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在现代正义理论中，普遍存在着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样的人性假设，并且从这样的人性假设出发推导出某种正义原则。但是，按照这样的人性假设，就把处于一定历史境遇中的人本身抽象掉了，也把人所处的具体的历史境遇抽象掉了。马克思从在一定社会历史境遇展开他们实际生活的人作为出发点，这是对人的符合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探索方式的变革。但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境遇中的人不是没有其自身规定性的，而是基于不同的社会化程度具有其具体的能力构成、需要结构和认知结构的存在者，是基于这些价值规定性而不断与其周围世界进行物质、信息和价值交换，不断达到新的生活境况和人生境界的存在者。这样探讨人，目的在于为澄清正义的相关内涵做准备。进一步看，个人能力的发展程度、个人需要的内容及满足程度和个人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的丰富程度，一句话，人的社会化程度又使人呈现出具体的分化，这种社会分化使一定的民族共同体呈现出某种社会分层结构，即包括既得利益群体、中间群体、新兴群体（仅仅存在于社会变迁和文明裂变的过程中）和弱势群体，正义在宏观上（即政治正义和社会正义）恰恰涉及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在价值人的基础上导入社会分层结构，也就回答了“谁之正义”的问题。而且，按照人的历史发展程度和人在一定历史境遇中的分化分析正义问题，就使正义不再是此岸世界之外的“应然”建构原则，而始终是此岸世界的批判和改造原则并且是由此岸世界中的社会力量推动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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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5] 谈论这些因素似乎是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也许就是当代西方把马克思早期的思想看作人本主义、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走向科学主义的原因所在。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人抽象化和符号化，而是始终把人放到人的生活过程和历史境遇中讨论，这使他绝对有别于当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其一生理论探索中始终都谈论那些在西方学者看来是非理性的因素并且把历史界定为“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因此，说马克思走上科学主义，这同样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阉割。

[6] 邓晓臻：《“现实的个人”之人本维度及其与历史维度的关系》，《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1期。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11] “人的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即交换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历史形成的不均衡对人的社会选择的影响，基于这种选择形成人的才能方面的差异和生命的浪费。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94页。

[1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34页。

[17]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8]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112页。

[19] [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20]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6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93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4—295页。

[35] Springborg，P.，The Problem of Human Needs and Critique of Civilizati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1，pp.1-2.

[36] [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程朝翔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四章。

[37] 应该指出，在心理学领域使用的是个体心理或者认知结构（如皮亚杰），在哲学中有心灵、意识、思维等术语。这里为了避免物质与精神二分、灵肉二分，不想使用人的精神规定性这个词，似乎能力与需要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但是，应该承认，笔者到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术语。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此处黑体字是笔者加的。

[48]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49]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8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57]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页。

[58]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页。

[59]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7页。

[60] 邓晓臻：《从权利到价值：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理念的批判与重建》，《同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4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7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7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9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6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1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1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23页。

[78] 传统的观点认为，价值是物对于人的有用性，或者说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但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他坚决抛弃离开人探讨物的有用性，在他看来，“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从肯定的角度看，“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根据马克思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的划分可以看出，对象的有用性只有在成为人的能力作用的对象、满足个人需要的对象和审美对象时才存在；离开人的能力和需要，谈论物的有用性即价值就是抽象的空洞的；任何物的有用性都是人的能力、需要及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观念的表现和确证。对于价值这个范畴，马克思不仅坚持物的有用性，还赋予它人的价值规定性的内涵，并且高扬人的价值。

[79] 这里并不想提出“价值人”；但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根本理念是道德人，西方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是理性人，在这层意义上又必须提出“价值人”，但不是对人的符号化定义。

[80] 但是，康德的论证是不彻底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他为理性划定界限，在经验世界里，人被“消灭了作为一个动物的我的重要性”，只有在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领域里才被“呈现在一个具有真正无限性的世界中”（[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人的价值才无限提高。显然，人仅仅由于其实践理性、基于实践理性自我确立的道德原则才表现出其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也就是说人仅仅作为精神性存在物而且仅仅基于实践理性才成为精神性的存在物才是有尊严的；更何况，人在经验世界被消灭了作为动物的重要性，又如何有至高的尊严呢！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82] [德]康德：《康德全集》第3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页。

[84] 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哲学的创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85] 孙正聿：《孙正聿文集》第2卷（《属人的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86] 孙正聿：《孙正聿文集》第2卷（《属人的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2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01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5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页。

[91] 从职业分化出发是研究人们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的传统方法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职业分层是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但是，职业差别构成人们的社会差别，构成社会分层的主要尺度，原因仅仅在于，人类历史长期处于等级社会并且至今尚未完全消除等级社会的痕迹。在等级社会里，人们被至高的政治权力规定为不同的等级，并且不同的等级从事不同的职业，被固定在不同的分工领域，这样职业分化直接造成人们之间的社会分化，从而职业分层直接构成社会分层。因此，职业分层不过是社会分层的原始形态。

[92] 李强从利益变动的角度划分出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利益绝对受损群体）等四个利益群体和集团（见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学术界》2000年第3期）；王世谊、朱光磊、吴申耀等学者则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角度划分出基本阶层、新兴阶层、复兴阶层和边缘阶层（见王世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新探》，《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研究》，《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5期）。

[93] 王春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94] 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

[95] 王春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孙立平：《19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天涯》2004年第2期。

[9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3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页。

[98]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界存在着用主观分层法研究社会分层，所谓主观分层法，主要是指对社会成员的地位归属，采用主观自我评价和他人认定的方法研究社会分层。主观分层法主要依据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评价、认定），有学者认为，其依据就是阶级意识和阶层意识（沈晖：《英国中产阶级：文化及其认同》，《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马克思比较早地从阶级意识角度分析社会分化：“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阶级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而阶层意识，指的是对于阶层之存在、自我阶层认定、自我阶层归属等一系列问题的社会认知，属于阶层主观建构的一个方面。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100] 必须承认，马克思从未使用过“社会资源”这个术语，他使用的是生产力、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等。生产力和社会资源不是同一个范畴，可以把生产力看作社会资源中的一种类型。但是，马克思指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页），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还包括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它又不属于社会资源的范畴。社会资源也不都是生产力，例如社会的权力资源，它显然属于关系范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分析了土地、资本及科学技术知识等，另外他从没有否定议会斗争的必要性。从这些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着土地、资本（包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农业资本等）、政治权力和知识信息等社会资源形式。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从未使用过社会资源配置这个术语，而是使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关系和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但是，社会资源配置并不仅仅指生产关系；相反，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仅仅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社会资源的构成及其配置，我们将会在第二章中展开讨论。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102] 以土地（它始终是基础性的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为主要社会资源的资源构成决定了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封建主和农民阶级为基本阶级，以封建官僚为主导性群体，以文人幕僚和商人为附属社会群体的社会分层结构，以货币资本为主要社会资源、土地从属于资本运行的资源构成决定了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基本阶级（从事政治管理的人员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以处于没落中的封建主（土地所有者群体）和处于上升中的中间管理阶层为附属群体的社会分层结构，以资本、知识、信息为主要社会资源的资源构成决定了资本所有者（传统的资产阶级）、随着生产社会化而发展壮大起来的生产管理阶层（旧白领阶层）和政治管理者群体（他们由于政治管理的社会化而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服务性质）、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群体、从事社会服务的社会服务者（新白领阶层）等群体为主导、农民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群体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分层结构。在当代中国，主导市场化进程的政治权力仍然非常强大，货币和资本及知识信息的地位也大大上升，土地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这样的资源构成决定了党政干部群体处于优势地位、私营企业主群体迅速崛起却仍然处于依附地位、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社会服务者群体非常活跃而农民和工人群体地位急剧下降的社会分层结构。

[103] 从历史上看，在土地和（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是主要社会资源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形成的私有制使社会资源的配置采取等级制的形式，它的消费也历史地表现为等级分配。这种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使社会分化为并固定在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之间无法实现自由流动。在古希腊，除了土地和政治权力外，重要的社会资源还有货币（虽然处于原始形态）和知识，并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形成了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群体和从事知识传播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对《圣经》的解释权甚至造就了庞大的教会群体，他们构成了封建王权的最大制约。土地、封建王权的政治权力都是不可共享的社会资源，甚至对《圣经》的解释也被教会垄断了，这使中世纪的西方的社会分层也是封闭的。在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新的阶级是与货币成为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资源相关联的；货币资本的获得具有开放的、可共享的性质，但是资本的占有却是垄断的，资本所有者甚至把政府改变为“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维护他们的经济统治，因此社会流动具有初步的开放性质，也带有严重的经济身份和经济等级的特征，社会成员只能基于自身的素质和努力在狭窄的范围内获得社会资源，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先赋性界限开始模糊。这是近代西方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社会剧烈分化为两大阶级继而出现“无产阶级贵族化”的根本原因，而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还为中间管理者阶层（旧的白领阶层）准备了越来越广阔的社会空间。在当代西方知识、技术、信息这些可共享的社会资源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中越来越重要，与此相伴的是出现了新的白领阶层和社会群体，他们包括专业技术工作人员、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和社会群体，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先赋性界限更加模糊。

[10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0—261页。

[105] Ralf Dahrendorf，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 272.

[106] 政党组织是社会阶级阶层组织程度的最高表现和最高形式，社会组织可以看作是社会阶层在政治权力之外的组织形式。

[107] 在艾森斯塔德看来，中国古代商人投资土地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商人只被官吏视为较次要的合作者……商业交易总是屈从于官吏的管制和征敛”，也就是说，商人没有合法的、与他们的经济状况相称的政治社会地位；其次，“与欧洲不同，中国在其形成时期就很少从事商人可以投资其中的对外贸易。土地始终是其主要的投资目标。作为结果，从商人阶级之中总是更容易产生出地主，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商业资本家阶级”。（[美]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108] 孙立平：《科举制：一种精英再生产的机制》，《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

[109] 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110] 马克思在很多情况下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它在当代也具有贬义的色彩。这里转而使用“社会的文化观念结构”。关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看到，“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它存在于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固定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之中，其中最深厚的部分甚至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以“集体无意识”（荣格语）的方式形塑民族共同体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社会运行模式。关于政治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在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关于社会的休闲消费文化，马克思谈到艺术，还把精神生产和休闲文化生活称作“自由王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7页）。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

[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113] [韩]具海根：《韩国工人》，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14] 周鸿：《阶级阶层形成理论探析》，《学术探索》2005年第2期。

[115] [韩]具海根：《韩国工人》，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4页。

[1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5页。

[1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1页。

[119]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百受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5—66页。

[120] 周鸿：《布迪厄的阶层场域论与阶层的形成》，《学术论坛》2005年第1期。

[121]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变成由社会机制操纵的社会现象，而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机制，消费者被纳入这双重机制中，失去了主体的自主性。这使他的消费社会研究成为从消费文化出发展开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

[122]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123]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124]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125]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26] 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学术界》2000年第3期，第7页。

[127] “社会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数量及其综合实力。拥有三种资源越多、综合实力越强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就越低……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最多，所以处于最高或较高的阶层位序；而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所拥有的三种资源很少或比较少，所以他们所处的阶层位序就比较低；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则基本不拥有这三种资源，所以阶层位序最低。”（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王春光教授也有类似观点（参见王春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128] 李正东：《试论中国中产阶层——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社会结构整合的动态探索》，《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129] 何清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2000年第3期。

[130] 王世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新探》，《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研究》，《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5期。

[131] 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第100—105页。

[132] 孙立平：《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

[133] 王春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8期。

[134] 孙立平：《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2002年第3期，第100—105页。

[135] “中间群体”是个古老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用过“中产阶级”一词，马克思也多处使用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中间等级等概念。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概念，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也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在西方，没有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区分；在中国社会学界也是不加区别地使用的。但是，从理论上看，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不是同一个概念，准确地说不具有同一性。中间群体有传统中间群体和现代中间群体的区分。所谓传统中间群体，是指传统的农民、小资产者、封建贵族等掌握着数量小于大资产阶级的货币和资本、又多于一无所有而完全依靠体力劳动维持生存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群体；而新中间群体主要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事经济社会管理、教育科研及社会服务工作的社会群体，包括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雇佣劳动者即“新工人”，包括小部分新科技革命中出现的业主、经理与研究人员诸角色于一身的新兴创业资本家，也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有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领域中的普通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

[136] 需要指出，中产阶级与中间阶层是含义不同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包括，（1）经济和社会生活地位；（2）教育程度；（3）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4）组织程度。阶层范畴多从民族共同体中自发形成和存在的角度分析，淡化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内容。按照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基本规定，中产阶级应该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其成员的经济地位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属于中间及中上层次。第二，从阶级意识的角度看，他们具有开放观念、全局观念和全球观念，具有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独立意识，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政治权力的限制力量，是资本垄断的反对力量（并且是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主导力量），认识到自己是生产社会化的推动力量和保护力量，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和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是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和保障力量，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并且愿意担负起他们的历史使命。第三，其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是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并且不断扩大民主的范围，主张实行积极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主张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四，从阶级的交往程度和组织程度看，他们展开了跨地域的甚至是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建立了跨地域的联系甚至建立起国际性的联系，不仅如此，他们还建立起自己的政党，在政党的组织下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采取共同行动。

[137] 段若鹏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138]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39] 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547页。

[1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141] 陈成文：《社会弱者论》，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42] 周长明：《社会公正——认识和对待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维度》，《天府新论》2005年第2期。

[143]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44] 孙立平：《关注我国的弱势群体》，《百科知识》2002年第7期；《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期；《19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天涯》2004年第2期。

[145] 孙立平：《如何看待弱势群体》，《决策咨询》2002年第9期。

[1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19页。

[1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

[1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页。

[149] “社会化的个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