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学科是面向多学科敞开的综合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应该允许从多重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在多学科的“视域融合”中实现综汇熔铸。从伦理学视角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就是一种“视域融合”。这种“融合”成功与否，关乎马克思主义者的道德自信。

一　问题提出

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罗伯特·施贝曼曾言：“伦理是人对于现实的成熟状态。”这种“成熟状态”，是为人处世有一定之规的自信状态。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实现为人处世的自信？

“人贵有自知之明”，要树立自信先要自知。就国内伦理学界而言，我们言称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导，就先要知晓用什么指导？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导？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出发，而应重视方法层面的指导意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中蕴含着什么样的伦理思想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道德自信：无产阶级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毛泽东指出了其中蕴含的方法：无产阶级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

功利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思想方法。可是，能用功利主义概括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全部吗？无产阶级功利主义具有何种意蕴？其中又蕴含着何种伦理思想方法？进而言之，随着时代发展，如何以“成熟状态”的理论，去呼应“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要素？

二　研究意义

意义源自问题，研究意义伴随着对问题的回答而生发出来。本项研究的意义也突破了开始提出问题时设定的阈限，从而将其意义提升到伦理学科及生存论这种当代理论关切。

（一）有助于融汇各种伦理思想元素

任何一种伦理学说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统合。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任何一种伦理学流派及其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都囿于“片面的深刻”。国内伦理学者甘绍平指出：“任何一种伦理学流派（康德的义务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契约主义、商谈伦理学等）都难以在思想学术领域占据一统天下的地位。”[3]伦理学不同于哲学的重要一点，就是具有高度的现实人伦关切。伦理学要关切“总体的人”，就需要将各种伦理思想中的有效理念及元素提炼出来，重构为切中现实的理论框架背景，从而通达人的存在。

方法是原则性的、可操控的、有趋向性的理念，有助于我们通达存在——包括以文本形式存在的“精神存在”。如此说来，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研究，从中分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再与其他伦理思想进行融汇，对于关切“总体的人”有着重要意义。

（二）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自身的发展

必须结合时代精神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当代中国，理性启蒙事业未竟，非理性主义思想流行；经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公平正义是人民的呼唤，德性伦理学方兴未艾；个体价值凸显，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马克思主义对于其他学说之所以具有指导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不仅具有经典性，更具有时代性。而其时代性不是初始自明，故需要我们立足时代背景进行阐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吞吐百家、综汇熔铸的过程。如此，方能真正担负起反映时代精神、引导社会道德进步的历史使命。国内学者高国希指出，个人视角尽管依系“背景知识”，却具有总体特征：“从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的观点看，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独特的位置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每一实体都可运用各不相同的观点或过程，从他所特有的角度去观察任一实体和事件，我们的感觉经验都部分地展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而世界中的每一个体都只是以其背景为根据，具有它的总体关系的特征。”[4]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中国的”，也应该是“我们世界的”。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文本需要结合时代所要求的理论维度进行解读。从各种伦理思想方法角度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意涵，对于立足现实生活世界，进而丰富和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有重要意义。

（三）有助于从总体上关切人类命运

伦理指涉现实，伦理学指向应然。如伦理学前辈宋希仁所言：“如果撇开某些特殊问题和次要分歧，可以说伦理学是研究伦理和道德的学问，也可以说是研究伦理关系和人的心术、行为应当如何的学问。”[5]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使人类的心术能够一道“向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使命，从中也可体悟到他们的伦理关切。

我们这个时代，是物质日益富有而精神却陷入“四海为家”乃至“无家可归”状态的时代，是非自然的东西摆满橱窗而“原生态”遭到破坏从而失去自然家园的时代。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考察至今发人深省：“在农村，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粪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巷和大杂院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至于被污染的河流，也散发出同样的气体。但是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他们被吸引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污浊得多的空气……”[6]马克思恩格斯的出身并非“农村人”“穷人”，但却通过伦理思想表达出对后者境遇的深刻关切，因而体现出悲天悯人的“人类关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和一切自然物一样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澳大利亚学者彼得·伊利亚德（Peter Ellyard）勾勒出人类历史的时代变迁——从“蛮荒时代”到“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服务时代”“知识时代”，再到当下的“存在时代”。[7]由此观之，伦理学“革命”必将是从物质到精神、从外向内的“生存革命”，从而在总体上改善人类生存境遇。当此之世，人类必须树立从总体上改善自身命运的自觉性。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开展研究，有助于在树立“理论自觉”的同时树立“道德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