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学地理学的意义
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欢迎，是因为无论就文学欣赏、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来讲，还是就文学的学科建设来讲，甚至就自然和人文生态建设来讲，它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文学地理学对文学欣赏的意义
凡是在学校里听过老师讲文学课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老师在讲到某个文学作品时，第一件事，就是介绍它的时代背景。许多老师甚至郑重其事地把“时代背景”这四个字写在黑板的正中，或者放在课件的首页。事实上，不仅老师讲课是这样，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文学批评著作和文学鉴赏类读物，在讲到某个作品时，也都是把时代背景的介绍放在首位，这成了人们的一个习惯。而当某些作品的时代背景并不明显时，人们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考证、推测或者索隐，甚至闹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重视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不能仅仅重视它的时代背景。因为文学作品的产生，除了特定的时代背景，还有特定的地理环境。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的，文学也不例外。可是长期以来，文学教师、文学鉴赏家和文学批评家在介绍文学作品时，往往就把地理环境给忽略了。忽略地理环境的后果，就是使得许多作品的地域文化内涵与地域审美特色被遮蔽，使得广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在欣赏文学时失去了地域美感和空间美感。就像许多人食用来自全国各地或世界各地的美食，只是用它们来填充肚子，而领略不到它们各具特色的地方风味或异域风味。
文学地理学首先是为读者服务的。它传达给读者的一个最基本的信息，就是文学是有地域性的，欣赏文学，不要忽略它的地域美感。如果读者掌握了文学地理学的基本知识，就会通过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各地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宗教信仰以及它那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风格等等，来认识作品所营造的文学地理空间，进而结合自己的地理体验、地理认知与地理情感，丰富、补充、完善作品所营造的文学地理空间，甚至在想象中建构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这样就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意义，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审美感受，也进一步增强了阅读欣赏的喜悦或感动。
（二）文学地理学对文学创作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各地的物产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民族构成、文化积淀等人文地理环境丰富多彩，因此，产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除了具有显着的时代性，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中国，无论是古代的文学，还是现代的文学，无论是政治分裂时期的文学，还是政治统一时期的文学，都有其地域性。
曾经有学者认为：“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只适宜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8]意思是说，文学的地域性只出现在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一旦交通便利、政治统一之后，再以文学的地域性来区分文学流派就没什么意义了。这个观点曾经得到少数学者的认同，但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诚然，当政治分裂、交通阻隔的时候，文学的地域性显得比较突出，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0）的文学；当政治统一、交通便利的时候，文学的地域性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所淡化，如隋唐时期（581—907）的文学。但是，地域性的某些淡化并不等于地域性的消失。因为政治的统一与交通的便利，虽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从而缩小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但是并不能完全抹除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别。因为这种差别就其实质来讲，乃是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别。这种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和创造的土壤。只要这种土壤的性质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在此土壤之上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就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从而构成文学的地域之别。唐代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明代“吴江派”和“临川派”的戏剧，现代“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小说等等，都是在政治统一、交通便利的条件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但是，它们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的地域性，谁又抹杀得了呢？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仍然高度统一，交通则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发达，而且面临一个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又是历史上最高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是历史上最为频繁的，可是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鲜明和强烈。中国当代文坛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如山东的莫言、张炜，河南的李凖、刘震云，陕西的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山西的李锐，河北的铁凝，北京的刘恒、王朔，天津的冯骥才，黑龙江的迟子建，宁夏的张贤亮，内蒙古的张承志，新疆的刘亮程、李娟，上海的王安忆，浙江的李杭育、余华，江苏的汪曾祺、陆文夫、叶兆言、苏童、毕淑敏，湖北的方方、池莉、陈应松，湖南的古华、韩少功、叶蔚林，四川的魏明伦，贵州的何士光，等等，都是以其作品的鲜明、强烈的地域性而为读者所赏爱。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合理解释，只能从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入手，或者说，只有运用文学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才能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事实上，文学地理学不仅可以对已有的地域文学予以合理的解释，还可以为作家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地域文学提供理论支撑。尤其是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文学家的地域性写作正在遭遇某些理论的困扰。例如有人就这样讲：“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再谈文学的地域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9]这种说法看似时尚，其实并不符合实际。且不说2008年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打破了所谓“全球一体化”的神话，即便真的有所谓“全球一体化”，那也只是经济的一体化，而经济的一体化并不等于文化的一体化。即便有所谓文化的一体化（这个说法更像神话），那也只是制度文化的一体化，而制度文化的一体化并不等于精神文化的一体化。在精神文化方面，在风俗习惯方面，在人们的文化心理方面，不仅不可能一体化，而且还将长期保持其民族性和地域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造成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通过人的生活方式的中介，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是难以挥之即去的。如果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不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们因此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就不可能发生太大的变化，这已是被中外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事实所一再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也有人这样讲：“强调本土性，必然强调发掘本土民族文化资源；而强调全球化，就必然消除本土、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向世界主流文化认同。”[10]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其实这个“两难”完全是理论操作的结果，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越是强调全球化，在文学和精神创造的其他领域就越是重视并开掘自己本土和本民族的东西。当一个民族走向世界，向世界主流文化表现出认同愿望的时候，它如果仅仅是作为世界主流文化的“消费者”侧身其间，没有丝毫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价值，它会心安理得地去接受这样一种消极命运吗？实际情形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它会更加主动、更有创造性地彰显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从世界主流文方面来讲，其所以具有强势的力量成为主流，就是因为它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具有聚集或荟萃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之特性的能力，因此它鼓励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地域贡献出自己最经典最富有特征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样态参与进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路和事实，文学地理学赞成这样的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也赞成根据这两个“越是”所作的很有价值的引申：“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势下，文学的民族化、地域性问题就越应该受到重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与文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不仅不相矛盾，反而还凸显了其必不可少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学地理学鼓励有出息的文学家应该更加理直气壮地从事地域文学的创作，努力为世界文学提供更优质的、更有个性的地域文学作品。文学地理学可以为这样的写作保驾护航。
（三）文学地理学对文学批评的意义
文学地理学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就是恢复或重建了两种批评模式：一是地理批评，一是自然批评，这样就打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时代批评与社会批评的一统天下，使文学批评回归到正常轨道，并更加丰富多彩。
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关于“国风”的批评，这种批评就是文学的地理批评。这之后才有文学的时代批评。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里，时代批评与地理批评是并举的，既有《时序》篇，也有《辨骚》和《物色》篇。在《时序》篇里，作者强调“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1]；在《辨骚》和《物色》篇里，则强调“楚人之多才”[12]，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3]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时代批评与地理批评都是并行不悖的，问题出在1949年以后的30年。著名地理学家吴传钧先生指出：“在解放初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一边倒’学习前苏联，于是地理学也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来进行教学与研究。虽然苏联地理学中关于生产配置、生产地域综合体、自然区划、农业区划、经济区划等方面的理论丰富了地理科学的内容；但另一方面，苏联关于地理学发展的二元论切断了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有机联系，再加上由于左的政治干预，对人文地理学的一些分支如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民族地理学等却进行了政治性批判。那时，我国地理学界也随样画葫芦，出现了所谓学术批判，致使人文地理学各门分支学科的发展呈现了极不平衡的畸形局面。”[14]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文化地理学遭到批判，与文化地理学关系密切的文学地理批评也随之停止。直到1980年以后，随着国内学术文化环境的逐渐宽松，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重见天日，中断了30年的文学地理批评才得以恢复。
恢复文学的地理批评，就是为了解释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就是为了重建文学批评与地理的联系，就是为了让文学研究重新“接上地气”。杨义指出：“好端端的文学研究，为何要使它与地理结缘呢？说到底就是为了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通过研究文学发生发展的地理空间、区域景观、环境系统，给文学这片树林或者其中的特别树种的土壤状况、气候条件、水肥供应、种子来源，以一个扎实、深厚、富有生命感的说明。”[15]正是为了让文学研究重新“接上地气”，30多年来，文学的地理批评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蔚然成风。学者们从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着眼，考察文学家所处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探讨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空间差异，研究各种地域性的文学群体及其创作实践，不仅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也解决了文学的时代批评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从而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展示了文学地理批评的诱人前景。
文学的自然批评实际上也是文学的地理批评的一部分，因为地理本身就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这里提出文学的自然批评，是相对文学的社会批评而言，与西方的生态批评比较接近。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国3000年的文学，至少有2900年的文学是在农业社会的土壤中产生的。这种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讲：“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16]所谓“天地”，就是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又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7]文学是与自然并生的，文学家感物吟志，无不是因为受了自然的启发，无不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刘勰的观点是很具代表性的。事实上，中国古代其他学者论文学，同样不乏自然的眼光。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诸如“神与物游”、“感物吟志”、“体物写志”、“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应物斯感”、“写物图貌”、“象其物宜”这一类的语词，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个“物”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指自然景物，或者物候，少数时候才指社会事物。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学者论文学，虽然也不乏社会的眼光，但是更多的，还是自然的眼光。中国文学批评的这个特点，就世界范围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
西方早期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也有这个特点。但是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的时间比中国要早，所以西方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与自然的疏离也比中国要早。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批评向哲学的批评转变，与自然的批评可谓渐行渐远。但是这种现象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不满。因此，在今天的西方文学批评界，人们发出了一种对自然的呼唤。例如美国著名的自然写作文学家和生态批评家加里·斯耐德就在《空间里的位置：伦理、美学与分水岭》一书中说：“普通的好文章就像一座花园。在那里，经过锄草和精细的栽培，其生长的正是你所想要的。你收获的即是你种植的，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真正的好文章却不受花园篱笆的约束。它也许是一排豆角，但也可能是几株罂粟花、野豌豆、大百合、美洲茶，以及一些飞进来的小鸟儿和黄蜂。这儿更具多样性，更有趣味，更不可预测，也包含了更深广得多的智力活动。它与关于语言和想象的荒野的连接，给了它力量。……好文章是一种‘野生’的语言。”[18]这就是文学的自然批评。类似这种带着浓厚的自然气息的文学批评，在中国古代文论里可谓比比皆是。
遗憾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深受前苏联学界的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以及国内的一茬又一茬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文学的由来已久的自然批评传统遭到扼杀。那个时候的文学批评所追求的，就是社会性，阶级性，斗争性。整个文学批评界都在高扬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旗”，批判所谓的“封、资、修”的自然主义。那时候有一组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做“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全国上下都在鼓吹“人定胜天”，鼓吹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本来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的人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俨然成了大自然的主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之下，不仅当代文学中的自然属性荡然无存，就是古代文学中的那些以描写自然山水取胜的作品如山水诗、山水散文等，也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而遭到严厉的批判。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金钱和物质成为人们追求的第一目标，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之下，虽然古代文学中的山水诗、山水散文等不再遭到批判，但是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自然属性依然十分稀薄。如果说，1949—1979年的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是社会属性扼杀了自然属性，那么197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则是经济属性扼杀了自然属性。即使是在今天，在自然环境遭到空前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恶化，部分人的环保意识开始觉醒的情况下，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自然属性仍然没有得到恢复。在西方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日益繁荣，并逐步被引进到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多数作家的创作与多数批评家的批评，对于文学的自然属性这一问题，基本上还是无动于衷的。当代澳大利亚生态批评学者凯特·瑞格比（Kate Rigby）指出：“文学批评家，特别还有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对于文化、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思考的变化反应迟缓，这已是臭名昭著的事实，而相邻的学科，首先是哲学，其次还有神学、政治学、史学，早在七十年代就开始对此进行表述。……从某些方面看对文学文本的研究竟伴随着对土地的忘却，这也许并不意外。尽管批评实践可上溯至古代对圣经及经典希腊文本的解释，现代文学批评只是在十九世纪早期才得以学院化为一种学术研究。而那正是‘自然’与‘人文’科学开始被生硬地割裂开来的时期。”[19]虽然他所讲的是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现状，但是这种现状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同样存在，甚至更严重。当代中国的许多学者论文学，无论是论古代的文学，还是论现代的文学，依然被传统的思维定势所左右，依然习惯于时代批评和社会批评。当然，时代批评与社会批评并没有失去它们应有的价值，只是许多文学现象，单纯地使用时代批评或社会批评根本解释不了。就读者来讲，这一类的批评也实在是太多了，早已令他们感到厌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学地理学才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与欢迎。有学者撰文呼吁，要加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出困境，实现学术的突围。[20]事实上，文学地理学所倡导的地理批评与自然批评不仅解决了文学的时代批评与社会批评所不能解决的众多问题，也给沉闷的、陈陈相因的文学批评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相信不用太长的时间，中国文学批评界重时代批评和社会批评、轻地理批评和自然批评的局面就会扭转，而最终恢复时代批评与地理批评并重、社会批评与自然批评并重的活跃局面。
（四）文学地理学对学科建设的意义
文学地理学对学科建设本身的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健全和完善文学这个学科，二是为世界学术贡献一个新的学科。
如上所述，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既有解释其时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也有解释其空间关系的分支学科。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语言学有语言史，也有语言地理或方言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植物学有植物史，也有植物地理……，而文学这个学科长期以来却只有文学史，没有文学地理，因此文学这个学科实际上一直都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
学科不完整，它的知识结构就不合理，它的功能就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它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正是在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现有的其他二级学科不能解决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产生，一方面解决了别的二级学科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一方面又健全、完善了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推动了这个一级学科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可以对文学理论（文艺学）这个二级学科形成某种“倒逼”之势，促使它正视并注意吸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提升自己的实践品质，用杨义的话来讲，就是使文学理论研究“接上地气”。
国外有文学地理学的零星研究，但是没有文学地理学学科。文学地理学学科是在中国产生的。文学地理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产生，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文学积累、时空并重的学术传统和源远流长的实践理性精神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在中国的产生也是一种必然。[21]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主要是从西方引进学科，很少在自己本土创立学科。例如在文学这个领域，文学史是引进的，文学理论（文艺学）是引进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引进的，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等也是引进的，引进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和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不能总是靠引进，总得要有自己创立的学科。而文学地理学就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一个学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创造”。这个学科建成了，就是中国对世界学术的一个贡献。
正如从国外引进的学科一般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本土化过程一样，在中国创建的文学地理学学科也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化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建设的过程，要通过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随时听取不同意见，随时反省，随时改进，而不是要等到这个学科建成之后再把它推向世界（事实上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建学科，关起门来也不可能建成一个学科。事实上，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每年都召开一次年会，每次年会都有国外的学者应邀参加，这样就使得中国学术有了一个与世界学术对话的全新话题，而且是一个自己提出的全新话题。于是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过程，就成了与世界学术交流、碰撞的过程。通过交流、碰撞，把已有的学术成果和学科建设信息传播出去，这也是对世界学术的一个贡献。
（五）文学地理学对人文和自然生态建设的意义
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与地理学所讲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对应。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长成与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良好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文学作品本身对地理环境也有一定的作用，它通过文学接受者这个中介对地理环境构成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人文环境的影响。一个地方所产生的优秀文学家、优秀文学作品，以及与作家作品有关的文学景观、文学掌故，一个地方的良好的文学风气、文学传统等等，都能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构成重要影响，或者说，本身就是当地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的人文环境对优秀文学家的长成和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是极为重要的，正因为优良的人文环境具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一切爱好文学的人士，都会对人文环境的建设和优化提出要求，并亲身参与其中。优良的人文环境可以产生优秀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优秀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又可以对人文环境构成重要影响，进而成为优良的人文环境的一部分。这样在优秀的文学与优良的人文环境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正是文化生态建设的目的之所在。文学地理学对文化生态建设的意义，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找到文学与人文环境之间的联系途径、机制及其互动方式，为文化生态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优美的自然环境，不仅可以给接受者带来审美愉悦，还可以唤起接受者对自然的回忆、想象和联想，从而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达到重新认识自然、亲近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目的。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优秀的以自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确实可以起到环保的作用。美国哲学家欧文·拉兹洛指出：“诗歌能有力地帮助人们恢复在20世纪在同自然和宇宙异化的世界中无心地追逐物质产品和权力所丧失的整体意识。所有伟大艺术也一样：美学经验使我们感觉与我们同在的人类，感觉与自然合而为一。”[22]文学地理学对此表示高度认可。文学地理学对自然生态建设的意义，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找到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途径、机制与互动方式，并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
[1]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地理研究”（14BZW093）及理论粤军·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建设资助项目“广府文学地理”的部分成果。
[2] 作者简介：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3] 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4]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5]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6] 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9日；《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41页。
[7] 李晓璐：《〈世界文学史〉中文版重磅出版》，《广州日报》2014年8月22日。
[8] 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
[9] 参见李敬敏《全球一体化中的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靳明全主编：《区域文化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10] 刘登阁：《全球文化风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11]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2]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3]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4] 吴传钧：《〈人文地理学词典〉译序》，［英］R.J.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页。
[15]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6]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17] 同上书，第65页。
[18] 加里·斯耐德：《空间里的位置：伦理、美学与分水岭》，引自鲁枢元主编《自然与人文》，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992页。
[19] Kate Rigby.“Ecocriticism”，in Julian Wolfreys 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152.，引自鲁枢元主编《自然与人文》，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987页。
[20] 李浩：《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1] 陈一军：《文学地理学学科创建的原因、意义及核心问题》，曾大兴等主编：《文学地理学》（四），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2] 欧文·拉滋洛：《布达佩斯俱乐部全球问题最新报告》，王宏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