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经历了工业，特别是经济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份额不断下降的现象。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回应，一些社会学家和未来学者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演变过程，是经济不断走向高级化的过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社会学家丹尼斯·贝尔，他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出版了著名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自此，去工业化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并由此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然而，在这些学者看来，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的经济现象，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不断有质疑其产业空洞化的声音出现，并提出相应的“再工业化”政策。但从总体上看，主流的声音认为，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现象。也就是说，以服务业，而不是以商品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是经济社会向高级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但是，情况确实如此吗？或是服务业何以能够成为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基础呢？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当然，答案是否定的。尽管经济社会的发展有转向服务化的倾向，但工业制造业仍然是经济运行和增长以及创造财富的基础，而服务业的发展是为工业制造业服务的，或者说，制造业是服务业的基础和需求来源。

在卡尔多看来，工业经济中的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制造业不仅是增长的核心动力，而且是财富和价值创造的基础和来源。^[1]事实上，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以及新近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都在经验上证明了工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从而否定了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作为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这也是欧美发达国家再次提出经济“再工业化”的要义之所在。显然，在关于经济去工业化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上，去工业化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去工业化使经济丧失了运行和增长以及财富和价值创造的基础和核心动力。另外，如果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会发生工业制造业过早衰落，从而出现了消极的早熟去工业化呢？总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仍然是经济的基础和核心动力所在。

尽管如此，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界仍然认为，经济的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这不仅是意识形态使然，即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制度，而去工业化是这一制度向更高级演变的必然趋势，而且也主要体现在对去工业化的传统解释上，即去工业化是经济的内因，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的结果，即使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外部因素也对去工业化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影响相对于内部因素是较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解释根本没有触及经济去工业化的深层原因，与此同时，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早熟去工业化的解释也同样如此。这是因为，如果去工业化是一种积极的经济现象，那么去工业化不会给出现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以及出现早熟去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困难。^[2]换句话说，仍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的去工业化现象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探索和系统性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求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源。这既是理论探索本身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又是理论研究本身的魅力所在。

经济的去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但这一“特征事实”绝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积极的“特征事实”，对发达国家如此，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从现有的发生去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看，经济的去工业化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必然要经历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其或是如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后出现的去工业化，或是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早熟去工业化。对已经发生去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如何获得“再工业化”政策的成功，或重塑工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是当务之急；而对于尚未发生去工业化，或是已经存在去工业化迹象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如何避免经济去工业化的发生则是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对经济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源的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而这也是我们对经济去工业化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总之，无论是在理论上对去工业化现象进行探索，还是以此为基础在实践上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指导，都需要我们对经济的去工业化现象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 事实上，卡尔多对制造业是经济增长核心动力的分析遵循着古典经济分析的传统。

[2] 这种经济上的困难除了包括工厂关闭、失业和贫困增加等现象以及使出现这一现象的国家和地区丧失经济基础外，还包括与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相关的其他经济困难，如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常项目赤字、全球经济失衡以及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