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税收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中的机制

一　税收理论的作用机理

（一）生产税

生产者根据其产出的数量和价值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生产税，由此构成了他们生产成本的一部分。以美国原油和天然气企业为例，它们需要向国家、联邦以及当地政府缴纳大量的生产税，这些税收使得其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生产税有时候也可能是负的（如补贴），很多国家会给予本国的农业生产相应的税收抵免或者是直接补贴。

图2-5a给出的是从价生产税率对市场的影响。最开始的市场供给曲线为S1，表示国内生产；补偿需求曲线为D，表示消费者需求；P1和QX1分别表示最初的市场均衡价格和数量。当引入生产税之后，生产的供给曲线变为S2，由此消费者面临更高的市场均衡价格P3，比之前税后生产者价格P2要高，而且当处于均衡状态时供给和需求的量下降为QX2。

a+c是生产税带来的最直接的负担，它是政府从生产者那里获得的税收收益。a+b是消费者盈余的损失，c+d是税收造成的生产者盈余的损失。a+c是政府征收的税收收益，所以超额负担是消费效率b与生产效率d的联合损失。

a和c所形成的区域也是生产税所带来的影响。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说生产者支付了这一部分税收，但是实际上这种负担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因为在征税之后，生产者将其商品的价格从P1提高到了P3。税收收益的规模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都是由供给和需求曲线的斜率决定的，而斜率反过来却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决定的。如果需求具有完全的弹性（需求曲线是水平的），消费者价格会保持在P1不变，生产者就会吸收全部的税收成本。如果供给具有完全弹性（供给曲线是水平的），那么消费者就会吸收全部的税收成本。

很多国家对企业的政策是补贴，而不是征税。生产补贴的分析与税收的分析还是存在很多差异的。在图2-5b中，在引入从价产出补贴之后，供给曲线变为S2。新的均衡状态下，产出增长到QX2，消费者价格下降为P3，生产者所接受的价格上升为P2。

就补贴而言，最直接的是给政府所造成的压力，因为补贴是一种从政府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转移支付，它不是政府收益。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总支出为a+b+c+d+e+f，补贴使消费者盈余增加d+e，a+b是生产者盈余的增加。生产和消费数量的增长是一种无效的行为，因为一旦数量超过QX1，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商品，消费者的边际效益都会低于生产的边际成本。这种无效性在图中表现为c+f，它是补贴所带来的超额负担。

（二）消费税

消费税是针对国内最终商品而言的，我们所购买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都包含消费税。生产者在购买中间投入品s时，也需要缴纳消费税，所以消费税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国外的消费者不需要支付其他国家的消费税，所以一个国家靠出口并不能获得税收收益。

在很多国家，消费税税率会因商品种类的不同而不同，也会因购买者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美国的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时往往会支付相当大的消费税，但是如果购买杂货店的商品，消费税就很少，或者为零。私人家庭消费者在购买很多商品的时候都会支付消费税，但是同样的商品如果像教堂或者是其他非营利组织这种机构去购买，就是免消费税的。当消费税为负时，就像SAM中的一些负的消费税一样，就表示补贴，这样购买的成本也降低了。有一些补贴是以食品券的形式发放的，这主要是为了满足低收入家庭生活需要，或者是农民购买中间投入品时予以折扣，比如说购买化肥之类。

图2-6给出的是某一特定的消费税（一单位）对国内市场供给以及对最终商品QQ2补偿需求的影响。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D1为最初的补偿需求曲线，S为国内生产的商品QQ1的供给曲线，商品只在国内消费。QQ1为最初市场均衡时的数量，P1为最初市场均衡时的价格。消费税使得需求曲线移动到D2的位置。在新的市场均衡下，均衡数量为QQ2，消费者需要支付的包含消费税的商品价格为P2，生产者所获得的价格为P3。

税收所带来的直接性的负担为a+b，市政府从消费了的QQ2商品中所获得的消费税收益。尽管这些税收实质上是由消费者来支付的，但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负担是由生产者们共同承担的，因为生产者价格是降低的，从P1降到了P3。税收的超额负担在图中表现为c+d，它表示，当市场均衡数量由QQ1到QQ2的时候，消费者和生产者盈余的损失。不断下降的消费和生产具有无效性，因为当数量在QQ1和QQ2之间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商品，消费者的边际收益都会超过生产的边际成本。

（三）所得税

所得税，也是CGE模型中的直接税收，由生产要素或者是家庭要素来支付，通常表现为土地租金、工资以及资本报酬的百分比的形式。所得税与我们之前讨论的间接税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要是因为所得税不是直接对商品和服务征税，也没有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相对市场价格。比如说，纺织品和服装的价格低于食品的价格。因为所得税不会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产生直接性的影响，一般不会扰乱生产和消费决定，所以比起间接税，所得税具有经济有效性。

但是，所得税确实会影响到税后工资或者说净收益。当所得税低于净收益时，人们便会选择工作少一点，而花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活动。同时净工资水平的下降也会刺激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因为只有获得更多的收益，才有可能补偿不断下降的税后收入。此外，所得税的多少也会对储蓄收益率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家庭收益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这实际上是一种跨期干扰，它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时间和消费的数量，影响了可得储蓄，进而影响了未来生产的投资。所得税同时也会影响到家庭投资组合的分配，因为不同的资产组合税率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利息收入和资本收益就会差距很多。从这个方面来说，所得税的存在可能会对家庭决定形成一些干扰。

虽说所得税对于劳动力供给、储蓄以及投资决定的影响很重要，但是我们所研究的标准CGE模型中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解释，而动态多个时期的CGE模型却需要对所得税的跨期效应进行分析，而且在分析税收效应对个人劳动休闲时间分配权衡时，必须考虑劳动供给的变化。对于CGE模型这两个方面的分析，Auerbach和Kotlikoff（1987）在分析美国税收政策的时候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后来Jokisch和Kotlikoff（2005）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发展，并将其用于分析FAIR行动（FAIR行动是指通过直对消费者征收一种税款的形式来替代美国大多数的税收类型）。所得税的公平性以及收入补贴这两个方面也没有在标准CGE模型中得到强调和说明。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在标准CGE模型中对所得税进行解释，哪怕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因为所得税是一个国家每年收入和支出中资本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即使是标准的静态的CGE模型，SAM中给出的所得税数据，以及其在相应CGE模型中的处理也会有所差异。特别是对于这一种税，所以如果想很好地理解税收是如何影响模型行为的，就要认真研究我们的SAM，这很重要。在SAM中，所得税是生产要素所在的列账户向所得税所在的横向账户的一种直接支付，要素将税后收益直接支付给家庭横向账户，然后所得税列账户向家庭横向账户支付税收收益，所以经济中的所有收益（所得税与税后收益的总和）到最后都给了家庭。

（四）进口关税

图2-7给出的是从价进口关税对一个大型经济体所带来的效应。图表中，S表示进口商品的国外供给。阿明顿假设规定来自不同原产国的货物是有区别的，所以进口种类中不包含国内生产的产品。D1为补偿需求曲线，表示国内消费者在进口免税的情况下对商品的需求。在最初的市场均衡中，进口到岸价格为PM1，进口数量为QM1。

引进关税之后，进口产品的成本上升了t，这样需求曲线就下降为D2。在新的均衡状态下，国内的均衡价格上升为PM2、PM2等于进口到岸价格加上关税t；均衡数量下降为QM2，除去关税的进口价格下降为PM3。

关税对于进口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最直接压力就是消费者通过购买QM2数量的进口商品来向政府缴纳关税，在图中表现为a+c区域。政府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关税收益实质上是购买力的重新再分配，所以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而言，这一部分并不算是一种损失。

第二个影响主要表现为进口商所遭受的压力，在图中为b区域。它表现为一种消费的非效率性，消费者本来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购买QM1-QM2的进口商品，但是由于价格的上升而拒绝购买。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别就在于“盈余”。比如说，当数量为QM2时，消费者以为需要支付的价格为PM2，但实际上在自由贸易中仅仅需要支付PM1就可以，这样消费者每购买一个单位的商品就获得了PM2-PM1的盈余。当数量达到QM1时，消费者在自由贸易价格下所获得的盈余总和即为PM1到D1的三角形区域。a加b所形成的梯形区域即为消费者盈余总和，但是随着对进口商品消费数量的减少，即QM2，以及商品价格的上升，即PM2，这部分盈余便消失了。因为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a区域作为政府的一部分税收收益被转移支付出去了，但是剩下的b部分却是损失了的消费者盈余，因为这一部分没有在经济中得到回收利用。

在一些大国，同时还存在一些贸易条款效应，在图中表现为c区域。对于进口商来说，图2-7中的例子表现为一种贸易条款的收益，因为进口需求的下降使得剔除关税后的进口价格由PM1下降为PM3。贸易条款所带来的收益的大小取决于进口供给曲线的斜率。一般来说，国外出口供给弹性越低（即进口供给曲线的斜率越陡峭），进口商从关税中获得的贸易条款收益就越大。但是，对于小国来说，由于国内市场太小，出口商不能影响到出口价格，那么这时国外供给曲线就是水平的。所以进口价格会保持在PM1水平不变，而且也不存在贸易条款方面的效应。

贸易条款所带的压力是直接的，是对购买力的重新再分配，即从国外消费者到国内消费者购买力的重新分配。事实上，国外消费者所接受的较低的价格是对c区域中消费者向政府缴纳关税的一种补偿，所以国内价格上升的量要小于关税的总量。而对于进口商来说，贸易条款所带来的收益c，却成为出口国进口购买力的一种损失。

由于税收收益仅仅是一种国民收益的再分配，所以在我们的模型中国家福利的变化仅仅包含关税与贸易条款效应所带来的超额负担或者是效率的影响。这样的话进口商福利的净效应就主要取决于其消费效率损失是否大于贸易条款的收益，即区域c。所以，毫无疑问，这对于出口国家来说是一种损失，因为其贸易条款效应是下降的，如区域c所示。

图2-7也向我们说明了关税是如何削减全球福利的。全球福利的损失即是各个国家总的效率损失，在图2-7中就表示为进口商的b区域。在衡量全球福利时，不包括贸易条款效应，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的贸易条款损失就等于其贸易伙伴的贸易条款收益，这种价格的影响仅仅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对购买力的重新再分配，类似于税收收益在国内的重新再分配。我们假设这种重新再分配并不会影响到全球福利（我们在标准CGE模型中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话虽然收入在不同的消费者之间、不同政府和不同国家之间进行重新再分配，但收入总的价值是不变的。如果从一个更加复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会放松这一假设，然后根据最初的收入水平来表现不同的市场参与者的不同价值。有争议的一点，对于最开始拥有少量美元国家的消费者来说，非美元货币所带来的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拥有大量美元的国家。

（五）出口税

出口关税的存在会降低生产者在世界市场上消费商品的价格。为了满足国内市场对重要商品的需求，各国有时候会提出出口关税的限制，像食品或者战略矿产之类的商品。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小麦生产者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是以每蒲式耳小麦1美元的价格销售，那么10％的出口关税会使得其出口价格下降为原来的90％。所以说，出口关税的存在使得生产者不得不将产品的销售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还有一种结果就是促使生产者转向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

图2-8给出的是从价出口关税所带来的市场效应。图2-8看上去虽与图2-7有些类似，但要注意我们对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定义与之前所说的还是有差异的。S1表示一个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供给。由于我们之前假设来自不同国家的商品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不考虑出口商品种类的需求。D表示国外对国内出口商品的需求QE。在最开始的均衡状态中，出口数量为QE1，离岸出口价格为PE1。出口关税的引入可以将生产者价格降低为PE2，然后出口供给曲线就变为S2。新的均衡中，出口量降为QE2，外国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变为PE3。

与进口关税相类似，出口关税对于出口国而言也有三个效应。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关税收益量从生产者转移到政府，在图中表现为a+c部分。对于出口国来说，超额负担或者说是效率效应在图中表现为b区域。生产具有无效性，从税前供给曲线中就可以看，因为之前产出的边际成本要低于国外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考方式，在税前，生产量为QE2时，边际成本为PE2，但是，生产者以PE1的价格来销售，所以一单位商品生产者所获得的盈余为PE1-PE2。所有这些盈余加起来就是QE1，即总的生产者盈余，在图2-8中表现为从PE1到S1所形成的三角形。税收所引起的生产者盈余的损失即图中的梯形区域a+ b。a区域是政府的税收收益，而区域b却是社会净损失，也叫无谓损失，这一部分只能带来额外的税收负担，不能在经济中得到回收利用。

在区域c中，贸易条款收益使得购买力在国外消费者和国内生产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这便是贸易条款收益所带来的第三个影响，这种重新分配主要是由于出口供给的减少所引起的出口价格的上升，价格从PE1上升到PE3。这种转移补偿中，生产者将其部分收益转移给了政府，但事实上，生产者已经将部分出口关税负担通过较高的出口价格转移给了国外进口商。所以，我们在模型中给出的出口大国的假设是符合阿明顿假设的，即在出口市场中，每一个国家都是出口大国。而对于小国（类似于单一国家的CGE模型）来说，世界需求就是一条水平的直线，一旦出口税率下降，生产者的价格也会随之下降。

接下来便是对出口商福利的净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看效率损失是否是大于贸易条款收益的，即区域b是否大于区域c。从c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对于进口国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损失，对于整个世界也是一样，全球的福利很明显是负的，在图中表现为区域b，它是所有国家效率损失的总和。

（六）税收的次优效率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通常都会在同一时期征收多种税，或者是对多个行业征收多种税。鉴于现存的税收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于政府来说，需要采用一种新的税种，或者是对原税种做出一些改革。于是，由税收设定所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中税收所带来的超额负担是由原税种引起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引入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塞和凯尔文•兰卡斯特（Richard Lipsey and Kelvin Lancaster，1956）给出的次优理论。次优理论是说如果在自由市场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市场，该市场由于税收、市场失灵或者是其他经济限制使得该市场缺乏合理性，那么这时该自由市场的均衡在经济层面上可能不是最有效的。举个例子来说，假设现在有一项针对服务业的生产补贴，这项补贴使得服务业的产出超出了当时的经济有效水平，即产能过剩。这样的话政府可能就会开始考虑给予制造业生产补贴。这样，服务业部门的一些生产资源被制造业占用，实际上生产性补贴的出现提高了服务业的经济效率。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的、扭曲性生产性补贴至少会减少其他补贴扭曲效应。当然，有的时候一项新的税收或者是补贴也会扩大现存税收扭曲效应，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若经济中不存在其他扭曲，补贴政策使得制造业的产出上升，对于自由经济市场来说，制造业供给存在过剩的现象。根据图2-5b中效率三角形c+f，可以得到制造业的超额负担有所增加。制造业对经济资源的不断占有也引起农业和服务业生产的下降。

给出的例子只是用来分析这两种税种。包含SAM的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CGE模型可能会涉及更多的税种。任何一种税所带来的福利效应的变化都是其自身超额负担与次优效应之和，模型中的次优效应常表现为另一种税收会减少还是会促进超额负担。

（七）税收的边际福利负担

边际福利负担是指由于现存税种的微小（边际）变化所引起的国民福利的变化。这种福利的变化是由税收收益的变化所引起的，表示每增加一美元税收收益，边际福利所承担的变化。这个一美元的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作为一种尺度来决定政府的某一个项目是否是有价值的，主要是看该项目能否增加税收收益，这是由埃德加•布朗宁（Edgar Browning，1976）发展而来的。这个问题的分析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性意义，因为政策制定者通常都会根据现有扭曲税基制定适度的增税或者是减税措施。

尺度的建立主要是基于每增加一单位税收收益就会引起直接的税收负担以及超额税收负担，直接税收负担是指财税收益从私人支出向政府部门的转移，超额税收负担是指税收给经济带来的过重的效率成本。布朗宁对美国劳动所得税的边际超额负担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根据税收增长结构的差异，税收收益每增加一美元，就会产生9—16美分的超额负担。布朗宁认为，税收收益支持的政府项目，其收益必须要比私人支出项目收益高9％—16％，政府项目就会被取代，否则国民福利水平就会下降。

布朗宁使用的是关于劳动所得税的偏均衡模型，但事实证明如果用CGE模型来分析这类问题可能更加合适。这是因为，CGE模型会针对某一个税种福利效应的变化给出全面的措施。模型不仅会考虑税收变化所带来的超额负担，同时也会考虑与次优效率效应相关的其他税收。此外，CGE模型的福利措施包含着税收变化所引起的贸易条款收益，这一点对于世界市场中的大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同时，很多CGE模型还针对税收的直接负担给出了很全面的措施，因为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一种税收变化会对整个经济中总的税收收益所产生怎样的影响。比如说，香烟消费税的提高可能会引起烟草行业就业和产出的下降，紧接着烟草行业的工资税和生产税就会下降，或者随着消费者支出的重新调整，其他商品的消费税收益就可能会上升。所以，税收收益的总变化除了烟草消费税的变化之外还包括很多其他税收收益的变化。

图2-9中的偏均衡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边际福利负担的概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边际生产税的上升所引起的直接负担和超额负担的变化。S1是免税条件下的供给曲线，为了简化分析，D表示具有完全替代弹性的补偿需求曲线。不存在税收的情况下，P1和QQ1分别为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如果给定特定的（一单位）生产税t1，其大小在图中表现为P1到P2之间的距离，在最初的均衡中已经给出。相应的含税t1的供给曲线为S2。在税收扭曲均衡中，当数量为QQ2时，消费者的支付价格为P，生产者所接受的价格为P2。生产者盈余中总的损失为a+b+c+d所组成的区域。但是其中的a+b+c区域作为税收收益转移给了政府，所以对经济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税收所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图中表现为三角形d。

然后，假设边际生产税上升为t2，在图中表现为P2到P3之间的距离。税收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生产的成本，使得新的含税供给曲线移动到S3的位置。新的均衡状态下，消费者的支付价格仍为P1，但是生产者所接受的价格仅为P3，均衡数量下降到QQ3。生产者所失去的生产者盈余在图中表现为e+f区域（旁边的小三角形区域可以看成是税收引起的微小变化，可以忽略）。政府所获得的新的税收收益为区域e+f，损失的区域为c。随着税收从t1上升为t2，区域c与区域d的和可以看成是超额税收负担。政府收益每增加一美元所带来的边际超额负担表示为超额负担变化与税收收益变化的百分比。图2-9中，随着税收由t1上升为t2，该比率在图中表现为区域c/（e+f-c）。

图2-9给出的偏均衡模型表示的仅仅是征税后的部门其超额负担的变化。前文中提到的次优理论指出，在广泛的经济框架之内，一种税率的变化可能会引起经济中与其他税种相关的超额负担的变化。所以，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边际福利效应的措施可能会涉及经济中所有税种的边际超额负担，同时还包括贸易条款的变化。同样，税收收益的变化是所有税收资源收益的总和。

二　税收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

（一）税收负担的局部均衡分析

一般来说，局部均衡分析假设在一个市场中税收引起的价格和资源分配变化对其他市场没有影响，因此需求与供给曲线是商品价格的函数，此时其他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变。税收负担的局部均衡分析见图2-10。征收税收时，D为商品X的需求曲线，S为其供给曲线，在局部均衡条件下，X2、P2分别为商品的产出和价格，现对商品X征收从价税t，则供给曲线S向上移动到S（1+t），此时，新的均衡产出下降到X1，新的均衡价格为P2（1+t）。考虑到税收负担，生产者的价格从P2增加到P2（1+t），消费者的消费价格从P1升到P2（1+t）。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分配取决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弹性。一般而言，需求曲线越缺乏弹性或供给曲线越具有弹性，消费者承担的税收份额就越高。

（二）税收负担的一般均衡分析

若仅针对一个单一商品进行征税，则局部均衡分析可以完美地描述税收对价格和产出的影响。但现实中因相关价格改变的存在，税收不仅影响了征税市场的资源分配，而且也影响了未征税市场的资源分配，此时运用局部均衡分析就不再适合，更适合于应用一般均衡分析理论。一般均衡市场下的产量税收分析如图2-11所示。在该图中，假设市场包含两种要素供给：劳动和资本。在埃奇沃思盒装图中，A为最初的均衡点，MRSXY= MRTXY。在对商品X征收t的税收后，新的均衡点为B点，此时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上升，而生产者的销售价格下降。如图2-11所示，MRSXY=PX（1+tX）/PY=（1+tX）MRTXY。当均衡点从A移动到B点时，相对要素价格和要素分配均发生了改变。商品X与Y的等产量线相切点决定了租金—工资比。（r/w）A为税前租金—工资比，（r/w）B为税后租金—工资比。在点A，商品X的劳动资本比（LX/KX）高于商品Y的劳动资本比（LY/KY），X与Y的劳动资本比分别以直线OX A和直线OYB的倾斜度表示。在对商品X进行征税后，资本价格相对上升，引起两种商品的劳动资本价格比均有所上升。同时，r/w也开始随着劳动资本比有所升高，由于假设两种要素被完全使用，因此（r/w）B高于（r/w）A。

上述税收负担的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对商品X进行征税，对两种商品和要素均有影响，而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市场需求和供给曲线不能反映其他市场的相对价格改变。

三　环境税下的社会福利

假设实施中性税收改革方案，即对污染产品征收环境税，并同时降低劳动税率，使这两者的税收增加或减少量相等。这种税收政策下的社会福利效应可以表示为：在局部均衡条件下，最主要的福利效应与污染减少相关。环境税收的标准福利效应分析如图2-12所示。假设污染产品收益率不变（即污染产品X的供给曲线为水平线），以及单位污染产品X的消费会对环境造成的损失为d，因此应该把d（私人边际成本）加到供给曲线中，从而决定了新的边际社会成本曲线（SMC）。在不受监管的市场中，若生产X0单位的污染产品，其价格为P0。考虑环境税（庇古税）时，即对污染产品征收d单位的环境税，则将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减少产出到X1水平，从图2-12可以看出，征收环境税带来的环境福利为区域A+B，带来的无谓损失为区域B，环境税带来的社会福利大于无谓损失，即净收益为正。

一般假设环境税收收益（区域C）将最后返还于居民。但双重红利假说的支持者则认为，若将环境税收所得用于减少税收扭曲（如对劳动征税），则环境税会获得额外的福利效应。每减少一单位的劳动税收，均会带来相同单位的收益（等于劳动税收边际损失的收益，劳动税收边际损失是用来衡量劳动税收的效率成本的）。效率成本的衡量是建立在劳动税会减少劳动供给的假设下的。双重红利假说的贡献在于其意识到了环境税所能带来的额外收益，即所谓的“收入循环效应”。

由于双重红利假设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因此环境税的实施相对阻力较小，然而尽管这种假设可以给社会带来正效益，但估计这一净效益的具体值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在气候改变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双重红利假说忽略了环境税与劳动税的交互影响。一般来说，环境税的征收提升了一般物价水平，降低了真实工资，进而减少了劳动供给。换句话说，环境税暗含了劳动税的隐形额外税收，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税的征收也给商品市场带来部分扭曲效应。

四　能源产品能源税与碳排放税关系分析

假设一个国家或地区仅使用一种能源产品，并对该种能源产品征收碳排放税，分析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成本，如图2-13所示。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征收碳税之前能源商品没有被征收能源税，另一种是在征收碳税之前能源商品已被征收能源税。若未对能源产品征税，则其初始价格为P0。为了将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到既定目标排放值，而对能源产品征收Tc1的碳排放税就是必要的。因此，产品的税后价格就变为P0+ Tc1，因碳排放税的征收所引起的无谓损失为区域A。

但若能源产品之前就已征税，则其初始价格为P0+Te。为了达到同样的碳排放减少量，则需征收比Tc1更高的能源产品税，征收额为Tc2。征税后的产品价格为P0+Te+Tc2。假设初始P0+Te的价格为理想价格，则因碳排放税引起的无谓损失区域为B，由于区域B的无谓损失要比区域A的无谓损失大，因此碳排放税的福利成本与之前的税收水平相关。然而，当先前的能源产品税收不处于理想值时，因碳排放税引起的无谓损失将比区域B更大。图2-13说明，能源产品在征收碳税之前是否已征收能源税，对碳税对能源商品的效果及社会福利是有影响的，因此，在分析碳税效果时，需要分析考虑能源先前的税收水平对碳排放税的福利成本影响。

另外，当能源产品已被征收能源税时，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碳排放税收的福利成本与先前的能源产品税收是否合理密切相关。一种假设认为，先前的能源税是合理的，其反映道路建设的边际成本与外部性的边际成本。另一种假设则认为，先前的能源税提高了税收收入，是完全扭曲的税收。

如图2-14所示，若能源产品没有税收，能源产品价格为P0。若征收能源税，能源产品的价格将变为P2=（P0+Te）。若税后价格是合理的，则征收碳排放税后的价格则变为P2=（P0+Te+Tc），对应的福利损失为区域A。若先前的征税价格为P2=（P0+Te），且是完全扭曲的，则征收碳排放税所引起的福利损失将变为区域A、B、D之和，已有能源税的损失将变为区域C与区域E之和。因此，能源市场的碳排放税的福利损失取决于先前能源税收价格的扭曲程度。

一般来说，考虑到当地与全球外部性的边际损失，现有的税收并不是完全扭曲的，而是比理想值（Pm-P0）高。这样包含合理能源税的理想价格水平为Pm。碳排放税的引入会加剧先前能源税的扭曲程度。能源税的福利损失区域为C，但引入碳排放税后，损失将变为区域A与区域B的和，故当现有税收高于理想值时，碳排放税的引入会加剧能源市场的扭曲程度。此外，能源市场的扭曲会扩大其他市场的扭曲程度，因此整个经济体的福利损失就会更大，在这种情形下，可通过削减现有能源产品的现有能源税率来减少碳排放税引起的福利损失。