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云南对杨升庵文学创作与学术成就的影响：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
（一）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始工
谪居滇云，成就了杨慎独具特色的诗文创作。一般贬谪文人来到不熟悉的地方，所见所闻与原先生活反差很大，会更注意流寓地的奇异之处。杨慎从京都最强势的文化中心走进云南边地这文化弱势区域，原本熟悉的京城上流社会的景象和生活全然消失，代之而来的是迥异于中土的自然景物、山川地貌、气候风物、边地风情等边远地带特殊的地理特点和风土习俗。加之杨慎早年就具有很深的诗学修养，入滇之后，漫长的贬谪给杨慎提供了极其宽裕的创作时间，能够全面地了解滇云风物，能够优游自在地浏览滇云山水，能够细致生动地考察描述滇云的岁时风俗、民居、饮食、服饰等，并以极好的诗学感受把这一切写进其诗词中。杨慎到过的地方在他的诗词中几乎都有描述，其诗2000余首，其中吟咏云南事涉南疆的诗作几乎占其全部诗文的三分之一。其词360首，基本上是贬戍滇云之后的作品。杨慎入滇以后的诗文创作最显要的变化是题材内容的扩大，主要表现为：
1.杨慎以陌生化的审美眼光，写了大量反映边疆风土民俗的诗作，如“柳本诗家风物，滇南之柳独不吐丝不飞絮”，为此写下组诗《滇南柳枝词八首并序》；“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四季如春的滇云物侯表现在《滇海曲十二首》；“东寺云生西寺雨，奇峰吐，水椿断处余霞补”的奇丽美景，“松炬荧荧宵作舞，星回令节传今古”等佳节的细腻描写，在《渔家傲·滇南月节词》都有如痴如醉的吟咏。
2.杨慎繁富的诗篇中出现了不少揭露封建暴政、为民请命的诗文，如《元谋县歌》、《白崖》、《宝井篇》、《悯雨》、《观刈稻纪谚》、《九月地震二旬》、《滇池涸》、《海口行》、《后海口行》、《恶氛行》、《悯雨》等诗，流露出关心同情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情怀。杨慎一生以儒者自居，治国、治世的理想一直未曾忘怀，关心国事、时局、民生，即使在放逐滇南的漫长岁月里，济世救民的热情依然充满心怀。
3.杨慎文学创作中出现了许多关注民间生活的诗文，杨慎从高居云端的社会上层坠入到生活底层，得以实实在在地接触地气，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体验。例如1986年11月在云南腾冲县东南来凤山出土的《方田子郑国秀墓志铭》，[14]为张含撰文，杨升庵书写，李元阳篆盖。该墓志铭年款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二月十七日”，为杨升庵晚年手笔。墓主人方田子郑国秀是永昌府腾越州乡间的一位普通农人，墓志洋洋二千余言如实叙述了墓主人磨肩挑担经商躬耕稼穑，供养兄弟儿子五人读书成才的事迹。杨、张、李三个大文人精美的书法、热情洋溢的文章、气韵生动的表现居然融会在一方名不见经传的农人墓志铭上，这方墓志的出土，更让我们感受到杨升庵的博大情怀。如果不是流寓南荒，作为人上人的杨慎怎会关注一个平凡低贱的小人物？而甘愿为普通平民百姓“树碑立传”，这在封建社会的名流学者中恐怕也是少有的。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杨慎诗文的创作范围。
表现的主体变了，主观情绪变了，杨慎诗文创作的风格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云南的山水人事物景为杨慎诗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视觉的反差给创作带来新奇的格调，杨慎带着一双发现的诗眼，看到人人有诗，代代有诗，处处有诗；杨慎将贬谪之痛、身世之悲融入滇云的风物之中，诗调悲凉，与他前期诗作的雍容华贵迥异。从杨慎个人来看，贬谪滇云成了他生命中最深沉的体验，也成为他文学创作主要的动力、源泉和最重要的现实背景，带来的是杨慎诗文题材内容风格的变化。从整个文学史来看，唐宋以来流寓文人对岭南、闽中、荆楚、巴蜀、越中、安西北庭等地域的描绘，使更多的人通过其诗作形象地了解到这些地域的文化特点，而云南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杨慎吟咏滇云的诗作，无疑在开拓南国诗界疆域方面有极大的贡献。滇云有幸得遇杨慎，使滇云文化得以发扬；杨慎有幸寓居滇云，使其文学创作穷而后工。贬谪地与贬谪文人之间往往是相互作用互为影响的。
（二）道屈才方振 身闲业始专
杨慎学术研究范围广博、研究成果丰硕，举凡经史、金石、声韵、文字、诗词曲赋、文学评论、书法音乐、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药、动植物学无所不包，这得益于他蒙受的苦难以及人生的转型，谪居滇云成就了杨慎一生的功业，这是加害于他的暴君始料不及的。
1.杨慎著作大多作于贬谪之后。中国历史上数百个状元，能够留名后世的并不多，杨慎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果杨慎人生一帆风顺，他会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变幻莫测的政坛，淹没在嘈杂的官场喧嚣和政坛纷争中，他的才情必然受损，甚至折杀。然而杨慎的人生演绎的却是另一种路径，他的仕途刚刚出现曙光时就黯然熄灭了，遭贬一去35年，光阴荏苒，萍踪万里，杨升庵半生流放，功名成空，归乡无望，身老江湖，虽遭受极不公正待遇，却没有消沉堕落一蹶不振，而是彻底摆脱了政事擎肘人事羁绊，将全部才情和精力投注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中。加之杨慎流寓云南期间受到官绅士民厚爱，为他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宁的外部研究环境，使之得暇遍览群书潜心治学，杨慎报答云南父老乡亲的唯一方式也是竭尽所学，惠泽滇云。于是，谪戍半生的杨慎找到了消解痛苦安顿生命体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事业——悉心著述。“既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尝语人曰：‘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故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15]杨慎大量的著述作于他贬谪之后，嘉靖十六年，杨慎好友王廷表为他写《刻丹铅余录序》时，着录他的书目有《古音略》等23部。到嘉靖三十年，简绍芳编杨慎年谱，着录他的书目则增至117部。[16]我们熟知的《升庵长短句》从创作到结集都是他贬戍滇云之后的作品。诗学理论著作《升庵诗话》也作于谪贬云南以后，多系偶有所识所得便录而辑之，先后共得750多条，其中还有近二十条是和当时云南的文人学者议论诗歌创作理论和论及南诏、大理国诗词歌舞的。杨慎著述立身的经历正应了白居易那句名言：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
2.云南士人对杨慎著述所给予的帮助
据杨慎友人简绍芳所言，“其平生著述四百余种”，《明史升庵传》则说“诗文外，杂着至一百多种，并行与世。”大致算来，杨慎生前已成书的达一百余种，印刷流行的超过一半；杨慎身后由门人弟子、儿孙、学者整理的著作约有三百种。云南本土士人在与杨慎的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学者统计[17]，杨慎云南诗文中涉及云南人近二百，为云南著作家们书写过37篇书序、跋，为云南学者编着过8部书。同时，云南本土文人为杨慎写过近70篇书序，出版近50部著作！兹举云南人为杨慎编辑著作、为序跋、校订、出版的部分书籍：
《墨池琐录》4卷，杨慎撰，金齿张含跋。《南中集》7卷、《续集》4卷，杨慎撰，张含和阿迷王廷表序，蒙化朱光霏后序。《陶情乐府》4卷，杨慎撰，张含序。嘉靖间云南刻本。《李诗选》5卷，杨慎选批，张含序，张含刻版。《古文韵语》2卷，杨慎撰，张含序。《诗话补遗》3卷，杨慎撰，张含序，杨慎门人曹命编。《尺椟清裁》11卷，杨慎撰，张含序，王廷表后序，永昌刊。《升庵长短句》4卷，杨慎撰，王廷表跋，唐锜序。《古音复字》5卷，杨慎撰，王廷表序。《檀弓丛训》2卷，杨慎撰，张含跋，嘉靖年云南姚安府刊。《丹铅总录》27卷，杨慎撰，滇南梁佐编，梁佐和王廷表序，梁佐刊。《丹铅余录》17卷，杨慎撰，王廷表序。《石鼓文音释》3卷，附录1卷，杨慎撰，滇南张纪刊，云南泉司重刊。《玲珑唱和集》2卷，杨慎撰，嘉靖云南巡抚顾应祥刊。《词林万选》4卷，杨慎选，嘉靖癸卯楚雄知府任良韩刊。《词品》6卷，《拾遗》1卷，杨慎编，嘉靖甲寅云南洱江书屋刊。《水经注碑目》1卷，杨慎着，嘉靖丁酉云南按察使永康朱之刊。《史记题评》130卷，杨慎编，云南太和李元阳辑，嘉靖十六年李元阳刊。《奇字韵》5卷，杨慎撰，李元阳校，嘉靖间李元阳刻本（注：卷1为杨慎撰，卷2至卷5为太和董难撰）。《古音猎要》5卷，杨慎撰，（注：卷1为董难撰），李元阳序，嘉靖年间李元阳校刊。《转注古音略》5卷，《古音略例》1卷，杨慎撰，嘉靖年间李元阳刊，又有云南巡抚顾应祥嘉靖十一年序，万历年间刊。《杨慎长短句》4卷，杨慎撰，云南唐绮序，嘉靖年间刊。《广夷坚志》20卷，杨慎着，门人夏林序，嘉靖二十年刊。《杨子巵言》，杨慎撰，成都刘大昌序，嘉靖四十年洱江书院刊……
从上述所举不难发现，张含、王廷表、唐锜、李元阳、梁佐等人以杨慎朋友、知交的身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默默地为杨慎编辑校订著作，为其著作写序跋；董难等人甚至还参与撰写、完成杨慎著作的一部分；还有友人乃至官府出资为杨慎出版刊印著作。从杨慎给自己著作写的跋也可知，杨慎著述过程并非独自闭门造车，而是与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相互问学，在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催生的学术成果。试想，如果没有众人的帮助和努力，升庵的许多学术著作不得付梓，而缺少定型文本的学术成果在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力和持久性是有限的，更容易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杨慎宏富的著述结集问世及刊载流传，其中也有云南士人的功劳，很大程度上说，正是杨慎和云南士人的共同努力，成就了杨慎的学术辉煌。
3.谪居滇云开拓了杨慎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杨慎恰闻博学，才艺兼擅，涉猎范围极广，艺术秉赋极高。如果杨慎不曾踏入云南这块神秘的土地，他的命运不曾与云南人事发生交集，那么杨慎的学术研究领域绝对不会如此丰富而有特色。杨慎流贬云南数十年，在艰苦的环境中从未停止过思考和研究的脚步，“自蒙难以来，呕心苦志，摹文续经，延搜百氏，穷探古迹，凿石辨剥泐，破冢出遗忘。”[18]杨慎将自身的知识素养和学术敏锐与云南地域文化结合起来，故能在传统治学过程中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在诸多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山之功。
（1）注重发掘云南本地的碑刻：在《升庵诗话·闾邱均》条记载“成都闾邱均，在唐初与杜审言齐名……均亦曾至云南，有《刺史王仁求碑文》《爨王墓碑文》，皆均笔也。《爨墓碑》，洛阳贾馀绚书。予修《云南志》，以均与馀绚入《流寓志》中。”[19]杨升庵简介了唐代成都文人，诗人兼书法家闾邱均在云南书写了几块碑以传播他的书法艺术，这几块唐代的古石刻碑文《刺史王仁求碑文》、《爨王墓碑文》、《爨普碑》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对此杨慎以前的地方志中虽略有记载但未引起重视。升庵居安宁时，曾专门到石椿村察看了这块碑文，这表明杨升庵对古碑价值的重视，与此同时还写下《过石椿村访唐河东刺史王仁求碑》一诗，抒发碑墓湮没在青苔荒芜中的沉寂。在云南文苑还盛传着杨状元释《峋蟠碑》、补《石鼓》文的博识多知的故事。《峋嵝碑》（又名《神禹碑》），相传为古夏禹时所刻，碑上刻有77个字形怪异难辨的古篆体书，字形如蝌蚪，又似虫书，很难辨识，被称为“天书”，杨慎是唐宋以来第一个将这篇神奇的碑文破译出来的人。杨慎在云南时，对云南各地的古金石文都较为关注，他认为金石碑文是研究云南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曾编了《金石古文》十四卷，共一百来幅金石碑帖。这也说明杨慎能在传统治学过程中，注意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
（2）注重云南山川地理气候的考察：杨慎流寓滇云，其游历之广、探寻之精细，无人能比。这样的流寓经历成就了杨慎学术生涯中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滇南山川志》就是杨慎流寓云南期间游历云南各地后写的著作，该书翔实地记录了云南山川风物、丧礼民俗，采集了许多民间风谣，对云南秀丽奇伟的名山大川，都清清楚楚地标明其源流疆域、地理位置。《滇程记》一书主要记载杨慎从中州地带经湖北进湖南入贵州一直到云南永昌的历程记。杨慎入滇，由湖北江陵舍舟登陆，首程就是公安，从公安起极为详细记载每程的亭驿、地势的险峻、所见当日游历的情况等。按照杨慎自己写的书跋说：“余窜永昌、去都门，陆走万余三千里，买舟下江陵登陆，鬓流弓折，江陵以西，山川日以遐，目益以旷，心益以悲。壮趾怯来，梦想未到，岂诗人之登高，史家之足迹耶。然休旅之暇，犹不忘情性习，乃作《滇程记》。[20]此书在介绍万余三千多里的行程中，又兼及山川、花鸟、风物，因是作者亲身所见所闻较为翔实可信。《滇程记》万历乙巳年付梓后尚有过录本流传至今。[21]此外，杨升庵还撰写有《滇候记》，通过自身的观察、感受、躬测、验证，记载滇境气候变化，升庵在《滇候记序》中说：“余流放滇，越温暑毒草之地，鲜过从晤言之适，幽忧而屏居，流离而越时，感其异候有殊中土，辄籍而记之。”[22]在四百余年前就有如此记载一地气候的专书，实不多见。遗憾的是《滇候记》现已不存。从以上著述可见出杨慎善于将自身的知识素养和学术敏锐与云南地域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个治学特点。
（3）注重云南地方志的修撰：明代地方志的修撰进入到全盛时期，各地普遍兴修府、州、县志和卷帙浩繁的方志，详细记载各地区历史上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升庵贬谪期间，较关心云南地方志的修撰，曾写过《云南乡试录序》、《云贵乡试录后序》、《楚雄府定远县新建儒学记》、《临安府乡贤祠记》，为云南各地编撰地方志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他也积极地为所修地方志写序，如《剑川志序》、《大理府志序》；杨慎本人还直接为云南编篡了一批地方志书，除《云南山川志》外，为云南白族修撰《滇载记》，这是记载南诏国始末因由的一本史书，杨慎曾自跋“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可得也，问其籍于旧家，有《白古通》、《玄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可载者，盖尽此矣。”[23]杨慎这一跋语，被李元阳修《云南通志》时编进卷十五《艺文》类中，题为《杨慎书〈滇载记〉后》，说明撰写《滇载记》之始由及经过，是根据旧家所藏《白古通字》、《玄峰年运志》进行翻译整理，删烦就简编成，该书扼要详实地叙述了南诏历史，研究六诏史迹的源流，当以《滇载记》为较早的刻本。此外杨慎还把平日所搜辑的资料，与滇人倪辂所集的《野史》荟萃成编，题名为《南诏野史》，该书虽经后人编改已非升庵原书旧样，但仍可见出杨慎当年著述的用心。
综上所述，明代才子杨慎因“议大礼”之争被贬往云南，半生流放功名成空，归乡无望终老贬所。杨慎流寓云南的漫长岁月里，云南的官绅士民尽可能在生活上精神上给予杨慎关怀照料，这极大地减缓了杨慎的孤独和痛苦；云南的明山秀水滋润了杨慎，让他身心得到极大的安慰和放松；云南的朋友情深义重与杨慎相知相惜，给蒙难中的杨慎最好的精神慰籍；云南的山川气候风俗民情成为杨慎创作的重要源泉和现实背景，使杨慎的文学创作清丽不俗别有一番风貌；云南的人事物语历史古迹开拓了杨慎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使杨慎在传统治学过程中将自身的知识素养和学术敏锐与云南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并在诸多领域的研究具有开山之功。杨慎生命沉沦之后的人生思考、心灵创伤的修复、人生价值的选择、人格魅力的陶养、学术成就的实现，都与他长期流寓的云南有关。杨慎的人生经历说明，贬谪地对贬谪文人并非只有负面的苦难的消极的影响，它所具有的深沉而内在的影响作用，值得我们细究。
[1] 作者简介：任群英，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田志勇，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2] 《尚书·虞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
[3] 《史记·殷本纪》：“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
[4] 《诗经·小雅·四月》该诗题旨为周幽王大夫被放逐江汉，心中哀凄惨怛，故作歌以告哀。
[5] 杨慎：《升庵集》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6] 杨慎：《升庵集》卷三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269页。
[7] 丰家骅：《杨慎与云南沐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8] 《升庵长短句》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723册，第467页。
[9] 《晨发高峣东丘月诸杨墨池》，《升庵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134页。
[10] 《太守董约山访予高峣海庄胜言寻甸山水之嘉即事》，《升庵集》卷二十九，第213页。
[11] 王文才、万光治主编：《杨升庵丛书·升庵文集》，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
[12] 杨慎作：《王钝庵墓碣》“慎居安宁，形影相吊，公相慰者。凡六往返迎慎阿迷，建状元馆居慎者数月。逸翁吾师，公吾异性兄弟，海内恩义无比。”该文收于王廷表：《桃川剩集》，见上海书店1994年版《丛书集成续编》第115册，第136页。
[13] 杨慎：《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升庵集》卷三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217页。
[14] 杨复兴、彭文位：《云南腾冲出土杨升庵楷书石刻》，《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
[15]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杨慎传》，上海古籍1996年版。
[16] 丰家骅：《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17] 李朝正：《杨慎在川滇文化传播的和交流中的作用》，《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4期。
[18] 刘绘：《与升庵杨太史书》，该书附于《升庵集》卷六《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75页。
[19] 《升庵诗话笺证》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
[20] 方国喻主编：《云南史料从刊》第五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2页。
[21] 张德全：《第一部中原至云南的旅程指南〈滇程记〉》，《四川文物》1991年第2期。
[22] 《滇候记序》，《升庵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25页
[23] 杨国才、顾士敏：《杨慎与〈滇载记〉》，《大理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