本的唯一决定能力，而且超越了自然意义上的读者。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在自然意义上的读者，亦即边区的民众，而另外一个则是抽象的读者，同样具有决定文本的意义。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抽象，无论是放置在被忽视的位置，还是放置在制高点，如果仅仅从概念上来看，无论是从阶级话语、政治权力上的结构，还是在文学创造上的平等，都可以作为作者/读者，边区的群众/知识分子作家的关系的静态结构。这样的解读之所以不充分，是在于不能理解《讲话》所带有的实践性质。具体而言，是指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面对的具体问题。《讲话》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文学平等的观念的提出，或者规训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化的目标——创造新文化。
延安时期所要构建的新文化，其“新”并不仅仅在于“理念”，比如无产阶级的革命理念等。之所以强调其平等，并不是罗尔斯意义上的“无知之幕”，它之所以做这样的设定，是打破原有的文化生态中的压迫性结构，因而平等所首先带来的是，多重的、不同的力量进入文学创作中。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为工农兵服务”，转变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对立，或者差别，而是将两者共同纳入文学创作之中。这是一个文学创作主体不断扩大的过程。从文学主体扩大的角度来说，“为工农兵服务”，从文学与政治的强力，知识分子/工农兵中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摆脱出来。正是这一点揭示了新文学之所以“新”，在于发展出一个不断发生转变的结构。平等是其起点，而非最终极的目标，它使得“工农兵”能够重新被发现成为文学的创造力量，而原本被认为是文学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也需要在新的自我改造中才能重新成为同样的创造力量。它所带来的是文学生态的真正变化，亦即新的文化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才能产生。
[1]刘卓，纽约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Bonnie S.McDouguall，Mao Zedong’s“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Text with Commenta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
[3]“序言”中所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所出现的几部著作，包括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1961），收录了Cyril Birch，Howard Boorman，Douwe Fokkema等文章的《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的影响》（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1965），以及Merle Goldma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文学异见》（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1967）等。
[4]杜博尼文章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讨论《讲话》与中国古典的诗学传统。
[5]杜博尼，第15页。
[6]［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译本，“它形成马克思主义批评整体的一个方面。但就其本身而言，既不专门是马克思主义，也不专门是批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经过适当冲淡，掐头去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颇符合西方的口味”。（but taken by itself it is neither particularly Marxist nor particularly critical.It is，indeed，for the most part a suitably tamed，degutted version of Marxist criticism，appropriate for western consumption.）上述引文根据英文作适当修改。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7]同上书，第6页。
[8]同上书，第7页。
[9]杜博尼，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