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去工业化的内涵及不同形式
自去工业化问题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去工业化，并以概念的形式加以阐述和界定。一般来说，学术界对去工业化概念的理解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基于地理学意义上的去工业化，这种理解思路与产业空洞化的概念密切相关；二是基于宏观经济视角的去工业化，这种理解思路与工业或制造业就业和产值的变化（绝对或相对变化）、制造品的贸易余额以及一国制造品在全球制造业贸易中份额的下降等相关。此外，针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时出现的去工业化，学术界也界定了一种被称为“早熟去工业化”的去工业化形式。
一 地理学意义上的去工业化
在地理学的意义上，发达国家将进行产业转移，即将其产品生产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被称为“生产过程的地理转移”、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或是生产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配。Fligstein（1999）将去工业化视为就业机会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过程。实际上，地理学意义上的去工业化也包括产业的国内梯度转移，即制造业企业将制造业从中心地带首先转移到郊区，而后又从郊区转移到国内的非核心地区，最后才进行产业的跨国转移。
在地理学意义上，去工业化现象及其内涵多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加以理解和阐述。在这里，与去工业化现象密切相关的是产业“空洞化”，而产业“空洞化”又与对外直接投资（Direct Investment）密切相关。学术界对产业“空洞化”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产业“空洞化”，是指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而出现的国内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以经济服务化为特征的去工业化现象；所谓狭义的产业“空洞化”，是指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而出现的生产向国外转移，国内制造业不断萎缩、弱化的经济现象。
二 宏观经济视角下的去工业化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所有国家都遵循大致相同的路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国家就业份额下降，并有制造业就业所占份额迅速上升。这个过程被称为“工业化”。然而，存在这样一个确定的点，在这一点上制造业就业份额趋于稳定，而后开始再次回落。与此同时，存在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服务业就业占国家就业份额不断上升的趋势。通过与前面阶段相类比，这个过程通常被描述为“去工业化”（Rowthorn and Coutts，2004）。应该说，这种从相对意义上对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进行的概念界定是常见的一种，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概念的界定并不能代表去工业化内涵的全部内容。实际上，不同的学者根据其自身对去工业化现象的不同理解，从不同的角度对去工业化的概念和内涵加以界定。因此，去工业化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所谓狭义的去工业化，是指曾作为经济繁荣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地走向衰落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就业和产出出现绝对和相对（占总量的份额或是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的下降。美国劳工经济学家Barry Bluestone和Bennett Harrison（1982）认为，去工业化是广泛而系统地从一个国家的基础生产能力上撤资，从而导致制造业就业的大幅减少以及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的现象。英国学者Stephen Bazen和Tony Thirlwall认为，所谓去工业化，是指制造业部门的长期萎缩及制造业就业出现长期的绝对的下降。[2]与此相反，Alderson（1999）将去工业化定义为制造业就业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就业的下降。[3]在这种定义给定的情况下，制造业部门产出和就业的绝对水平是不加以考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绝对水平给予关注对于我们理解去工业化现象是不重要的（Singh，1977、1989）。Krugman（1996）定义了一种所谓的“去工业化解说”，即源于对外贸易（对应于纯粹的国内需求或技术变化）的高工资制造业工作的减少是美国工人工资收入在总体水平上停滞和下降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认为，应该从工业就业相对下降的角度来理解经济的去工业化（Kucera and Milberg，2002），“这是一个使用宽泛的词，其核心含义是一个传统上工业经济一直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就业出现了相对下降。在一个处于技术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状况可能是经济高速增长或是长期转变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趋势可能不仅包括相对下降，也可能包含绝对下降；不仅包括工业产出的下降，还包括工业就业的下降”（Knoxt and Agnew，1996）。
狭义的去工业化主要是从就业和产值的角度去界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是如果要全方面地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仅拘泥于就业和产值方面的变化，必然以偏概全，以一孔之见代替全面的分析。因此，去工业化本身必然要求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对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加以概括和界定。Nicholas Abercrombie等（1994）认为，去工业化被认为是导致制造业衰落的原因，这反映出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对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来说，去工业化也伴随着制造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例如，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成为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制成品净进口国。作为凯恩克罗斯的报告评论员，Nicholas Kaldor（1979）将去工业化定义为这样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制造业占世界贸易的份额持续下降，或进口制成品占国内支出比重持续上升。结果是，该国获得实现其经济外部平衡的、足够的制造品贸易盈余将变得日益困难。[4]实际上，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去工业化和工业化一样，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社会、政治和人文现象（Donald，1999）。另外，由于存在原因、时间、结果及扩散效应等方面的差异，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应是一个历史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指就业的数量及质量等方面的变化，而且也包括与其自身相关的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的变化（Cowie and Heathcott，2003）。
应该说，现有文献对去工业化的内涵界定，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象或过程的本质特征。尽管作为一种延续工业化的动态过程，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去工业化内涵进行了界定，但这些对去工业化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而展开的。制造业地位和作用的下降不仅体现在制造业的就业方面（相对和绝对），而且也体现在制造业产出方面（相对和绝对）。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去工业化所代表的是与工业化进程相类似的，并为后工业论者所重点强调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转型和变革。总之，国际学术界一般将经济中制造业地位和作用的下降过程视为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
三 典型去工业化和早熟去工业化
作为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去工业化并不是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过早地出现了经济的去工业化现象，即“早熟的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所谓“早熟的去工业化”是指在收入水平极低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早熟的去工业化”是与发达国家出现的典型去工业化相比较而言的，在这里，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早熟”是指这种去工业化形式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出现的；第二，“早熟”是指出现这种类型去工业化的国家是在没有完成工业化并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因而，这种类型的去工业化代表的是正常工业化进程的一种停滞，抑或是逆转。很显然，这种类型的去工业化是与发达国家出现的去工业化不同的。但这种去工业化确实发生了，而且正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发达国家典型的去工业化以及其与发展中国家早熟去工业化的比较，如图2-1—2-2所示。
图2-1 典型的去工业化进程
注：Rowthorn和Ramaswamy（1999）指出，典型的去工业化首先体现在就业领域，而后是产出。y1代表的人均收入低于y2。而当相对就业的下降到y1时，实际产量一直增长到y2，并由此开始下降。根据以一些欧洲国家为样本的研究显示，y1是9000美元左右。资料来源：Kassem，2010。
图2-2 典型的去工业化vs早熟去工业化
资料来源：Kassem，2010。
尽管与发达国家典型的去工业化相比，发展中国家早熟的去工业化是其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但两种形式的去工业化之间仍存在很多共同的特征。一般来说，两种形式的去工业化都是指工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地位和作用的下降过程，以及与这一下降过程相关的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过程。当然，具体而言，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两种去工业化形式所代表的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都是不同的。而这正是典型的去工业化和早熟去工业化在内涵界定上存在差异的应有之义。
四 去工业化现象的不同认识
自经济的去工业化现象进入学术界的视野以来，关于去工业化本身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关于去工业化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这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去工业化问题理解的根本分歧所在。因此，围绕着去工业化的争论大多是围绕着去工业化的价值判断而展开的。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看，去工业化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去工业化是指劳动生产率和产出以及真实收入增长，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下降，但这种下降被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所吸收，即经济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状态。这种去工业化被认为是所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个“正常”的结构性特征和经济成功的标志（Clark，1940、1957）。克拉克以威廉·配第的发现为基础，继承和发展了费雪（A.G.B.Fisher）在1935年首次提出的“三次产业”的概念，通过分析一些国家的大量时间序列数据，对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表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制造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便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由于克拉克和配第都强调不同部门间的收入差异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此，这一产业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被人们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与积极的去工业化相反，消极的去工业化是指工业领域处于危机状态，表现在工业生产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工业就业绝对下降，服务业就业虽然在不断增加，但这种增加不能满足所有的就业需求，即经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Kassem，2010）。Rowthorn和Wells（1987）通过消极的去工业化来讨论经济的去工业化现象。在他们看来，消极的去工业化是阻止经济达到潜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一个结构性失衡的病态状况，而英国被看成是积极去工业化的典型例子。
然而，一般的情况却是，消极和积极的去工业化大多同时发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给定的经济体所经历的去工业化进程，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去工业化形式的结果。相反，工业经济体所经历的去工业化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变化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相互结合的结果（Alderson，1999）。
进一步地说，尽管关于去工业化“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是积极和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整体而言，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决定了去工业化到底是积极的去工业化，还是消极的去工业化。从过去和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去工业化应被界定为一种消极的去工业化，而远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积极的”经济现象或产业结构演变过程。这是因为，第一，去工业化所代表的经济“高级化”趋势，应能保证经济的充分就业、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稳定的经济增长等确保一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总量指标，但自经历了战后增长的“黄金时期”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历程根本没有在经验上验证这种经济的“高级化”趋势。第二，尽管主流观点认为，去工业化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征事实”，但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其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也发生了去工业化现象呢？[5]第三，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和新近发生的主权国家债务危机都向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因此，最后的结论是，去工业化应被定性为一种消极的去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