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价值
本研究的价值，应从文化的力量说起。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均具有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的因素，因此，它对社会发展既具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文化价值观可以阻碍进步，也可以促进进步。”[1]所谓文化的力量，是从文化的积极作用而论的。
文化的力量，主要体现为文化在革命与现代事业中所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2]这是第一次明确使用“文化的力量”这一提法。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革命文化对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及夺取革命的胜利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3]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积极作用也日益凸显，业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再次肯定了“文化的力量”的提法，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都凸显了文化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现代化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整体性变革过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现代化的先导力量与精神动力。尽管，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模糊不清、难以测量，现代化发展也并不取决于文化，我们不能落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淖，但文化对现代化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这里所说的“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实际上是对文化力量的具体化。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更特别强调“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新的历史定位。
文化对社会所起的进步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与现象，是民族的血脉、国家的灵魂、人民的精神家园。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与精神支撑，特别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核心的民族精神，它通过长期的熏陶和同化作用，培养起一代代人对本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形成高度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成为凝聚和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其次，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力量相互促进、合力作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4]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集中概括和经典表达，是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它指出了文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能动反应与反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以其价值观影响人类的进步；二是文化是一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
最后，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拥有的全部实力，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物质力、精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从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方面来显示，而且还要从文化软实力来评价。
明确了文化的力量，我们就能深刻地体悟到文化研究的功能与作用。
文化研究的作用何在？这是由文化的具体属性决定的。由于文化主要有以下三种属性，因此，文化研究的主要功能与作用也有以下三种：
首先，认知功能。这涉及文化的第一个属性，即文化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是国情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国情实质上即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与现状。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民族，认清自己的国情，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前提条件。
其次，教育功能。这涉及文化的第二个属性，即文化问题就是人文素质问题。从中国辞源学角度来说，所谓文化即是人文育化、以文教化的意谓。人文素质，或者说文化素质，是人的知识与修养的集合，说到底是人文素养问题。文化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开挖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所蕴藏的人文精神，不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毕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这种人文育化主要是一种内化过程，它是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正所谓“润物细无声”。这比外在的强行灌输要有效得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通过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最后，应用功能。这涉及文化的第三个属性，即文化问题就是社会资源问题。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一切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可称作是资源。文化当然有使用价值，因而也是资源，而且是一种潜力巨大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一旦得到开挖利用，便可转化为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不仅仅是精神财富，而且还是物质财富。从精神财富的角度来说，文化问题实质上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文化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以价值观影响人类的进步。文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以现代化为参照系，创造性地阐发优秀文化的精神价值，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从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文化资源的开挖利用，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当然，文化只是一种资源，一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要把这种潜在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还需要有中间的途径与形式。这种中间的途径与形式主要包括：文化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关键；企业文化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文化营销是市场营销的利器；文化资源的开挖利用能够直接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文化经济学》有句名言：文化是明天的生产力！
理解了文化的力量和文化研究的价值，就可以理解本研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一是学术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创新思想。如何从多个维度深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本研究将从文化精神的视角和维度，深入探讨当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传统背景，主要集中于优秀传统文化对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独特价值与作用，这对深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及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研究有较大的理论意义，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一大“显学”。
二是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文化遗产，我们对之应该持有敬畏之心，发扬学以致用的经世传统，加以开挖利用，使之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与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这已是当务之急。本研究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现代价值研究，研究重心在于进一步深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在当今“文化强国”中的战略地位，这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等均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是实践意义。本研究还将借鉴东南亚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深入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结合机理，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具体方法与途径，提出建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的具体对策设想，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二 研究现状
1.关于文化精神的概念研究
就现有研究资料来看，国外最早对文化精神进行概念界定的是W.G.萨默，他在1906年提出“文化精神是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那些特征的总和”（W.G.Summer，Folkways，Boston，1906）。这个观点引发了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和探讨，大体形成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行为特征说。在20世纪的前30年，学者们对文化精神的定义基本上都以“行为特征”做归结，如社会学家K.杨认为每个社会都建筑在那些使他们最不同于其他社会的一种“文化模式”或“社会特性”之上（K.Youny，An Introductory Sociology，N.Y.，1934）；人类学家G.戈尔则认为，文化精神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各种行为观念的总和”（G.Gorer，Society as Viewed by Anthropologist，In the Cultural Approach of History，N.Y.，1940）。
第二，价值整合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文化精神的探讨不再仅仅停留在行为特征这一表象上，他们开始探讨隐藏在行为背后的那些影响行为规范的根本的观念和概念，认为文化精神是一种整合的价值体系，是文化的内在品质。如克拉克洪认为任何文化都具有多元的特性，这种多元的特性又常常会整合在一起形成该社会的文化精神（C.Kluckchhn，Covert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ve Problems，Anthropologist，Vol.45，1984）。著名的人类学家克鲁伯认为：“文化精神是用客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主观价值系统。”（A.L.Kroeber，Anthopology，1948）
国内学者关于文化精神的概念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
其一，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精神是相对于文化的具体体现而言的。文化的具体表现，包括在器物、制度、习惯、思想意识等层面，无不和内在的文化精神相联系，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所有这些“文化现象中的最精微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是指导和推动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是民族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或者说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5]即认为文化精神是指民族文化中的精粹思想与精华部分，把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因素排除在文化精神的范畴之外，是一个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并把它与民族精神相等同。此论一出，在国内学术界相当流行，几成定彀，它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在下文中着重讨论。
其二，邵汉明等认为，“文化精神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东西，可视为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或精髓”。[6]这与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相通的，如认为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与精髓，相当于“民族精神”、“国魂”、“民族魂”的概念，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深层结构，是深刻制约着文化发展方向的内在动因。
其三，李宗桂认为，文化精神即是反映一个群体的行为特征，又是一个群体内部各种价值观念的总结，是一个社会的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整合性价值体系，也是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根本所在。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行为特征说与价值整合说的综合。[7]他认为文化精神是一个中性的术语，既包括精华思想，也包括糟粕成分，不能将它与民族精神简单地等同。这个观点很重要，有独到之处，值得引起重视，为理性地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立论基础。
其四，有的学者则将文化精神等同于文化传统，如认为“文化传统是指文化系统发展中相对稳定和连续的内容，是一种文化的基本精神”。[8]这倒是一个新提法，其中，文化传统是一个中性的术语，在这一点与李宗桂的观点是相通的，但是这种说法主要是把文化精神等同于文化传统，这就有些简单化，文化传统有主流与支流之分，如果把文化精神主要归结于文化传统的主流，倒比较接近事实，否则就会把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概念混同起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各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即文化精神，主要是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精神特质与深层结构，深刻地制约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思想与行为的方向，对整个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分歧点有两个：一是文化精神究竟是指一个国家民族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还是行为模式，抑或是价值系统与行为模式的总和。笔者认为，文化精神主要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与观念，行为模式只不过是这种独特的价值系统的外化与体现。二是文化精神是褒义的还是中性的术语。把文化精神视为褒义的术语，就势必把它与民族精神或民族魂相混同，主要是指精华部分。而把文化精神看作中性的术语，则认为文化精神既包括精华思想，也包括糟粕成分，具有双重性。笔者认为，学术界对文化精神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误区，即将文化精神简单地等同于民族精神。确实有必要将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作区分。如果说文化精神是指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思想与观念，由于任何民族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的成分，因此文化精神也必然包括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而民族精神则主要是指推动一个国家民族前进的精粹思想与观念，相当于文化精神中的精华部分。前者是学术用语，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后者是政治术语，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如果把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相混同，就会面临文化研究过程中的逻辑困境，陷入学术迷思与误区，也势必会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资源问题上良莠不分。这绝不是玩概念游戏，它对我们科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2.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研究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研究（或称基本特质、核心精神等），自从五四以来国内学者有不同概括，意见纷纭，主要观点有：
其一，辜鸿铭把孔子提倡的“礼”视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这种‘礼’就是良民宗教的本质，就是中国文明的奥秘”，“以礼来自我约束，非礼毋言，非礼毋行。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9]他极力批判西方文化，提出以中国礼义文化“救西论”。面对当时学术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大趋势，辜鸿铭的文化思想与时代潮流显得格格不入，在当时虽不免有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具有浓郁的文化复古主义倾向，这是辜鸿铭中西文化观的主要缺陷。但是不要忘了，辜鸿铭具有举世公认的聪明及他对中西文化的深度认识，面对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的惨状所暴露出西方文化中的强权主义所带来的恶果，辜鸿铭极力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价值观“义”和“礼”，特别阐释了礼的价值，自有他独到之处。他的中西文化观并非一无是处，对梁漱溟、张君劢等新儒学大家的某些思想有深刻影响，他对西方强权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现在看来也并不过时。他把“礼”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这种观点至今尚有很大影响，仍是目前学术界的一种重要观点。诚然，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一个“礼”字概括，未免过于简约化。笔者也认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概括为“礼”，失之片面，但仍不失为一种“极端的深刻”，自成一家之言。
其二，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10]这是相对于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对人生的态度而言的。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在梁先生看来，文化之所以不同在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文化精神即意欲所向之体现，由于西方、中国、印度文化的意欲不同，形成了世界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并对世界未来文化的走向作了预言。五四时期，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经面世，便轰动一时，使他成为一位卓然文化大家。文化从本质上说即是特定的观念、态度、习惯，文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特定国家民族的主要观念与态度，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中庸、协和，这种思想深深地积淀在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几乎成了思维定式与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因此，梁先生的这种说法有其合理内核。中庸之道，被孔子称为“至德”，道家和佛教对此均莫不推崇，对中国的国民性及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至为深远。梁漱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把握有独到之处。后来，鲁迅先生于1927年在香港青年会所作的《无声的中国》的讲演中也说道：“中国人的情形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1]不过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主要概括为调和持中，并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意欲所决定的，不免过于抽象，难脱“文化决定论”的嫌疑，至于他据此提出的人类文化发展由西方文化至中国文化直至印度文化递次发展的三阶段说，也易于陷入逻辑困境与文化悬谈。“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可以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神特质与民族特性，但以此为根本精神，不免失之偏颇。
其三，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四个方面。[12]姑且不论这种概括是否准确到位，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问题的关键是，张岱年先生对中国文化精神（准确地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概括），是基于其把文化精神等同于民族精神这种概念界定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把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混同，在研究中就陷入了逻辑悖论，如文中在肯定上述主要精神的积极方面时，也坦承其中存在一些消极内容，如说：“天人合一思想，作为绵亘中国古代数千年的主导文化，作为弥漫于全社会的文化传统，它在自身的发展途中，既有丰富的内容，也有芜杂的内容。”[13]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家族）轻个体的倾向”，“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忽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消极因素”。[14]这倒是客观之论。事实上，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庸之道等思想观念也并非完全是精华思想，其中存在一些缺陷，这在后文有详细论述。在这里问题就出现了，既然文化精神指的是精华思想，而他所概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某些糟粕成分，而且精华与糟粕难分难解地糅合在一起，这在逻辑学上就不符合同一律，难以自圆其说，从而陷入了逻辑悖论。行文中的逻辑问题，反映了其对文化精神概念界定上存在的前提缺陷。
其四，庞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就是人文主义。表现为：第一，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第二，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在宗教上、文学上和哲学上则表现为富于实际性的认识。[15]把人文主义概括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独树一帜，他不仅指出中国人文主义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不同内涵与价值取向，而且对它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所谓人文主义，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传统，也可以说是人本主义。事实上，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产物，本质上都是研究人的，都是以人为本的。中西文化均充满了人文主义的传统，关键在于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的精神本质与不同价值趋向的准确把握。庞朴先生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的不同内涵作了比较研究，力图以此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但把中国文化精神概括为“人文主义”，对具体的精神特质缺乏阐析，失之笼统。
其五，李宗桂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基于人文主义为中心的八个方面的内容：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及以道制欲。[16]这种概括实际上主要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传统，与庞朴先生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李宗桂先生对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实质的具体内涵作了进一步阐发，并具体分析了其中的积极的与消极的成分，这是其主要贡献，缺点在于其概括的精神实质内容过于庞杂，略显松散，有些内容相互之间也不属于同一逻辑层面上的内容，还有豁达乐观、以道制欲等也提升不到文化精神层面。
其六，李泽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实质是“实用理性”。他说：“如果说，血缘基础是中国传统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17]“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所有这些，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动模式带来了许多优点和缺点。”[18]这种说法卓尔不群，独树一帜，是李泽厚先生的一大发明，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趋向有着独特的体悟，对其中的优点和缺点也做了深刻分析，反映出作为一个思想大家的深邃与创见。这个重要命题的提出，的确具有重大价值，值得后人继续探索。不过李泽厚先生说的“实用理性”，主要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典型的思维模式，跟文化精神的内容毕竟是有区别的。文化精神是对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等方面的综合概括，思想方式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而不是内容的全部。
此外，近年来有很多学者认为和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精神。如曹德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谐”。[19]把和谐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精神价值，是近年来一种广为流行的学术观点，已属老生常谈，当然有其合理成分，但对和谐精神的具体内涵缺乏深入阐释，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丰富多彩的，也并非“和谐”一词所能涵括，如孙中山先生就把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实际上指的是文化精神）概括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平与仁爱、信义等是平列的。
港台及海外学者对此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唐君毅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天人合一”。“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吾人即可为中国思想，真为本质上之天人合一之思想。”[20]钱穆也持此说。唐君毅先生理解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心性论。他指出：“孔孟之精神，为一继天而体仁，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之于仁于人伦、人文之精神。由孔孟精神为枢纽，所形成之中国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说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精神仁道。此意，使宋明理学言之，即以太极以立人极，而与人极中见太极。”[21]唐君毅所说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以仁义为本，并将之上升到天道、天理，人性与天性、人道与天道相类相通，因而可以合一。它既具有天道观的意谓，更具有人道观、人生观的意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绝非一些人所理解的“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那么简单（包括季羡林先生也持此说），它是一个十分庞杂的命题，是儒释道共同倡导的一种文化精神境界，尽管它们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把“天人合一”视作贯通自然、社会、人生的宇宙图式和古典系统论思想，其中既有科学的因素，也有迷信的成分。唐君毅先生的“天人合一”论，主要凸显了儒家的心性论思想，自有其合理性，但毕竟没能反映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全貌，如道家和佛教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有其丰富的内涵。至于能否以“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核心精神，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美籍华裔学者孙隆基则引入“良知系统”与“深层结构”的概念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他指出中国人的“良知系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所谓“深层结构”是指一个文化不曾变动的层次，它是相对于“表层结构”而言的。当然这个概念的运用并非指中国历史从无出现变化，而是辨认中国历史上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它们是使“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与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亦即是一股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使任何“变动”都导致不断超越与不断进步相比较，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则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团结’，而其政治之意向亦为‘镇制民心’，使少知欲而不乱”。换言之，就是维持整个结构之平衡与不变。因此，“在‘表层结构’中尽可以出现变化，但是，任何‘变动’总不能导致进步与超越”。[22]孙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书较早，曾经广为流行。他提出的由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乃表现为一个“超稳定性体系”的形态这个论点，也风行一时。客观而论，这的确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问题，尽管对这种核心问题的把握并不是很清晰的。他欲从中国历史表象中探求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这种尝试不无裨益，尽管这种探究值得进一步商榷。的确，中国古代历史（并不包括近现代历史）确实存在着黄炎培先生所说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任何王朝都没有跳出这种“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以至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存有一种世界观、历史观，即历史循环论，正如《三国演义》开宗明义中所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导致这种周而复始历史现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真如孙先生所谓的中国的“良知系统”所决定的吗？如果是这样，岂不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误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中就没有革故鼎新的超越力量？中国社会历史就没有自我超越的内容？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余英时先生则提出“内在超越”来概括有别于西方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个性特征。他指出“我无意夸张中、西之异，也不是说中国精神全在内化，西方全是外化。另外在双方都是可以找得到的。但以大体而言，我深信中西价值系统确依然有此一分别。外在超越与内在超越各有其长短优劣，不能一概而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文化的不同可以由此见其大概。这种不同到了近代更是尖锐化了”。[23]“内在超越”一词一经提出，便引起广泛争议，唐君毅先生对此持认可态度。其实，余英时先生使用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术语，是他在研究中西文化时对中西文化所具有的不同文化性格特点的表述，正如他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比较具有内倾的性格，和西方式的外倾文化适成一对照。”[24]“内在超越”只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和特征的描述，文化性格与文化精神两者虽然具有密切关联，但侧重点毕竟各不相同，两者的差异正如内容与形式的区别，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前者。
上述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与基本特质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与层面加以阐述，呈现出一种诸说鼎立、众说纷纭的局面。各种说法自然有其匠心独具的精妙之处，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遮蔽之处。就其缺陷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文化精神”的概念缺乏统一的认识与界定，因此在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问题上就必然自说自话，众说纷纭，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生成机制（即植根基础，或者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形成的客观与主观条件）缺乏深入考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是什么就是什么，却没有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什么是这样的社会历史根源与文化渊源，失所凭依，在逻辑上有跳跃，随意性很大。这恐怕是目前学术界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或基本特质问题研究中的两大通病，亟待克服。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主要包括哪些核心内容的问题的确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3.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关系的研究
学界对本问题的研究，目前以论文居多，这方面的论文大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及方法论智慧这个问题而展开的。有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乃是今天我们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依托；有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为化解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方法论智慧；还有的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思想家们在为社会的稳定、和谐进行种种思考的同时，也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进行了探索，其中具有代表性并且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关于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模式，包括儒家的仁义德政说、墨家的“兼爱”、“交利”论和道家的“自然无为”论。还有的论述中华民族精神（诸如爱国主义、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等）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等。
客观地说，这些研究都是有价值的，但整体而言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比较零碎，缺乏有力度、高质量的专门性研究论著，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质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结合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值得深入探讨。具体地说，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总体显得较为浮泛。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研究，还不很深入，要么概而论之，要么以点代面，不成系统。二是缺乏辩证的分析。如就“和”文化，论者更多的是阐述它对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效应，而很少论及它本身存在的负面效应及其对当今和谐社会建设可能导致的不利影响。对如何开挖传统文化资源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的问题上，存在一种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甚至断章取义的倾向，这是本类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缺陷。三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相混淆，在研究中往往陷入逻辑困境。四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的深入系统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两者相结合的具体机理研究几乎付之阙如。
总之，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
已有相当的关注，但是总体看来还不够深入，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本研究拟从克服上述研究不足入手，较具体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与基本特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辩证关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具体方法与途径等，从而达到深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研究的目的。
三 研究内容
1.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研究
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本质内涵与特性的关键问题与重要切入口，正如《易经》所说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要真正从理论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与基本特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要从把握特定文化的中心观念入手，以期真正深刻地把握整体文化系统的本质内涵与特征。
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与基本特质主要包括哪些，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但研究难度也颇大，对此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人文主义”，有的认为是“实用理性”，有的认为是“和谐”，也有的认为是由多个因素的综合，诸如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等。上述说法不一而足，皆有所本，自有道理，但是由于对文化精神的概念本身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与基本特质的概括存有相当大的分歧，有待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为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与基本特质的研究，首先必须从对文化精神的界定入手，并以此为视角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其次，必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植根基础，包括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客观条件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生成的文化生态环境，包括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国际条件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基本特质的影响；主观因素主要是儒、道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最后，在上述基础上，深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内涵与外延。诸如以人为本、崇德重义、持中贵和、实践理性等命题的真正蕴含及其双重特性。
2.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研究
如上文所述，文化精神不同于民族精神，它具有双重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既包含了很多精华因素，同时也存在一些糟粕成分，这些核心精神与基本特质，均有相当积极的成分，但也含有一些消极因素，而且两者往往难分难解地纠结在一起，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传统因素，无不深深地积淀在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它构成了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无法回避的文化背景。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不仅仅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也是其中的内容，虽然其积极的科学的因素占主要地位，但也有消极的迷信的因素；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传统，既包含了“以民为本”、重视民意的德治主义传统优秀成分，但也含有极权主义、等级制度、人治传统、官本位这些消极因素；崇德重义，既凝聚着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品质与伦理精神，但也包含封建性因素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持中贵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对人类进步具有重大价值，但也存在缺乏冒险、竞争、敢为天下先等缺点。实践理性既含有实事求是、经世传统的优秀成分，同时也含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当然，上述这些文化精神内涵，从根本上说，积极效应占着主导地位，我们尤其要注意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积极成分即中华民族精神，但对其中存在的消极方面也不应忽视。如果不能客观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存在的双重属性，就无从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统一关系，如果对本问题的研究缺乏一种清明理性的科学态度，那么本领域研究的学理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上，须有一种态度，认真厘清两者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对其中占主导地位积极的因素要大力加以开挖利用，使之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对其中含有的消极因素也需要加以清理，消除封建性的残余影响。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真正厘清两者的关系，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两者的融合问题，从而使之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主要属于社会建设的内容，包含着诸多方面丰富的内涵。它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的特殊领域和规律。因此，本研究应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社会稳定、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价值，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地位与作用。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的机理研究
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与方法，建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这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也是其应用价值之所在。
以现代化为主体与参照系，如何创造性地开挖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早就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方面新加坡社会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实践范例，主要是在李光耀执政时期，成功地把儒家学说与新加坡的国民精神相结合，形成了新加坡人普遍遵循的五大共同价值观，从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对新加坡社会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又如韩国、日本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企业文化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儒家文化圈国家与地区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加强研究与借鉴。
拟突破的重点与难点有：
1.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
如上所述，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文化精神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与观念，具有双重性；民族精神是指文化精神中的积极因素与精粹思想及优良传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虽密切关联，但也不能等同。如我们可以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但却不能说它是中华民族精神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问题，学界很多人士长期以来把两者相混淆，诸说纷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本质内容及其相互关系，这是本书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首要重点与难点问题。
2.辩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双重影响
如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大多只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对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关注不够，存在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甚至断章取义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中对中国古代文化甚至还有一种盲目推崇、良莠不分的倾向，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丢失了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的精神传统，这从学理上说是片面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因此，就有必要花大力气在理论上厘清两者的关系。
3.深入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结合机理
针对这个问题，有必要研究借鉴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与地区（诸如新加坡、日本、韩国等）的经验与做法，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结合本国国情与实践，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具体机理，主要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结合途径与方法，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制度保障、具体措施与政策建议，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真正能在当今现实社会生活中焕发出青春活力与强大的生命力。
4.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阶段我国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基础地位
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与精神追求，是历久弥新的潜力巨大的精神资源，创造性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在推进文化强国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着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基础；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传统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传统背景；增强国际文化影响力的传统元素。要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首先，研究相关理论基础。这主要包括文化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这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与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深入阐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文化基础，阐释建设“和谐文化”内涵及重要的文化价值，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指导价值。这是本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其次，从文化精神的视角与方法论原则入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本质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枝繁叶茂，如欲详尽毕备、面面俱到地加以研究，几乎匪夷所思。为了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与本质特征，必须从文化精神这个视角切入，只有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本质内涵与特质，为本书奠定坚实的基础，否则就难以有真正的学理价值。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与基本特质，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植根基础；二是儒、道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
再次，运用辩证的观点与方法，深入具体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辩证统一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照辩证法办事”。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种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从理论上较全面客观地考察两者的矛盾统一关系。
最后，应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具体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与当今和谐社会相结合的机理与具体方法途径。这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在本领域的研究中所欠缺的一个研究方法。目前，学术界大多依然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思辨与历史主义的研究之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途径问题上仍然陷入诸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综合创新”、“转造性转化”等文化“会谈”之中，对于在实践中如何将两者相结合，则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本研究的实证研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典型案例研究，如儒家文化区的国家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文化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典型做法及其经验，尤其是李光耀主政时期的新加坡，成功地把儒家伦理与国民精神相结合，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促进了新加坡社会良好有序的发展，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研究；二是通过对中国大陆一些地区、组织、各阶层人士的问卷调查与数据统计、实地考察、访谈等方法，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社会化的具体形式、制度保障与政策措施，从而把研究落到实处。但限于各种原因与条件，实证主义的方法在具体实施中有相当难度，以后有待进一步加强。
[1]［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斯：《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3]同上书，第708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5]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
[6]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页。
[7]李宗桂：《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8]齐振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哲学研究》1992年第6期。
[9]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6页。
[1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383页。
[11]《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4页。
[1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394页。
[13]同上书，第381页。
[14]同上书，第385页。
[15]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16]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363页。
[1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18]同上书，第306页。
[19]曹德本：《和谐文化模式论》，《清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20]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页。
[21]同上书，第318页。
[22]［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3]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9页。
[24]同上书，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