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秦二世的巡行速度

如果我们推想秦二世这次东巡是循咸阳—碣石—泰山—之罘—琅邪—朐—会稽—辽东—咸阳道路而行，选择较为便捷的路线，以现今公路营运线路里程计，如果经行直道、北边，总行程当超过10080公里;如果经邯郸广阳道东行，总行程亦在8800公里以上。而秦二世春季启程，四月还至咸阳，虽然行期难以确知，但即使以历时百日计，平均日行里程亦至少达到近90公里，甚至超过100公里。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作为帝王乘舆，无疑已经创造了连续高速行驶的历史记录。

通过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情形的比较，也可以认识秦二世东巡的行进速度: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棺载辒凉车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

……九月，葬始皇郦山。

秦始皇此次出行，总行程很可能不及秦二世元年东巡行程遥远，然而包括“棺载辒凉车中”自沙丘平台回归咸阳(由于李斯等“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甚至“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行经这段路途的情形当一如秦始皇生前)，历时竟然将近一年。从咸阳启程行至云梦以及从沙丘平台返回咸阳，有较为具体的时间记录，仅行历这两段路程使用的时间，已经与秦二世元年东巡历时相当。

秦二世元年东巡有各地刻石遗存，可知《史记》的记载基本可信。《史记会注考证》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关秦二世刻石的记载之后引卢文弨曰:“今石刻犹有可见者，信与此合。前后皆称‘二世’，此称‘皇帝’，其非别发端可见。”陈直也指出:

秦权后段，有补刻秦二世元年诏书者，文云:“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秦始皇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与本文前段相同，而峄山、琅邪两石刻，后段与本文完全相同(之罘刻石今所摹存者为二世补刻之诏书，泰山刻石，今所摹存者，亦有二世补刻之诏书)。知太史公所记，本于《秦纪》，完全正确。[2]

马非百也曾经指出:“至二世时，始皇原刻石后面皆加刻有二世诏书及大臣从者名。今传峄山、泰山、琅邪台、之罘、碣石刻石拓本皆有‘皇帝曰’与大臣从者名，即其明证。”[3]以文物遗存证史，可以得到真确无疑的历史认识。史念海很早以前论述秦汉交通路线时就曾经指出:“东北诸郡濒海之处，地势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东出之途此为最便。始皇、二世以及武帝皆尝游于碣石，碣石临大海，为东北诸郡之门户，且有驰道可达，自碣石循海东行，以至辽西辽东二郡。”[4]秦二世元年东巡，往复两次循行并海道路[5]，三次抵临碣石。所谓“碣石宫”遗迹，应当也有这位秦王朝最高统治者活动的遗存。

秦二世的辽东之行，是其东巡何以行程如此遥远的关键。史念海曾经说:“始皇崩后，二世继立，亦尝遵述旧绩，东行郡县，上会稽，游辽东。然其所行，率为故道，无足称者。”[6]其实，秦二世“游辽东”，并不曾循行始皇“故道”。然而秦始皇三十七年出巡，“至平原津而病”，后来在沙丘平台逝世，乘舆车队驶向往咸阳的归途。可是这位志于“览省远方”，“观望广丽”[7]的帝王，在“至平原津”之前，是不是已经有巡察辽东的计划呢?此后帝车“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只不过行历了北疆长城防线即所谓“北边”的西段，要知道如果巡视整个“北边”，显然应当从其东端辽东启始。或许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时曾追随左右的秦二世了解这一计划，于是有自会稽北折，辗转至于辽东的行旅实践。倘若如此，秦二世“游辽东”的行程，自然有“遵述旧绩”的意义。[8]

从秦二世东巡经历所体现的行政节奏，可以反映这位据说“辩于心而诎于口”[9]的新帝对秦人好慕远行的文化传统的继承[10]，对秦始皇所谓“勤劳本事”，“夙兴夜寐”，“朝夕不懈”，“视听不怠”，以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11]的勤政风格的继承，同时也说明了秦帝国最高统治者对东海风物的特殊偏爱，可能并不是基于个人性格特征的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透露出某种内在规律的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值得重视的心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