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民族的形成及民族认同
在中国这片地域辽阔的土地上,各族先民或农耕、游牧、采集、渔猎……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书写着自己民族的历史。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各族群逐渐拥有了自己群体的固定地域,固定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等,民族开始产生。由于各民族生存环境、历史轨迹等诸因素的不同,使得各民族形成的类型和特点也不尽相同。从其类型上来看,土生型、融生型、复合型、外来型是其主要类型；从其形成特点上来看,多源多流、源流交错；历史久远、血脉相连；本土为主、外来为辅；迁徙流动、汇聚交融是其主要特点。
在人类发展史上,民族和国家、疆域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疆域,创造了国家的历史。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天下观”“五方格局”等观念,这是多民族共创中华的最好例证。此后,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以华夏族汉族和各个时期出现的各民族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为国家的形成和疆域的奠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一节 中国民族形成的类型
民族不是人为地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也不是中国历史所具有的特殊现象,而是世界历史在大体相当的阶段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是能动的,它有一个形成、发展、壮大强盛、衰落直至消亡的过程,这期间,伴随着民族的迁徙流转、民族通婚和民族融合、同化。总之,民族不是按照人们的意愿而变化,而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具有很大稳定性的人们共同体。
民族形成问题是民族学、民族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民族形成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了民族形成具有典型意义的三种途径,即民族形成具体过程中的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式的途径。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民族形成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始于1953年苏联史学家格·叶菲莫夫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发表的论文《论中国民族的形成》。1954年我国史学家范文澜在《历史研究》杂志第四期发表了《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这一著名论文深刻分析了汉民族的发展过程。学者牙含章著有《民族形成问题研究》等。这些研究对于民族形成的时间、原因、过程、规律等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众多,成分复杂,各民族在形成过程中,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共性,更有个性。因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民族形成的类型及特点的探究也很有必要。
民族形成的类型与民族的族源密切相关。通过对中国各民族的族源进行分析,我们认为中国民族的形成主要有土生型、融生型、外来型、复合型四种类型。
一 土生型（原生型）
土生型是指其先民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民族。一般经过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民族的发展顺序,这是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其中,由部落发展成民族是民族形成的基本途径,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们共同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和基本形式,也是一个逐渐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部落内部的血缘联系逐步削弱,地域、财产因素逐渐加强,血缘融合、语言交融、地域联片扩大、经济交换加强、心理融通过程加速进行,从而最终导致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具有语言、地域、经济、心理等方面共同特征的民族产生。这种民族形成方式一般表现为原生形态,因此,又可称为原生型。
中国古代的吐蕃、契丹等就是从部族发展成为民族的典型。
吐蕃即现今的藏族,是公元7世纪初兴起于青藏高原的一个民族。关于吐蕃的族源,根据近几十年来在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藏族民间传说以及藏、汉文献记载充分说明：藏族先民自古以来就活动于青藏高原之上,以后又融合了西部各族,特别是西羌诸部,逐步发展而成。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青藏高原分布着许多氏族和部落组织,最初有小王44个,随后是“十二小邦”,大约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世纪,雅隆琼结地区（今西藏山南琼结县）又兴起了一个新的部族——悉补野部。5世纪至6世纪间,小邦之间互不统属,争斗不已。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羊同、苏毗、白兰、附国、党项、吐谷浑等。公元7世纪初,悉补野部首领传至松赞干布时,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吐蕃政权,吐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吐蕃真正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
在我国历史上除吐蕃族外,像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蒙古族、回纥族以及南方的许多民族大都经历了由部落或部族形成正式的民族共同体的过程。这些族群支系、族称繁多,且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族体分化或组合现象,但她们的分化和组合大多是国内族群族体的分化或重组,因此,我们称这类族群的形成土生型或原生型。
二 融生型（融合型、次生型）
融生型是指在民族形成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民族之间的分化、同化、组合,以致消失了民族间的界限,相互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也可称为次生形态民族。这类民族的形成过程表现为“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等具体形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民族分化、同化、组合的现象不胜枚举。如苗、瑶、畲等民族的形成是“同源异流”的结果,回族、保安族等则表现为“异源同流”的具体形式。
回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公元7世纪。大约从651年（唐永徽二年）起,大批阿拉伯、波斯商人航海东来中国经商,侨居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京师长安等地。历经五代直至南宋末年,其中不少人侨居中国,与中国的一些民族（主要是汉族）成员组成家庭,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人数最多时可能达到10万以上。他们是中国回族中来源最早的一部分。公元13世纪初和中叶蒙古西征时,一是大批被征召东迁我国的中亚西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二是由于蒙古西征致使中西交通大开而东来中国的商贾等人士成为回族的主要来源。东来的回回人以俘虏、军士和工匠为大多数,少数是官吏、学者、商人和宗教职业者。他们迁居中国后,广泛散布在全国各地,与汉、畏兀儿（维吾尔）、蒙古等族人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以伊斯兰教为共同的宗教信仰,以汉语为共同语言,形成回族。
三 外来型
外来型是指在国外已形成民族共同体,于某一时期迁入我国境内,进入我国后并未与其他民族发生同化或融合即成为我国的少数民族的一种类型。我国的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柯尔克孜族等即此种形成类型。
乌孜别克是其本民族的自称,起源于14世纪前半叶蒙古金帐汗国（钦察汗国）的乌兹别克汗,[1]公元15世纪初,金帐汗国瓦解后,原属其组成部分的白帐汗国强大起来,其国中居民主要是突厥——蒙古各部的游牧民,统称乌兹别克人。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部分乌兹别克人在昔班尼汗率领下,从西伯利亚西部和哈萨克斯坦南迁进入中亚农业区,推翻了帖木儿王朝,与河中地区操突厥语、定居务农的当地居民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中亚的乌兹别克人。
中国境内的乌孜别克族的祖先是从18世纪50年代起,陆续从中亚地区迁入新疆的。当时清朝统一新疆,积极同乌孜别克人在中亚建立的希瓦、浩罕及布哈拉三个汗国开展贸易,友好往来。乌孜别克商人纷纷来到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城市经商,其中许多人渐渐在当地定居下来。同治年间,浩罕汗国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时,又有一部分乌孜别克人随之入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仍有相当数量的乌孜别克人从中亚前来新疆,逐渐成为中国西北边疆的乌孜别克族。
四 复合型
复合型是指该民族形成跨越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形成类型,或以一种形成类型为主,另一种类型为辅,但为辅的类型在该民族形成过程中又起到重大的作用。如汉民族的形成,其本身主要由炎、黄部落发展而来,但无论是汉族的前身夏族或华夏族还是汉族本身,在其形成过程中融入了大量的异民族成分,所以其类型为复合型。
据古人类学资料,中华大地上蕴藏着极丰富的古人类遗骸化石,人类起源的直立人（又称猿人）、早期智人（又称古人）、晚期智人（又称新人）,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是旧石器文化,旧石器文化各阶段的遗存,在中华大地上都有众多的发现。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是对晚期智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有所分化。众多的人类学资料考察,中国是蒙古人种的起源之地。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华夏（汉）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其远古祖先是那些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留居本土继续创造历史的人们。”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华夏族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性,是土生土长的民族。[2]
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已出现三大文化发展带,从南往北分别是：水田农耕文化带,分布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南；旱田农耕文化带,分布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至长城（包括今辽东、辽西）；狩猎、渔猎（后来发展为游牧或狩猎、渔猎兼营不发达农耕）地带分布于秦长城以北。同时,在这一时期,湿润的中国东部和干旱的西部其文化特点也已明显不同。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4000—5000年这个千年中,在燕山南北、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几乎同时出现了礼制、城堡、文字等的雏形。后经传说时代炎帝、黄帝、苗蛮、东夷等部落之间的征战融合,各部落联盟打破部落与地方的局限,开始由地区性部落联盟向国家与民族过渡。夏、商、周三代时,夏族、商族、周族渐渐融合,成为华夏族雏形,西周末叶至春秋时期,边疆各族纷纷内迁,长期与诸夏交往、斗争、融合,华夏族又一次吸收诸多异民族文化和成员进一步发展壮大。秦朝的统一使得中国的华夷统一迈出重要一步,后经两汉达4个世纪大一统局面的延续,汉族的族称渐渐确立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在这一时期汉人再一次以惊人的吸收能力使得内迁诸族纷纷汉化,成为汉人一部分来源。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民族融入汉民族中,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无论汉族是统治民族还是被统治民族,都以其强大的韧性和涵化能力吸收过历史上几乎所有存在的民族文化和成员,使得汉族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民族。
从对中国民族形成类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形成类型,都反映出了一些共有的基本特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中国民族形成的最大特点。比如,从民族源流上讲,从古至今各个民族的形成几乎都是多源多流的,有同源异流,有异源合流,有源流交叉。汉族及其前身夏族与蛮夷戎狄之间便存在着源流交错的关系。《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起于西羌。”商以玄鸟为图腾,说明在族源上,该族与东夷之间可能有同源关系。[3]关于“蛮夷戎狄”的来源,《史记·五帝本纪》载：“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4]维吾尔族的形成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维吾尔族的族源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丁零和呼揭（又作乌揭）。[5]4世纪至7世纪初期的高车、敕勒、铁勒同维吾尔族的起源也有密切的关系。[6]唐朝的回纥（回鹘）则是维吾尔族的主要来源之一。“回鹘西迁今新疆以后,和当地操东伊朗语的土著各族、先期西迁的铁勒和突厥诸部、后来西徙的蒙古等逐渐融合,形成维吾尔民族。”[7]而维吾尔族又与裕固族有同源异流的关系。[8]以上史实说明维吾尔族的族源是多元交错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各民族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中,这种源流交错、分合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另外,在中国各民族形成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民族的迁徙和流动,构成了民族间的交往,这也是民族间内聚、融合和同化的一条重要途径。这种迁徙和流动,不仅促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也促使了中华民族在血缘上的融合和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文化,正是融合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今天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第二节 民族认同
一 民族认同的定义
“认同”最初来自于哲学概念。弗洛伊德、埃里克森将其引入心理学领域,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后来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和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将其进一步发展,使得“认同”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进入广泛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域。“认同”既指认同行为,又指认同意识；既是一种行动过程,又是一种情感体验；既有内在的心理活动,又有外在的行为表现。正是在对事物或现象的承认与赞同的心理与行为的互动过程中,“外化”的体现与“内化”的理念的相互作用,赋予了类似或相似事物的“同一性”或“相等性”,而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类聚”与“归属”意识,同时对于“他者”与“异类”的排拒心理。
20世纪90年代,“认同”研究开始在中国流行开来。目前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等都出现以认同视角对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当今社会生活中,认同现象可谓无时无处不在,在多民族共存的中国,民族认同即是众多认同现象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部分。
关于什么是民族认同,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广大研究者普遍接受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民族成员在民族互动和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基于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反观和思考而形成的对自民族和他民族的态度、信念、归属感和行为卷入,以及其对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等的认同[9]。有的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意识是民族心理特质的核心内容,它意味着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感觉或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10]“所谓民族认同,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相互之间包含着情感和态度的一种特殊认知,是将他人和自我认知为同一民族的成员的认识。”[11]“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感和感情依附。”[12]史密斯对“民族认同”定义为：“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有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13]就中国的民族认同而言,根据场景的不同,民族认同可以有以下几种不同层面的表现：其一,海内外所有华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此为广义的中华民族认同；其二,国内各民族对于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认同,这种认同也可定义为“国民认同”或狭义的“国家认同”；其三,国内不同民族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这三种认同方式都属于民族认同范围,在中国则属于不同层次的民族认同。
二 民族认同的产生
民族认同意识不可能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群体中发生,无论各个民族对于自我认同的内容有何不同,认同的类型有何差别,其自我认同产生的条件都需要通过民族的接触和交往。只有在与其他民族进行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民族间的差别才可能在民族群体中得到心理的感知,有了“他者”与“我者”的区分,才会深化对本民族群体的认知与情感,以及在行动中自觉维护本民族文化、利益动力。“当人们未与外族社会直接或间接接触时,不可能形成他们所在族体与外族不同的判断,也不会有归属哪一族和随之产生的感情依附方面的感受；而一旦与外族接触,‘非我族类’的语言、习俗和价值观念等印象会立刻映入他们的脑际。同时,他们对自己族体的归属感和感情依附也便油然而生,民族认同由此发生。”[14]
从民族认同产生的类型来看,一些民族的民族认同由内部自然生成,一般随着民族共同体的产生,民族成员在与外族接触中自然产生对本民族与他民族差异的认知,以及对本民族的依恋感和归属感。中国历史上一些主要的民族如藏族、蒙古族、满族等大多属于此一类型。蒙古民族兴起并活跃于蒙古草原,牧业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使之需要不断地与农耕地区交换必需的茶叶、药材、布帛、粮食等生活物资。在长期的和平或征战的交往中,蒙古民族与中原汉族等民族之间的“他者”形象被不断强化,是蒙古民族认同意识产生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些民族认同意识的产生是源于外部认知的影响。他们自身内部构成复杂,并没有形成统一民族认同的条件,但由于长期受到外部对其作为同一民族看待的影响,逐渐接受并转化为内部的认同。如我国古代的“羌”,其活动地域极其广泛,族系亦十分繁杂,本不是同一民族。但由于在与中原地区的长期交往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华夏（汉）族对自己的称谓,终于在秦汉时期以甘青地区为核心,以“羌”为族称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并产生对以“羌”为族称的民族认同。
三 民族认同的内涵
从民族认同的表现来看,不同类型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认同方式,一些古老的民族会以类似共同祖先崇拜的血缘认同发展为后来的民族认同,如汉族原本是由众多民族融合构成的一个民族群体,但这些民族群体都共同奉炎、黄二帝为其共同始祖,共同祖先的追溯是汉族成员产生民族认同的根基所在。
共同的宗教信仰也会凝聚民族群体的认同意识,中国境内的回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回族的先民来自中亚、西亚等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来到中国后,这一群体又散布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这样的群体既没有血缘认同的基础,又没有地域认同的条件,按照一般的民族认同产生路径是很难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的,然而回族群体不仅没有消失在强大的汉文化当中,反而逐渐凝聚为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究其原因,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是将回族群体的民族认同凝聚在一起的重要纽带。
总的说来,民族认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文化范畴,涉及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际关系方式以及家庭、礼仪、风俗习惯等方面。民族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即表现为在心理上对所属民族的文化产生归属感,在行为上对于所属民族的价值体系、社会规范等不断地内化、保持与传承。一些跨境民族,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在政治上认同为不同国家的国民,但由于语言、文化、祖源等方面的共同性而有着亲近的感情,有民族认同感,他们在文化上会认同为同一民族。海外华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尽管许多中国人通过在海外的多年耕耘,在居住国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甚至更改了国籍,但他们在文化上依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通过在共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找到一种“叶落归根”的归属感。
第三节 中华民族认同
一 中国的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境内经国家认定的民族共56个,这些民族大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历史、文化及属于本民族的认同感。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秦汉到明清,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间一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和交流,从而产生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并围绕着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和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政治体系,逐渐发展出高于各个民族认同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认同。甚至历史上一些强大的北方民族,在走上“逐鹿中原”的舞台后,也表现出对中原地区既有的政治、文化秩序的认同：他们都以“中国”自居,并力图与南方汉人建立的王朝争夺“中华正统”；他们均以中国的统一为常态,以中国的分裂为变态,以统一中国为己任；他们所建立的王朝制度,以继承秦汉制度为基础,以汉人农业经济为立国之基,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农牧文化相结合；认同自身是“炎黄裔胄”。[15]这种建立在共同的认同基础上的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为近代中华民族认同奠定了历史基础。
费孝通曾说：“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意识”[16]。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以鲜明的“他者”形象闯进中国人的视野,唤起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强化了由外来入侵唤起的中国各民族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而且,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的各民族都自觉认识到,中国的各民族只有成为一个稳定的不断发展的多民族的统一共同体,共同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才能抵御外侮和保护自己的生存。”[17]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民族在基于各自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了具有更高层次和更广泛代表性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得以建立的基础。就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而言,它是由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政权,“所谓民族国家,就是民族获得了国家的形态,就是拥有主权的民族”[18]。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族”与“国”已很难截然分开,当一个人或团体认同“某国人”的身份时,实际上也同时表达了对所属国家的认同。
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中华民族的形成为前提。中国的国家认同,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中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后,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以汉、满、蒙、回、藏等族为代表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在获得民族独立的条件下所创建的民族国家,而对于这一民族国家认同的实现,不可或缺的是对构成这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戊戌维新期间,维新派所倡导的“保国、保种、保教”正表明国家、民族、文化在近代是难以割裂的一个整体。
二 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民族认同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也会发生转变,尤其是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后,比起最初单纯的族群认同更为广阔和内涵更为丰富的“国族”认同随之产生。“国族”认同是各民族在本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更高层次的认同,也是不同民族的整体认同,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便属于此类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在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遭受到共同的外来侵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认同,也是中国各民族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国族认同”。
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9]与之相应,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意识,是近百年来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产生的,而中华民族自在的认同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认同由来已久,只是其表现形式因时代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共同始祖的追溯。征诸中国古代文献以及各民族神话传说,我们不难发现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共同把盘古、伏羲、女娲、黄帝、炎帝等认同为自己的祖先。
（2）各民族出于同源的历史记忆。中国古代文献对中国各民族起源的描述大多是一元论的,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由于远古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演化,其中始终在中原地区发展的一支成为华夏族,并发展为汉族；而流徙于边疆地区的部分成为四裔各民族,如黄河中上游以黄、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向陇山以西及黄河上游甘青草原发展,结果形成了夏、商、周及后世的氐、羌各族。其中有些又从西北出发向西南迁移,形成了藏缅语族属氐羌苗裔各族。以泰山为中心的两大集团中,在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形成了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各族。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如《史记·秦本纪》：“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獯鬻,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文化分布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又互相影响、不断汇聚的。所以上述古代文献对于中国各民族起源记述并不真实可靠,但是这种并不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的文献却向我们显示出另外的重要信息：其一,中华民族包括汉族是多元融合的产物；其二,中国各民族有着出于同源的历史记忆。
（3）对中国大一统的认同与追求。中华一统的观念产生于中原王朝,却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在内普遍认同的原则。历史上少数民族领袖及其政权对大一统的认同与追求屡见于史书,如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自认为是夏禹的后代,要恢复夏禹的统一大业。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自认为是汉刘邦的后代,要恢复汉朝的正统。氐人所建后秦,不以割据一方为满足,而是要统一全国。苻坚在出兵进攻东晋前,遇到其臣下的谏阻,而苻坚态度坚定,称“非为地不广,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特别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人建立的清朝,不仅是全国性的统一王朝,而且保持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清康熙皇帝在祭祖诗中写道：“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表达了对周朝和汉朝正统地位的认同与继承。明朝史臣称赞元世祖忽必烈说：“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20]
上述内容可谓中华民族认同在古代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华民族认同处在自在状态下的各种表现。到了近代,中华民族认同则从自在状态逐渐转入自觉状态。
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出现了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群体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一词产生于20世纪初,当时主要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虽然梁启超等人在最初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时主要指的是汉族,但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说明“中国民族”的混合性和一体性。梁启超在1905年初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明确放弃了一直沿用的汉人名称,数次使用“中华民族”来指称生活在中华文明体中的各族人民,并且“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
辛亥革命后,革命派很快改变了以前的排满做法,倡言“满汉一家,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这一名词在当时学者的文章、政治家的演讲乃至政府的文告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其含义也不断充实,由原来主要指汉族,扩展为包含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如在1913年初的西蒙古王公会议上,蒙古王公们为反对外蒙“独立”等事宜一致决议“联合东盟,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袁世凯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活动的过程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时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1]
“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称谓得到全国各民族的认同。自我称谓通常是一个人群自我界定最为有效的符号指标。“中华民族”称谓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人在自我认同时拥有了空前的一体性和整合性。
概括起来,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建立,关键因素主要有：1.近代以来由西方列强的侵略带来的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各民族对共同命运的感知；2.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和对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影响；3.辛亥革命的成功以及“中华民国”国号的正式确立,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感。“从根本上说,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冲击下,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传入的影响下,对于其共同命运、前途、利益的感知和体验过程,更是其对彼此之间长期形成的内在联系与一体性的不断自觉过程”[22]。
[1]（明）宋濂：《元史》卷117《术赤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2]参见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0页。
[3]《诗经·商颂》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即燕子。东夷族大都以鸟为图腾,据此,商可能最早属于东夷集团。参见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4]（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0页。
[5]穆广文：《维吾尔族的起源和居地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历史学）, 1980年10月。参见《民族史学术论文集》（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史研究会、科技处编1982年版。
[6]穆广文：《维吾尔族的起源和居地续考—从公元4世纪至7世纪初的高车、敕勒和铁勒》,参见《民族史学术论文集》（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史研究会、科技处编1982年版, 第81页。
[7]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概要》,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8]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附录：中国现有民族历史发展演变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9]万明钢：《多元文化视野：价值观与民族认同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10]周星：《民族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王建民：《民族认同浅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12]王希恩：《民族过程与国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4]王希恩：《民族认同发生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5年第5期。
[15]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16]同上书,第10页。
[17]林家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8]宁骚：《论民族国家》,《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
[19]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0]参见古苞《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1]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一）,转引自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2]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