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与资料来源
作为中国西南诸少数民族中的一员，普米族群在形成之前，历经了千百年的迁徙更替，但没有本民族的成文史载，也未见形成有自己统一的文字。川滇各地的普米族人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借用汉字、古藏文拼音等记写的普米语宗教经典，但释读困难，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翻译成果。因此，对普米社会早期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发展情况，我们只能根据世代传承于普米族民间的歌谣、神话传说、宗教行为、宗教经典（包括文字经和口诵经）以及汉族典籍的零星记载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纳入研究视野中的普米族宗教研究资料，包括背景文献、相关文献与核心文献三种。[3]
（一）背景文献
现代民族识别角度构建起来的普米族在1961年民族认定之前的相当一段时期都被称作“西番族”，新中国民族识别后，居住在四川境内木里、盐源、冕宁、九龙等地的西番族普米人被划作藏族，而盐边县境内的西番族普米人则划入了纳西族。因此，就普米族宗教研究而言，历史上有关这些地区的“西番族”及现今“普米藏族”、“普米纳西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都可以作为背景文献（参见本书参考文献）。而更为直接的背景文献则是近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资料主要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学术专著或发表的学术论文。共二百余篇（部）。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
1961年5月由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撰写的《关于将“西番族”改称“普米族”的报告》，1977年马耀先生主编的《云南古代各族史略》，1979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印行的《云南民族识别综合调查报告》，1980年尤中先生著的《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中有关普米族的内容，1983年由陆少尊所著的《普米语简志》，1985年由丽江地区文教局编的《云南纳西族、普米族民间音乐》，1986年由严汝娴、王树五撰写的《普米族源流初探》，严汝娴、陈久金著的《普米族》，1987年由杨庆文著的《普米族民间文学》，1988年由严汝娴、王树武合著出版的《普米族简史》，1989年怒江州文史委员会编的《兰坪普米族社会历史调查专辑》，1990年熊胜祥主编的《普米族故事集成》、《普米族歌谣集成》，由杜玉亭、王树五撰写的《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1991年陈宗祥、邓文峰合著出版的《〈白狼歌诗〉研究（一）》，1992年和胜编著的《普米族单方治疗杂病手册》，1993年由戴庆夏、陈卫东撰写的《论普米族的语言观念》、殷海涛编著的《普米族风俗志》，1994年王震亚主编的《普米族民间故事》，李松发主编的《兰坪民间舞蹈》，江红的《普米族文化史》，1995年李昆声编著的《云南艺术史》，1996年杨照辉著的《普米族文学简史》，方素梅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禁忌大观》，1997年由张惠君、陈铁军、和润培编著的《怒江峡谷经济》，1998年傅爱兰著的《普米语动词的语法范畴》，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丁思志博士的毕业论文《普米语——中国云南西北部的一种藏缅语言》，殷海涛译辑的《普米族谚语》、《普米族风俗》，1999年杨照辉主编的《普米族文化大观》，2000年由兰坪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兰坪县政协民族研究室编、熊贵华任主编的《普米族志》，2002年由胡文明主编的《普米族研究文集》，2003年由胡文明主编的《南语——汉藏民族走廊的一种古代语言》，2004年由杨子英等编撰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旅游文化丛书——普米族》，2005年以来由云南民族学会普米族研究委员会编的《普米研究》，2007年杨照辉所著的《普米族》，2008年杨照辉所著的《普米族文化探幽》以及2008年由胡忠文主编的《和谐的使者——云南省民族工作队化解“热点”“难点”问题记实》等。应该说，这些有关普米族研究的学术成果，其内容涉及了普米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云南少数民族》、《西南民族史》、《云南民族史》、《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以及各级政府和各地方志编纂出版的地（州）县地方志中均设有普米族的篇章。《民族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等工具书中均含有普米历史文化的专门辞条。
（二）相关文献
更直接意义上的“相关文献”，包括了普米族宗教信仰的相关研究。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同仁们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著述，笔者从前人相关学术成果中获益良多。宋兆麟、陈宗祥、严汝娴、王树五、杨学政、章虹宇、熊胜祥、杨照辉、胡文明、李玉生、熊贵华等有关普米族的研究资料，给予笔者巨大的帮助。
早在1963年，宋兆麟先生就对宁蒗县永宁区托甸乡普米族村寨进行了实地调查，之后在1980年和1981年又数次到云南宁蒗、四川盐源、木里等地的普米人中开展田野调查，收集了许多与普米族民俗宗教相关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虽沉积了三十余年，所幸的是，在笔者刚确定研究框架之后不久，宋先生的调查手稿以《泸沽湖畔的普米人》为名列入了《田野中国丛书》，并在2009年6月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中宋先生虽未直言“宗教”，但在下篇《普米族的精神生活》之章节中，所收录或重点讨论的有关普米族的岁时娱乐、图画文字、原始信仰、送魂图说等，实际反映的内容都是普米族人的原始宗教文化。这些资料大多为1963年的调查手稿，因此，基本真实地保留了“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一地区普米族宗教的原貌，而更为可贵的是，宋先生还将在冕宁地区收集到的西番纳木依人（现为藏族）的《错布露骨》送魂图一并编入其中，为后人开展普米族与其他西番人宗教信仰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982年，由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组织编写、覃光广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下册），初步对普米族在过年、清明节、中秋节等节日中所保存的祖先崇拜遗迹及其他灵物崇拜现象作了介绍，同时，还提出普米族人中有一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红教）和西藏的“苯教”。
对普米族宗教、尤其韩规教进行微观考察的首推杨学政先生。1983年，他曾以《普米族的汗归教》为题撰文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发表。之后，在1985年《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中又收录了杨氏关于普米族韩规教研究的相关论述。1994年，杨学政先生所著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他与萧霁虹合著的《心灵的火焰——苯教文化之旅》一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著述中，杨学政先生依照普米语义，对普米族祭司“韩规”之称谓作了开创性的释读，他认为，普米语中“汗”指鹦鹉，“几”意为能说会道，普米族崇拜鹦鹉，在丧葬仪式中有鹦鹉引路送亡灵归返祖源地的习俗，鹦鹉既生活在人间，又可为阴间亡灵引路，因此，自然成为人类与神灵之间的媒介。而巫师的职能恰是沟通人类与神灵之间的媒介，故将鹦鹉指代巫师，进而得出“汗几”（韩规）其意思大约与巫师的巧于辞令和善于说唱有关的结论。这一近似“合理”的解释，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对普米族祭司韩规最早的解释，因此，该解释基本成为后世学者所遵循的“定义”。此外，杨学政先生还就普米族的韩规教与苯教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其所撰的《苯教对韩规教的影响》一文，从韩规教的祖师、韩规教的泛神崇拜、韩规教的占卜法术、韩规主持的丧葬仪式及使用的经文等出发，将苯教与韩规教进行了多维度的对比研究，进而得出苯教、韩规教和藏传佛教在仪式、经典、教义、神鬼体系等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的结论。在他看来，“韩规”经典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自然和动物诸神及对祖先的歌颂；第二类是对病魔、恶神、自然灾害、兽害、宿敌的巫术咒语及祈求氏族繁荣、事业发达、家庭幸福、健康长寿等的祷词。并将韩规分为“给木”、“跨巴”、“印曲”三支派系。极为珍贵的是，杨氏1976年采集了宁蒗县把尔桥乡腊夸村曹诺汝、曹二千所背诵的“崩韩规”（黑韩规）支系42代的谱系，由于该支系韩规现在宁蒗地区基本绝迹，因此，这一谱系的记录为进一步研究普米族韩规教的历史形成及“曲韩规”（白韩规）与“崩韩规”（黑韩规）的关系提供了较好的参考。而《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一书，则对藏传佛教在普米族人中的传入年代及教派、传播路线、寺院分布、寺院制度和僧侣组织、典籍、法会以及藏传佛教对普米族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认为，藏传佛教传入以后，普米族原始宗教系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不仅吸收了藏传佛教中诸如观音菩萨、大黑天神等神祗，借用了藏传佛教的五佛冠、摇铜铃、供镇邪塔等法器，同时，在其原始宗教口诵咒经中适当增加了藏传佛教“祈福经”、“求寿经”、“驱邪经”、“火塘经”的内容。此外，普米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歌等则渗透有藏传佛教因果报应、天堂地狱以及米拉日巴与苯教师斗法的故事。
说到普米族宗教的研究，不得不提及杨照辉先生，他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普米族研究员。他在近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先后搜集翻译并发表了数十篇（首）有关普米族民间神话传说和诗歌作品，出版有《普米族祭祀歌》（译著）、《普米族文学简史》、《川滇民族巫占与禁忌》、《普米族文化大观》、《普米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中国民族人口·普米族卷》、《生活于森林草甸的普米族》等论著，这些著述基本都涉及与普米族民俗宗教相关的内容。尤其是他1997年所著的《川滇民族巫占与禁忌》和1999年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普米族》，收录了由其本人调查或者杨学政收集、刘鼎寅整理的有关川滇普米族人的宗教仪式、泛灵崇拜、神祗体系、占卜法术等宗教行为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全面了解不同地区普米族人的宗教活动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他所撰的《羌族普米族宗教巫术文化的比较》[4]一文，通过对羌族与普米族的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动物崇拜、鬼灵崇拜以及普米族与羌族各种禁忌的比较，进一步论证了两族同为古羌族的嫡系遗裔，开阔了我们对“藏彝走廊”诸民族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关系研究的视角。
有关普米族宗教仪式的微观研究，熊胜祥先生的《宁蒗普米族葬俗》[5]、许鸿宝的《丽江普米族婚丧节庆调查》[6]、李玉成和李玉生的《兰坪普米族的丧俗》[7]、熊贵华先生的《普米族“冗肯”价值的多元性》[8]以及1981年由思想战线编辑部组织编撰的《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198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云南少数民族生葬志》中杨庆文所写的普米族部分、2000年赵伯乐等编写的《怒江风物志》等论文和著述，详细记录了金沙江南北地区普米族不同的葬礼仪式和婚嫁习俗，尤其是熊贵华先生的《普米族“冗肯”价值的多元性》一文，从民族学、伦理学、文学等不同角度对普米族以“戎肯”（“给羊子”）为核心的葬礼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进行了探讨。而章虹宇先生的《普米族的“括鲁”与“仲巴拉”》[9]对普米族“宗巴拉”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作了极有价值的分析。这些资料为本书有关普米族“释毕戎肯”仪式场域的社会关联等研究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参考。此外，日本西南学院大学王孝廉先生所撰的《从贺兰山到泸沽湖——论摩梭普米族的民族亲缘关系及其文化传承》[10]、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施传刚的《永宁摩梭人》[11]、挪威科恩·威仑斯（Koen Wellens）博士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宗教、社区与人类学的真实性》[12]、云南大学朱凌飞博士的《玉狮场：一个被误解的普米族村庄——关于利益主体话语权的人类学研究》[13]、胡文明先生的《丽江市普米族韩规古籍》[14]等著述中有关普米族民俗宗教的描述，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三）核心文献
本书所说的核心文献，主要指田野资料和调查手稿。1993年8月，笔者就读大学三年级时，曾跟随宁蒗县普米文化考察团胡文明先生一行赴兰坪普米族地区进行考察[15]，开始步入普米族文化研究的行列。在随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笔者几乎参与了所有在丽江、兰坪、宁蒗、昆明等地举办的有关普米文化研究的年会（州际）及大型活动。并且，在每年回乡探亲之际，有意收集与普米族民俗宗教文化相关的资料。作为云南民族学会普米族研究会副秘书长、副会长，笔者参与了《普米研究》、《普米研究文集》等编撰工作。
2002年，笔者曾受组织指派到云南保山地区龙陵县指导村级“三个代表”教育活动；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又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任职县委副书记。其间，在2004年12月至2005 年8月，笔者还受组织指派赴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指导工作。工作之故，笔者基本走遍了怒江流域云南全境至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政府所在地沿线的傈僳族、彝族、怒族、藏族、独龙族等各民族村落并考察了这些地区的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文化，考察了独龙江流域云南段独龙族村寨、澜沧江流域兰坪境内的普米族村寨以及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攀天阁、永春等地的普米族村落、金沙江流域丽江九河乡所属的“舍洛”（现河源行政村）、“洞至奄”（荞地坪）、“览甘晓”（小梨坪村）等村寨的民俗宗教文化，并与兰坪通甸乡德胜村著名释毕和发元（现已故）、河西乡大羊村释毕和耀成（2010年病故）等普米族宗教祭司进行了交流，对当地普米文化进行了初步调查，亦对释毕教经典做了收集、翻拍等工作。
2008年9月，笔者考入四川大学，攻读宗教学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方向博士学位。在导师张泽洪教授的指导及表兄胡忠文（云南民族学会普米族研究会会长）、胡文明（云南民族学会普米族研究会秘书长、著名普米族学者）的引导下，将研究视野转向普米族宗教文化，进而开始深入地接触韩规教、释毕教及其经典。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笔者进行了多次相关的田野调查：2008年9月以来，先后与导师张泽洪教授考察了四川省大邑县鹤鸣山道教发源地，与四川大学宗教所所长李刚教授考察了都江堰青城山道观，与同学热米娜（维吾尔族）博士等多次考察了成都近郊的各大清真寺，自行考察了四川乐山、峨眉山和云南鸡足山等佛教名寺，实地感受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的文化。
2008年10月6日—12日，笔者随云南普米文化考察团赴川西南盐源县、木里藏族自治县普米人居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先后与两县普米（藏族）同胞就普米人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顺理塘河流域沿路考察了普米人居住地。在木里县桃巴（瓦厂镇）地区还与当地普米同胞进行了座谈，参观了普米人居住地最大的格鲁巴黄教寺庙噶丹喜珠曲勒朗巴吉瓦林寺（木里寺）。之后，途经云南宁蒗、四川盐源、木里三县交界地喇孜山[16]返回云南境内并继续在永宁坝普米族新村（原居住在永宁木底箐，因2006年修建电站而迁移至此）、泸沽湖普米族村寨、红桥乡黄腊老吉意普米族韩规文化传承基地进行实地调研。
2008年11月1—5日，笔者与导师张泽洪教授一同前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春县参加“中国绿春哈尼—阿卡国际学术研讨会”，沿路考察了墨江（有普米族分布）等县的民俗宗教文化。此后，又数次跟随其考察了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景洪市及普洱市等地的南传佛教文化，云南昆明西山道教道观，昆明官渡古镇儒、道、释交融文化，楚雄武定狮山北传佛教文化。
2008年11月18—30日，笔者母亲慈仁拉姆（普米族）在居住地朵碧村（摩梭村寨）病故，并按当地摩梭人的葬俗举行了葬礼。就这一葬礼仪式笔者曾作了详尽的记录，并以《当代蒗渠摩梭人丧葬仪式考察》为题撰文发表在《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上。时隔一年，即2010年6月，笔者姨妈娜吉卓玛亦病故，葬礼依普米族人的习俗举行，笔者又对该葬礼仪式进行了完整的记录，两个葬礼、两种仪式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009年年初，在导师张泽洪教授的提议和指导下，由笔者主持申报的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立项。为进一步完善课题研究工作，同年11月6日，我们邀请了著名学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纳西族人杨福泉博士，著名学者、纳西族东巴哲学及彝族哲学研究专家李国文教授，云南民族大学杨光远教授、周德才教授、李振彪教授，云南师范大学何跃教授等对该课题研究进行了指导。
2009年7月27—31日，笔者参加了在昆明市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全程参与了由来自韩国、法国以及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外近三十名学者参与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专题组的讨论，并以《普米族释毕戎肯场域的社会关联》为题，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2009年8月1—15日，笔者与课题组成员张泽洪教授、博士生同学阿旺嘉措、陈勇前往川甘藏交界地区（西番人居住区）调研，先后考察了岷江流域汶川、松潘等县，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岗岭村、九区黄河第一弯、玛曲县、碌曲县、尕海湖、卓尼县刀告村、夏河县及白龙江源头藏族西番人居住地区，并参观了川北苯教名寺苟象寺、川北最大的萨迦派寺院曲杰寺院、朗木寺（格鲁派寺院，被称为“小瑞士”）、合作九层佛阁（被称为安多藏区最高的寺院）、拉卜楞寺（目前藏区最大的寺院）等藏传佛教或苯教名寺。对甘川交界地区历史上与普米族同称“西番”的羌族、藏族地区的民俗宗教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与苯教名寺苟象寺主持仁亲加参活佛、原若尔盖县副县长班玛塔先生、甘南民族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桑吉扎西教授等进行了交流。
结束甘南地区的考察后，笔者与博士生同学陈勇一起又经二郎山进入大渡河流域并至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康定进行考察，在康定与普米藏族人杨洛桑（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及在康工作的其他藏族西番人进行了交流。在康期间还向著名藏族学者得荣泽仁邓珠（《藏族通史·吉祥宝瓶》著者）、嘎玛降村（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藏族万年大事记》编著者）就四川西部普米藏族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了解。之后，考察了甘孜地区木雅藏族、九龙地区普米藏族、尔苏藏族的民俗生活。在九龙停留期间，通过座谈、走访等多种形式与当地普米藏族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还与普米藏族人李学峰大校（原甘孜藏族自治州军分区副政委）等考察了九龙境内普米人的民俗风情。之后，又顺沿雅砻江流域至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西昌等地区的拍木依（普米）藏族进行了实地调查。
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笔者邀请川滇交界的普米族韩规偏初里、兰坪地区的释毕和耀成、普米族语言及传统文化专家宁蒗托甸人国日·慈仁扎西（熊正勇）、兰坪人和庆珍以及普米族语言、文化研究专家、云南民族学会普米族研究会会长胡忠文、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谭超教授、语言学研究专家涂良军教授、李洁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地方文化研究所所长苏雄娟副教授、语言学硕士杨俊伟先生、云南师范大学2008级语言学硕士研究生毋荆、赵怡凤等共同在昆明进行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普米族韩规教藏文写本经籍、汉文写本《戎肯》经的对照释读，初步翻译了韩规经《修迪》、《查子查打》、《扎拉督诅卡尔沙》、《金丁雍丁》、《宗巴拉松董》、《弄克卡尔沙》、《扎拉松》、《韩规查》、《麻肯卡尔沙》、《修子西里》、《释毕查》、《夏朵泽夺》、《戎肯》、《鲁松》等十余部（卷）经籍共二十余万字，采录了普米族吾昔节、清明上坟、中元节、祭房头、祭中柱、成人礼仪式、超度亡灵等仪式中用于接祖、送祖的各种“伯布启的朴”（祭祖仪式）祭祀经文两万余字以及每年农历正月至二月期间举行的集体性的祭祀农神“尼”（又作“尼答子”）仪式所用的祭祀经文及与仪式程式、结构等相关内容三万余字。并与东宝·仲巴呼图克图活佛、藏传佛教高僧、云南佛学院兼职教授、普米族人资赤塔青等宗教界人士及在昆工作的普米族干部熊胜祥（云南省宗教局局长）、和润培（云南省供销社主任）、杨道群（原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党委副书记）、鹿辉阳（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曹新华（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歌唱家）、殷海涛（《民族音乐》杂志主编、研究员）、熊国才（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曹新富（云南民族学会普米族研究会秘书长）等进行了多次座谈交流。
此外，为详尽收录各地普米族人现存的民俗宗教文化，扩大资料来源，对于未能亲自到达的普米族地区，笔者作出调研计划委托他人进行采集。2008年5月，受云南普米族研究会委派，云南思之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马有德先生、昆明电视台摄影师刘义先生赴云南宁蒗拉柏格瓦庄子村，采集国日·慈仁扎西为其家母举行的“释毕戎肯”仪式的音像资料。针对这次仪式，笔者拟订了《普米族宗教田野调查提纲》，委托马先生对仪式的全过程作了完整记录并采集到了数百张图片；2008年寒假，笔者与云南大学朱凌飞博士一起拟订了赴兰坪普米族地区开展文化考察的方案，后来，笔者因故未能前行。而朱凌飞先生一行分别在2008年寒暑假、2009年清明节、2010年春节、2010年暑假共计三个多月时间在兰坪地区调研，不仅完成了对普米族村寨文化及普米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而且就普米族春节期间的祭三脚、祭龙潭、祭山神、当地普米族人的婚礼、葬礼进行了实际的观察，获取了大量的资料；2008年9月至2011年3月期间，笔者委托云南师范大学2008级本科生、来自迪庆州香格里拉县虎跳峡镇松鹤村（原籍金江“巴氐”村）的普米族学生和兆平，来自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九河乡金普行政村的普米族学生和麟杰，利用假期回乡之际，开展社会调研。他们先后到迪庆州和丽江市普米族人较为集中居住的“么额晓”（现大麦地村）、“丹安”（通海路村）、“董夏”、“剌布”（拉普村）、“乃慈布”（凉水沟）、“丹子安”（原意为松林坡，现称大栗树村）、“弄贡”（原意为深沟，现称大马坪村）、“弄贡换朵”（原意为深沟里的坪子，现称小马坪村）以及金江“巴氐”（纳西语，意为普米人居住地）村等村寨进行实地调研，全面收集了这些地区普米族人现存的民俗宗教状况。
2010年2月，笔者赴丽江参与了丽江普米族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就“国内外普米族研究动向”为题，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2011年1月1—5日，笔者参加了在昆举办的云南民族学会普米族研究委员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普米族文化研讨会的材料准备及会务组织工作，编撰出版了《新中国成长的普米人》一书。
2010年8月19—26日，笔者与课题组成员张泽洪教授到青海西宁参加了由中国民俗学会、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昆仑文化与西王母神话国际学术论坛”，借会议之便，先后考察了被学界认为普米族迁徙源头的青海湟水河源头湟源县（丹噶尔古城所在地）、贵德县、青海湖、塔尔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出生地）及互助土族自治县等地的民族风情。在这次调查中，通过与当地来自大石头（地名）的藏族人鲁专乌（男、63岁）、来自青海海南的藏族人赤玛多吉（男、21岁）及土族人瓦里玛西琚（汉名：董玉花、女、65岁）等村民进行交流，得知这些地区的藏族人自称“勿祖”（目前凉山彝族人仍称普米等西番为“勿祖”，而文献中的东蛮三部落中亦有“勿邓”之称谓）、称蒙古族为“措（锁）博”、称古钱币为“董采”、“我不要”说成“阿玛古（库）”等，而这些简单的词源其音和意都与普米族语义如出一辙，由此看来，这一地区的藏族西番人与川滇普米等西番人渊源关系极其密切。会议期间，笔者还与来自四川平武地区的白马藏族人（有学者认为白马藏族人与普米族人同源）宋平女士进行了交流，初步了解了白马藏族人的基本情况。
2011年2月6—20日，笔者与藏族学者、苯教研究专家阿旺加措博士、甘肃卓尼藏族人云草女士、张云梅博士一起考察了丽江、大理、楚雄牟定、玉溪江川古生物化石群等地的民族风俗。
此外，课题在研期间，笔者或借会议、或主动拜见，先后拜访了道教学泰斗、四川大学杰出科学家卿希泰教授，民族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敦煌研究专家、四川大学杰出科学家项楚教授，著名哲学家、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开教授，著名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佟德富教授，纳西族著名学者白庚胜博士，著名学者、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专家伍雄武教授，语言学家骆小所教授，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教授，著名学者、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宗福博士以及著名学者、《历史人类学导论》著者、苏黎世大学坦纳（Jakob Tanner）教授，著名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博士，藏族民间宗教与文化研究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林继富教授，台湾师范大学钟宗宪教授，还有同门师兄、西藏民族学院孙林教授，羌族学者、四川大学邓宏烈博士等专家学者，并就与普米族历史、语言、宗教、哲学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学习和探讨。
通过一系列的实地考察、会议交流、专家咨询，笔者获得了近三十万字的调研手稿和数千张图片，较为丰富的田野资料极大地开阔了笔者的研究视角。
[1]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肖万源、伍雄武、阿不都库秀尔：《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3页。
[3]曹树基：《学位论文的性质、内容与形式》，《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0期。
[4]杨照辉：《羌族普米族宗教巫术文化的比较》，《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5]熊胜祥：《宁蒗普米族葬俗》，载胡文明主编《普米族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402页。
[6]许鸿宝：《丽江普米族婚丧节庆调查》，《民族学调查研究》1985年第1—2期合刊。
[7]李玉成、李玉生：《兰坪普米族的丧俗》，《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8]熊贵华：《普米族“冗肯”价值的多元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9]章虹宇：《普米族的“括鲁”与“仲巴拉”》，《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
[10][日]王孝廉：《从贺兰山到泸沽湖——论摩梭普米族的民族亲缘关系及其文化传承》，《丝绸之路》2001年第S1期。
[11]施传刚：《永宁摩梭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参见[挪威]科恩·威伦斯著，张宇译《中国西南地区的宗教、社区与人类学的真实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
[13]朱凌飞：《玉狮场：一个被误解的普米族村庄——关于利益主体话语权的人类学研究》，《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14]李国文：《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572—599页。
[15]本次考察活动是有记录以来云南境内金沙江南北地区普米人之间进行的首次较大规模的文化考察和交流活动。代表团由原宁蒗县纪委副书记普米族人胡润林任团长，随行人员有普米族学者胡文明、和建全等二十余人，考察团重点对通甸地区的普米族民俗进行了探访。该次考察中，宁蒗普米族人胡卫东还将北部普米族人的服饰大量（男女服饰共二百余套）移植（推销）至该地区，因而使兰坪地区普米族服饰逐渐“流变”，与北部趋同。
[16]喇孜山是当地普米族人的神山，山上有一称“乌角尼可”的山洞，洞里有一形似女性的钟乳石，被当地普米族人奉为“巴丁喇木”女神。当地普米族认为，“巴丁喇木”是繁衍本民族的女始祖，并且是一位美丽善良、聪明能干的女神。传说她只饮清泉水和牛奶、羊奶，因此普米族祭祀巴丁喇木的祭物也只用牛奶、羊奶、麻布、麻线以及丝绒、珠子、银元等，习惯上不献五谷。普米族认为，巴丁喇木女神能保佑普米族妇女繁育及谷物繁殖多产，因此，每年都有成群结队的普米人前往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