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等新型传媒在我国获得了快速发展,人们进入了新媒体时代。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休闲娱乐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并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为亿万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因素。新媒体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经济基础、历史背景、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本来就面临重重困难,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更是举步维艰。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与传播业务,舆论引导与社会管理,民族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社区发展、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疾病预防等方面。

新闻与传播业务研究是当前新媒体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对新媒体本身的特点研究。其中以新媒体类型、特点为主要研究内容。根据不同的标准,新媒体可以分为不同类型。一般根据其载体,分为网络新媒体、手机新媒体、电视新媒体和户外新媒体等形式。研究者普遍认为,新媒体具有快捷性、交互性、多媒体性、容量海量性、社群性等特点。也有研究者从技术性与社会性两个层面对新媒体特点进行了研究。[2]二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影响的研究。有的认为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媒体会面临消亡的危险,即所谓“报业消亡论”；有的认为新媒体为传统媒体发展带来了机遇,即所谓“报业春天论”；有的认为新媒体会促进传统媒体的转型,即所谓“报业拐点论”。三是新媒体广告研究。其中,新媒体广告类型与特点,新媒体广告制作、营销与策划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四是媒介融合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新媒体时代媒介融合将不可避免。王漱蔚的《媒介融合：传媒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认为,新媒介的出现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为不同的传媒提供了资源整合的平台和基础。传统媒介之间、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之间正形成一种互为补充、相互融合的关系,媒介融合俨然成为传媒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周志平的《媒介融合：媒体未来发展的新趋势》也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当今媒体发展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

舆论引导与社会管理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新媒体对舆论引导、社会管理以及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刘学峰在《新媒体与公共危机管理》中认为,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对公共危机的缓解和政府危机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王玉珠的《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的舆论引导策略》指出,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应依托地方权威媒体,占领新媒体舆论空间；加强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打造网络品牌栏目；与时俱进,重视对新兴传播方式的舆论引导。刘宇赤的《论新媒体时代的执政能力建设》认为,新媒体时代对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媒体的有效运用与否,成为衡量执政能力强弱的又一标准。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都必须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把握新媒体时代的机遇,应对新媒体时代的挑战,充分运用媒体来体现并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曲明、聂法良《新媒体时代高校危机管理机制建构及对策初探》认为,新媒体时代高校必须强化危机管理,建立应对危机管理的有效机制,设置高校危机管理常设机构,引导高校管理层树立媒介危机管理意识,提高危机管理水平,以保证高校健康发展。

民族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新媒体对民族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民族文化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程曼丽的《从历史角度看新媒体对传统社会的解构》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社会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加快了人类生活的节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以及消费方式,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姜在新的《新媒体艺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一文,通过对黑龙江图书馆中藏书楼的三维模型构建的考察,认为三维模型保护了文物不被破坏,又使大众可以在千里之外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浏览,起到了一举两得的作用,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是对文物保护和开发方式的新探索。杨璇的《新媒体艺术语境中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认为,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引领着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进程,新媒体艺术运用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的前景是不可想象的。Ruth Lemon的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Mäori Culture and Belief Systems探讨了殖民地毛利人从传统口语到标准书面语言交流系统的发展进程,以及新媒体对毛利文化和信仰系统的各种影响,认为毛利文化所拥有的强大文化根基足以为新媒体领域提供工作框架,毛利人正准备在全球知识经济领域利用新媒体对文化安全提供支撑。鲁鹏军、张富博、张涛的《秦腔的本位传播——新媒体时代秦腔的传播方式探析》对新媒体时代秦腔的传播方式探析认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逐渐迈入信息时代,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戏曲很快就被边缘化。但是,不管媒介技术多么发达,戏剧的现场感都是无法复制的,即使有最优秀的演员、最出色的剧本、最先进的技术,也会缺少声气相求、息息相通的交流,缺少现场的变化莫测的刺激和冒险。本位传播的核心就在于传播的是无法复制的现场感。这是秦腔取胜的根本之道。

社区发展、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研究者认为,新媒体促进了网络使用者对虚拟社区的认同与身份建构,促进社区管理和发展。笔者的《全球网络时代的大众传媒与民族认同》认为,大众传媒在促进民族认同的同时,也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传播提供了途径,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造成了不利影响。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更加快捷,大众传媒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日益深刻。因此,亟须采取措施,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民族认同中的积极作用,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庄晓东就云南网络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认同、身份建构和文化传播进行了研究[3]。孟繁华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进行了研究[4]。Jennifer Marie Almjeld在其博士学位论文The Girls of Myspace：New Media as Gendered Literacy Pract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中指出,博客促进了女性文化和身份构建。Marcus Foth.Helen Klaebe.Greg Hearn在The Role of New Media and Digital Narratives in Urban Plann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一文中分析了新媒体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

疾病预防研究。研究者认为,新媒体为疾病预防提供了有益的手段。谭宗洋、陈思、何景琳的《新媒体时代的艾滋病预防与倡导》提出,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涌现为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更多有益的手段和可行的方法。

目前,学界对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建构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民族层面、异质文化等方面”来探讨“传统/现代”一元对立和“单线式”的社会进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再建构等,其研究涉及传统文化、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宗族的变迁、民族文化的重构、民族自觉等研究领域。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现代性建构研究的主要有：庄晓东将网络媒介及其激发的社会文化变迁置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理论背景下考量,从三个不同的向度——作为媒介使用者的少数民族族群成员及相关社会文化变迁,虚拟世界的真实文化话语建构,民族地区政治博弈、经济发展和现代性变化的过程中网络传播的现代性效能,展开了较为细致和全面的分析。[5]王真慧就市场经济背景下浙江畲族的现代性建构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畲族文化现代性建构的推动因素,制约着畲族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原因,以及畲族文化现代性建构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6]。海阔从关注历史不同人群的视角来探究大众传媒与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7]肖青以“大社会”的宏观历史发展为主线,以“小地方”的“社区史”为叙述框架,在“国家—社会”关系视野中具体展现湖村的撒尼文化建构历程。[8]崔榕研究了湘西苗族在国家力量引导下的文化现代性建构历程,认为其现代性文化的建构特征主要表现为：理性、科学对民间信仰的冲击,权利意识的强烈伸张,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文化开放性的日益明显。[9]李春霞从电视对彝族乡村传统的影响研究了彝族地方性知识的建构与变迁。[10]刘鹤的《抗战时期湘西现代化进程研究》以现代化的角度对抗战时期湘西地区的社会发展进行了研究,总结了促进湘西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和民众思想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并指出战争对湘西现代化发展的影响。[11]此外,也有一些关于传媒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也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现代性建构问题。如陆汉文的《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研究》[12]、钱春莲的《幻影年华：跨越时空的影像作者研究》[13]、田中阳的《双轮：本土与现代》[14],等等。

综上所述,新媒体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研究目前还是很薄弱的。文化变迁是永恒的,现代性是民族文化变迁的特点,现代化与民族性结合是民族文化变迁的最佳选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也是其不断向现代化发展变迁的过程,其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新媒体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因此,新媒体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影响将是不可回避的话题。随着新媒体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宽,从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深化,从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拓展,从单一方法运用向多手段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