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神”祭祀

秦始皇服膺齐人海洋事业的成功，感叹齐地海洋文化的辉煌，首先表现为对“八神”的恭敬礼拜。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东巡，专门祭祀了齐人传统崇拜对象“八神”: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5]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6]，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7]五曰阳主，祠之罘。[8]六曰月主，祠之莱山。[9]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10]，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

来自西北的秦始皇表现了对齐人信仰世界的充分尊重。“八神”之中，“阴主，祠三山”，“阳主，祠之罘”，“月主，祠之莱山”，都“在齐北，并勃海”，而“日主，祠成山”，其位置在胶东半岛最东端，即所谓“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而“四时主，祠琅邪”，琅邪也位于海滨，“在齐东方”。所谓“八神”多数都在海边。《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于是以为“八神”礼祠是秦始皇“东游海上”、“东巡海上”的重要的文化主题:“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11]礼祠“八神”，被看作“东游海上”、“东巡海上”的行旅目的之一。在这样的文化史叙事方式中，以宏观人文地理和宗教地理的视角观察，“八神”明确被归入“海上”文化存在。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一“劳山”条讨论“劳山”名义，也涉及“八神”中之“日主，祠成山”:

“劳山”之名，《齐乘》以为登之者劳。又云:一作牢丘。长春又改为鳌。皆鄙浅可笑。按《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则字本作崂。若《魏书·地形志》、《唐书·姜抚传》、《宋史·甄栖真传》并作“牢”，乃传写之误。《诗》:“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云:“劳劳，广阔。”则此山或取其广阔而名之。郑康成齐人，“劳劳”，齐语也。

《山海经·西山经》亦有“劳山”，与此同名。

《寰宇记》:“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后人因谓此山一名“劳盛山”，误也。“劳”、“盛”，二山名。“劳”，即劳山;“盛”，即成山。《史记·封禅书》:“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汉书》作“盛山”。古字通用。齐之东偏环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记·秦始皇纪》:“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侯大鱼至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正义》曰:“荣成山即成山也。”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12]

顾炎武的考论，得到清代学者何焯的赞同。[1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郑玄所谓“劳劳，广阔”的提示。“郑康成齐人，‘劳劳’，齐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不过，“此山或取其广阔而名之”，可能不是取其“山”的“广阔”，而是说“登之者”凭高望海感觉到的“广阔”。

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泰山刻石有“周览东极”文字，琅邪刻石说:“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又有“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语。又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之罘刻石言“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又有“周定四极”，“经纬天下”，“振动四极”，“阐并天下”文辞。可知秦始皇东巡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权威宣示。但是大海的“广丽”，同时给予来自西北黄土地带的帝王以心理震撼。

之罘刻石“临照于海”、“昭临朝阳”等文字，似乎也透露出秦始皇面对大海朝阳胸中与政治自信同样真实的文化自谦。所谓“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与“望于南海”时会稽刻石“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14]，似乎可以对照理解。借“从臣”、“群臣”态度表达的对“原道至明”和“本原”“高明”的特殊心理，或许体现了某种文化新知或者文化觉醒。而这种理念是面对大海生成的。这也许值得我们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