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1]

李昌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界和实务界为此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研讨与实践，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如“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等。

检索汗牛充栋的相关文献资料，许多学者围绕“治理”概念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治理与统治、管理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甚至认为“治理”概念来源于西方的“Governance”，以此体现出“治理”概念的提出优越于“统治”或“管理”等概念，从而证明一种治国进步。笔者以为，英文的“Governance”既可以翻译成“治理”，也可以翻译成“统治”或“管理”等，这取决于不同语境。从此视角来看，“Governance”如何翻译并不重要，进一步而言，“治理”“统治”或“管理”等概念并不重要，关键取决于其所生成的土壤及其制度构建。

笔者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到底意义何在？如果对照一下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那么针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体制等领域改革的现实国情，“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含蓄表达。虽然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表达，但其关键在于政治现代化。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都是一种尝试与探索。其实，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或路径”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法治化”的探讨最终都指向政治现代化。

如果回避“政治现代化”而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许是对党和政府政策的一种误读，甚至还可能徒增所谓中国特色的概念，其结果只能是舍本逐末，延误改革时机，最终将有可能又重新回到经济体制改革原点上。

由此决定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等领域的改革，而且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2]。应当说，邓小平早就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从他的诸多论述中可以推断，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留给后人在条件成熟时解决。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及为此而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及明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