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除了为本人编撰的书作过自序，我未曾为他人的著作作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遵子今之嘱提交的算是我的“处女序”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住在建内5号老学部院内3号楼侧。子今于1985年来北京，在中央党校任教，有时来历史所找他在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同学、我的同事彭卫串门。我们在院子、楼道里见过几面。但真正认识，应该是在1986年(第三届，芜湖)、1988年(第四届，徐州)的秦汉研究会年会上。因为我本来学的是古文字古文献专业，在历史所一开始也是分在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来所里作学科调整，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被撤销，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研究课题本是汉碑，林甘泉先生安排我到战国秦汉史研究室，所以到第三届年会才有机会与秦汉史学界结缘，同属青年后学的子今和我，算是真正的认识了。
1989年我去了北美，1995年应聘至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次年我到广州参加第七届秦汉史年会，算是回归组织，与秦汉史学界再续前缘。这时候的子今，已是成果丰硕、崭露头角，在同辈中脱颖而出了。此后的每届秦汉史年会，乃至一些小范围的论坛、专题研讨会，常有机会与子今相聚深谈，遂成莫逆。
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10年代，子今渐渐成为秦汉史学界甚至中国古代史学界的一个传奇，奇在其酒量和学术高产。老实说，子今的酒量，如果与人单挑，未必能打遍学界无敌手。但他胜在连续作战，即午餐喝尽兴，晚餐尽兴喝，有时喝到走路摇摇晃晃了，一两小时后的宵夜仍能再贾余勇。如此一连数日，谁敢不服?2011年春季学期，子今应邀到香港科技大学客座一个学期，而我因轮到休学术假及香港科大的工作安排，须在北京大学常驻一年半，不能亲尽地主之谊。知道子今嗜高度白酒，在香港难觅知音，愧疚遗憾之余，拜托同样来自内地的陈建华、陈致、张宏生诸友及与子今同时到科大客座的徐兴无代我不时陪酒。不久他们却“闻王色变”，纷纷挂起免战牌了。科大有一家百佳超市，为住校的师生们供应日常生活用品，因市场需求少，高度白酒存货不多，不久就被子今扫空，补货一时不及，子今只好拿低度的竹叶青充数。一笑!
奇妙的是，子今好酒，却对他的学术高产毫无负面影响。在秦汉史学界乃至中国古代史学界，如子今般著作等身而不带水分(即无自我复制、无以编代著，不断开拓新领域新视野)者，虽非绝无仅有，却也罕见。究其实，他的超人饭量应该是原因之一。子今的饭量与其酒量当作等量齐观，尤嗜西北面食，大碗酒、大碗面，具六郡良家子遗风。如此体魄强壮，能量充沛，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天赐优势，当然尚非其唯一优势。子今挟其体力、精力优势，研究写作极其勤奋，即使酒酣耳热，随时可以打开手提电脑，心无旁骛地敲打键盘。他的许多论文，就是在会议期间、旅途中见缝插针完成的。
子今在史学上的创见和成就，于勤奋之外，更得益于他的完整学术训练、文学素养和开阔视野。子今在本科期间学考古，研究生则修读古代史。在“地不爱其宝”的今天，考古(包括古文字)与史学的有机结合已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最佳学术准备。子今不但接受过考古学的科班训练，而且与考古学界持续保持紧密合作，密切关注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多次亲身参与实地考察，这无疑是他历史研究成就的亮点之一。他最擅长的交通史以及之后开发的生态史、区域史、历史地理研究，无不得益于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方法和史料的结合。填补史学研究空白的“王教授”《中国盗墓史》，无心插柳地刺激了本世纪初盗墓系列玄幻小说创作的流行，其学术底蕴就来自考古学与考古实践。
不同于大多数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子今颇具文学天赋。他写旧体诗、写小说，曾同王利器、王慎之等合编竹枝词。所以他写作效率高，历史撰述可读性强，在学术专论和通俗史学之间转换自如，游刃有余。
子今在学术上的开阔视野，源自他的广泛阅读兴趣、强烈的求知欲和开放的思维方式。子今极爱书，几乎是不论什么类型的书，见到就想读、想买、想索要。他的藏书博而杂。因为阅读面广，生性好奇，他对新的研究方法、视野极其敏感，对前沿课题乐于尝试。所以在他的论著中，除了交通史、生态史、区域史、历史地理，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关社会史、生活史、民间信仰、女性的研究和对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研究方法的借用。他的新著《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可以说体现了上述种种特色:史学与考古的结合、流畅的表述和开阔的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多元。
子今在本书后记中说:“我生在东北，长在西北，很晚才第一次见到海。作为个人，我们在海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几十年来，子今其实去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其中不少地方是能见到大海的。但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客座半年，所住的宿舍就坐落在清水湾畔，他天天去锻炼的泳池俯临大海，这应该是他一生中与大海为邻最久也印象最深刻的经历了。或许为了这个原因，他将这篇序交给了我。以我的学力，不足以对本书作全面评介，就谈几点读后感吧。
上古华夏文明覆盖的地域十分广袤，各地区地形复杂，生态、气候和生产生活方式迥异，难以简单化地用所谓海洋文明、大河文明或蓝色文明、黄色文明来概括。从辽宁的长山群岛沿中国海岸南下直至环珠江一带岛屿与海南岛等中国沿海地带，考古学者都已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文化遗迹。中国自古就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西汉皇朝的海岸线比今天的中国还长。当然，正如葛剑雄所评论，古代中国优越的地理条件，催生了内聚型的文化心态和经济形态，结果在历史上，海洋对中国所起的作用不大。拥有1800多千米蜿蜒曲折海岸线的胶东半岛北临渤海，与辽东半岛相对，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遥遥相望，海洋文明的发展空间广阔，历史悠久。不过对战国秦汉时代生活在燕齐地区的人们来说，沿渤海、黄海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就是他们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齐人靠海吃海，视齐国为“海王之国”，管仲建议齐桓公以“官山海”、“正盐
”(《管子·海王》)为富国、王霸之本。传说“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说范·正谏篇》)，则齐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相当高。邻近的鲁人孔丘也许感染到齐人的海洋情怀，发愿说如果“大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以海外的世界为其最后的栖息地。到了秦汉时期，正如子今所论，辛劳的“海人”，多智的方士，勤政的帝王，他们在海上的活动，称得上是中国海洋探索史和海洋开发史上真正的“大人”和“钜公”。《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正是从这一视角，将先秦、秦汉齐人对海洋资源(如鱼、盐)的开发，“将面对海洋的齐人的光荣，秦汉的光荣告知大家”(《东方海王·后记》)。
先秦、秦汉时代的齐人，不仅是当时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的力行者，也是色彩鲜明的海洋文化创造者。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任继愈先生认为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阶段)主要可以区分为四种地区性的文化类型，即邹鲁文化、燕齐文化、三晋文化和荆楚文化(参见任继愈《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地区性》，《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先秦秦汉中国文化区域(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这一分类当然可以作进一步细化或讨论，但齐地确实“具有许多内陆国家所不能有的海洋文化的特点”，即子今所谓“齐文化的海洋因子”。“海上自然景观较内陆有更奇瑰的色彩，有更多样的变幻，因而自然能够引发更丰富、更活跃、更浪漫的想象。浮海航行，会使得人们经历陆上生活难以体验的神奇，思绪可以伸展至极广阔的空间。于是海上神仙传说久已表现出神奇的魅力，而沿海士风，也容易表现较为自由的特色。”(《东方海王·齐文化的海洋因子》)这种特色，充分反映在燕齐的神仙方术和邹衍天下观和海洋观的形成。燕齐神仙方术对战国中后期至汉武帝时期的宫廷和上层社会影响极大，之后成为道教信仰的源头之一。邹衍的大九州、阴阳主运、五德终始学说在当时已惊世骇俗，后来成为建构谶纬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资源。道教和谶纬影响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达两千年以上，而其中的“海洋因子”至今尚未见到充分论述。《东方海王》在这方面的讨论，是富有意义的尝试。
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过秦论》)成就“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的伟业。但“为了”追求长生不死，“误信”燕齐方士徐巿、卢生等，劳民伤财，颇受后人耻笑。《东方海王》却从秦皇巡东海、祀八神、向往三神山、“梦与海神战”、在咸阳秦宫和帝陵地宫复制海洋等史实，揭示出秦始皇“服膺齐人海洋事业的成功，感叹齐地海洋文化的辉煌”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情结。对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心态作这样细腻的钩沉索隐，较之简单化地讥嘲责难他们的迷信、荒谬、好大喜功，显然能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更立体、更多视角、更多层次的历史图景(《东方海王》关于齐地神秘主义文化影响汉武帝时代信仰和政治的讨论，与此异曲同工，此不赘)。
交通史研究是子今的学术强项。《东方海王》下编讨论的“南洋通道与齐文化”和“齐海港丛说”无疑颇多出彩之处。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考证“东海黄公”、“青徐滨海妖巫”和东海“白虎”的过程中，挥洒自如地透过人类学、神话学、文学史的研究视角，得出种种深具启发性的论点和假设。
子今近年来对社会史、生活史、文化史和生态环境史的关注展现出他开阔的史学视野和敏锐的学术触觉。《东方海王》中对青州“海贼”的精彩考证和在灾难史视野下对齐地“海溢”历史记忆的系统整理，即属于他对社会史、生态环境史系列研究的组成部分。从田横“海岛传声”联想到海洋是战国秦汉政治流亡者“逃离权力控制的特殊的空间条件”，为新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徐巿奉秦始皇命出海求仙不复返的故事，古往今来吸引了无数关注，其中不乏严肃的历史学、神话学、人类学探讨。但对徐巿为什么要携带童男女出海远航，至今停留在一些较浅层的解释。子今前几年承担“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课题，对秦汉民间娱乐生活中的“歌童”“歌儿”和神祀体系中的“童男女”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秦汉民间意识中“童男女”的神性或复杂的文化象征意义，是值得探讨的学术命题。他自己在《航海家徐巿·“童男女”的神秘意义》一节中，对此已作出深具启发性的论述。
视野开阔，在研究方法上兼收并蓄，是子今的学术优势。但国内历史学者经常借鉴的社会史、性别研究、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等学科的许多范式、框架和方法，多源自欧美，各自有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背景和学科脉络，各自有其面对的特定问题、语境、处理策略、理论优势及局限性。虽然“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当借用其他学科的某些学术成果或假说来诠释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上的一些问题、现象时，如果能完整阅读所借鉴学科、理论的经典原著，我们对相关问题、现象的诠释可能会更准确、更完整。子今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多次表达过未能完整阅读外语文献的遗憾。我的建议是，扬长避短，子今今后更多地发挥他在史学、文献学和考古学方面的深厚功底，才是王道。
历史文献记载的巨型海洋生物(大鱼、巨鱼、鲸鱼)在渤海、黄海一带海域不时出没乃至集体搁浅，无疑是秦汉海洋生态史上极有趣极值得关注的现象。从秦始皇“梦与海神战”，到秦宫兰池刻石为纪，秦陵地宫设模拟海洋、以“人鱼膏”(鲸油、龙膏)为烛，以及两《汉书》、《淮南子》、《论衡》对大鱼、鲸鱼陆续有记载，可见这种海洋生物及生态现象对当时人们生理刺激与心理震撼的程度。
《东方海王》上编《秦始皇“东有东海”》、《向往与追念:秦地海洋复制》、《航海家徐巿》，下编《“北海出大鱼”:海洋史的珍贵记录》诸节，以及附论《汉代“海人”称谓》，都有精彩的考辨和论述。相关史事年代有先后，各节论述也各有侧重，但讨论对象既然相同，某些史料的援引和有些论点的阐述，难免重叠。或许今后在章节安排上可以作适当调整?意见仅供参考。
吕宗力
甲午孟冬于维港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